何晏、王弼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辩论
圣人有情无情之辨是以王弼和何晏为中心之间的辩论。“情”指喜、怒、哀、乐、爱、恶、恨等情感。何晏认为，圣人“无情而有性”，圣人“无喜怒哀乐”，“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王弼则相反，认为圣人也有同于常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故言：“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但圣人能“物物而不物于物”。
何晏的无情说，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观点，他是以性善、情恶为理论依据的，故而认为圣人不该有情。这是在性情关系问题上持彼此对立的二元论观点，在理论上尚欠圆融。王弼的有情说，以性静情动为理论依据，并依照体用不二的原则，认为圣人性情应该一致，不必无情。王弼认为，圣人一方面具有异于常人的一面，但是他亦具有常人的特质。圣人异于常人的地方是他的智慧，但是在情感方面，他和一般人没有分别。当圣人受到外物的触动，他仍具有常人的喜怒哀乐。虽然他有人的七情六欲的反应，但是他不会受到情感的牵累。换言之，圣人的精神境界仍是平静的。王弼分析并得出结论说，情感对人的行为产生推动作用。他认为情感之所以具有负面的影响，只是因为我们不能充分利用这驱使我们行动的动力，受到它的牵累，也就是不能“正其性”；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这种动力，那么情感对人的行为亦具有正面的作用，这就是“以性正情”。
何晏的无情说，把性情对立为两极，神话了圣人，未能很好地处理性情关系。王弼的有情说，视性情为一体，深度地理解和把握了性为体、情为用的体用观，所以处理性情关系更为圆通。

十八、魏晋时期的其他思潮
（补充）
（编者注：此章主要是补充一些背景知识，方便大家理解，考的可能性不大！）
三理
魏晋时期“声无哀乐”、“养生”和“言尽意”三种玄学理论。《世说新语•文学》篇：“旧云，王丞相（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声无哀乐”认为，声音不具有哀乐之情；“养生”认为，人只要导养得法，就能够延年益寿；“言尽意”认为语言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

三玄
指《老子》、《庄子》、《周易》三部著作。《颜氏家训•勉学》：“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元（玄）。”魏晋时期，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通过注解《老子》、《庄子》、《周易》，发挥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大畅玄风，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三部书一时成为名士们的必读书和清谈的中心内容。

清谈
①亦称清议。汉末魏初对人物的品评。《后汉书•郑太传》：“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唐李贤注：“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②亦称清言、玄谈、谈玄。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远离世事、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风气。始于魏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为清谈的基本内容，摒弃世务，专讲本末、体用、有无、性命等抽象玄理。当时世人争相慕效，到西晋王衍辈而大盛。东晋后，佛学兴起，清谈之风渐衰。

崇有论
魏晋时期一种“以有为体”的哲学思想。主要代表人物为西晋裴頠。裴頠提倡崇有论，目的是反对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破斥世俗所崇尚的虚无之理。他认为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所谓无，只是“有之所谓遗者”，是有的不存在的状态。他批评的实际上是何、王思想中的从无生有的宇宙论。按《崇有论》的观点，一切事物的起源都是它们自己生出来的，“无”不过是“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裴頠还用实际生活中的事例，论证了决定“有”的是其他的“有”，而不是“无”。在批判“贵无论”之后，裴頠提出了自己对于自然界的看法：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根据万物不同的形象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一切有生的存在都是有形象的，万物变化与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是客观规律的根源。所以他认为崇尚虚无、强调“无为”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言尽意
魏晋时“三理”之一。言，语言；意，思想。指语言能够完整精确的表达思想。与“言不尽意”相对。西晋欧阳建《言尽意论》：“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何故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认为正确的概念（名）和判断（意）是表达思想、辨别事物的必要工具。概念和判断还可以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概念、判断与事物及其规律的关系，“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因应相关，故“言无不尽”即言能尽意，概念、判断能够完整精确地表达人的思想，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

言不尽意
言，语言；意，思想。指语言不能够完整精确地表达思想。与“言尽意”相对。语出《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也多次论及言意关系，认为精奥之理难以言传，只可意会。魏晋玄学家发挥了这一思想。荀粲认为：“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三国志•荀彧传》注）事物深处的精微之理，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王弼指出，“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极，未足以府万物”。因而名（概念）总是取事物之部分特征（“有所分”、“不兼”）来反映事物；任何一个单独的概念不可能反映事物的整体和事物的规律（“失其常”、“失其真”）。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语辞虽然在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曾起过工具性的作用，但是人一旦认识事物之理（“得意”）以后，语辞也便失去其作用，因为它们不可能如实地反映人所获得的事物之理。从而否认“名”（概念）对实的反映能力和“言”对“意”的表达作用。这一思想还影响到文学艺术，文学家认为真切隽永的审美感受难以用语言表达，强调文学的“文外之重旨”的表现艺术。

