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原本是对“女性文学”概念的反叛。
在西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概念的两种不同说法，而“女性写作”则是与“女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不同概念，它不但不遮蔽反而强调女人的生理特征，正如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说的，女性写作的特点是由她们的生理特点所决定的。
在中国，很少人用“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因为它是与“女权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文学”与“女性写作”则比较接近，其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常常局限于文学，而后者则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内容。因为在中文里，“写作”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文学”。因此，在理论上，中国人用的“女性写作”与西苏的理论无关，也就是说，与女人的生理特点无关。但是，事实上，新一代“美女作家”的创作又正是在努力地实践着西苏的身体理论。
二、女性写作三次高潮及特点
1.女性写作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初的“五四”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新文学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冰心，其他主要作家还有陈衡哲、石评梅、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谢冰莹等。
冰心发表作品的时间虽然晚于陈衡哲，却是新文学创立以来第一位可以与当时著名的男作家平起平坐的女作家，并且在小说、散文和诗歌多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
倒是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随着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家们的性别意识开始觉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玲在1930年代前后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第一批作品，以大胆表现女性内心的“性苦闷”而起到了惊世骇俗的作用。但这种出色表现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她加入“革命文学”的创作后，女性意识逐渐消失。
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还有几位重要的女性作家，如萧红、张爱玲、苏青等，她们虽然各有成就，但并没有在“女性文学”上有所突破和创新。50年代以后，情况更不容乐观，一是女性作家本来就不多，比较有名的也就茹志鹃、宗璞等几位，二是这些女性作家创作中朦胧的一点女性意识刚一崭露头角，就遭到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社会主流意识的压制和湮没。

2.女性写作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时期，人们正式提出了“思想解放”的口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被人们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回归，而“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就被看作是“借助于思想的再次启蒙、人性的复苏、人道主义的整体话语而来的”。在这个时期，女性作家的大量涌现，正是文坛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中，最有代表的女性作家是张洁，此外还有张辛欣、铁凝和王安忆，以及戴厚英、谌容、叶文玲、刘索拉、张抗抗、残雪、舒婷、陆星儿、乔雪竹、池莉、方方、蒋子丹、迟子建等。
戴厚英和谌容虽然较早地在创作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她们的创作与冰心的创作一样，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不具有“女性文学”的独特话语。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通常被看作是第一部公开找出“人道主义旗帜”的作品，而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则常常被看作是“改革文学”中的一部力