试论魏晋时期言意之辨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言”，指言辞、概念、著述等；“意”，指思想、义理、宗旨等。“言”、“意”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就引起了许多思想家的注意。魏晋时期，“言”、“意”的关系问题，引起了玄学家们的广泛兴趣和专门讨论。这一时期的“言意之辨”，基本思想资料源于先秦各家之说，观点仍可分为“言尽意”、“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三派，但在理论上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更为深刻的思想方法论意义。
这一时期的“言意之辨”起端于汉魏之际鉴识人物、综核名实方法的探讨。据欧阳建《言尽意论》所述，魏时蒋济、钟会、傅嘏等论人的才性问题，均引“言不尽意”论。在他们看来，“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因此，“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这种观点发展到晋代张韩达到极端，他主张“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竭力宣扬“不用舌论”。欧阳建针对这些名言无用论的观点，全面论证了言尽意的理论。他认为：“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离开了言与名，人们将无法交流思想，也无法识别人物的同异。他指出，物并没有自然之名，理也没有必定之称，人们为了识别人物，交流思想，根据物、理的不同而“殊其名”、“立其称”。因此，“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名与实、言与意是完全一致的。
曹魏名士荀粲认为性与天道、圣人微言，不可得而闻见。他对《易传•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因此“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表现出一种极端的言不尽意论。西晋郭象以“独化”立论，声称：“言尽形教，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境哉？”强调“忘言遗书”，甚至进一步认为：“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
王弼的言意说则别有新意。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的“夫象者，出意者也”、“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尽意莫若象”等等，肯定了《易传•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同时，他也吸收了《庄子•外物》“得意忘言”的观点，认为“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并且进一步强调了所谓“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这种观点及强调了“得意在忘象”，也承认“尽意莫若象”，可谓本末兼顾，“有”、“无”兼用，是体用一如观念的体现。所以可以说，王弼的“得意忘象”说，是魏晋玄学“言意之辨”中最深刻、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观点。
十九、嵇康
越名教而任自然
三国魏嵇康用语。《释私论》：“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反对世俗名教纲常，认为“名教”违背“自然”，“非自然之所出”，与人的自然本性相对立。“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难自然好学论》），而名教则以繁文缛节“婴其心”、“检其外”、压抑“从欲为欢”的本性。主张摆脱名教束缚，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从欲则得自然”。认为名教礼法是社会欺诈和虚伪的根源，“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指出名教使人“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太师箴》），主张“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达生任性。认为这样便可“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声无哀乐论》），“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答难养生论》），使人性达到一种不扰、不逼，“默默从道，怀抱忠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声无哀乐论》）的自然素朴的本然状态。
（编者注：此题为北大2009年真题。也应是当年的超纲题。）

声无哀乐
三国魏嵇康用语。肯定音乐的深刻感染力和人对于音乐的审美需要。认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声无哀乐论》）。人之所以闻乐而动情，乃是“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对某些传统说法予以新解或大胆否定。认为传为孔子所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首先在于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民安乐，“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圣人以乐“导其神气”，“迎其性情”，而非音乐本身的属性，即“风俗移易，不在此也”；“郑声，是音声之至妙”，感人至深，“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荒废事业，故减损其妙音，“使乐而不淫”。其论点虽有偏颇之处，但体现了对音乐美的特殊性、音乐与审美心理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探讨。
二十、郭象
独化
西晋郭象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庄子•大宗师注》：“天之所生者，独化也”，“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郭象的“独化”说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说，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如他说：“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齐物论注》）“自然即物之自尔耳”，（《知北游注》）“（天）不运而自行也，（地）不处而自止也，（日月）不争所而自代谢也。皆自尔。”（《天运注》）就这方面讲，郭象的“独化”说具有反对宗教神学“造物主”的意义。“独化”的另一方面含义是说，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而突然发生的。这就是他常说的，天地万物“突然而自得”（《天地注》），“欻然自尔”（《庚桑楚注》），“忽然而自尔”（《知北游注》），“掘然自得”（《大宗师注》）等等。就这后一方面的意义来说，“独化”说具有严重的神秘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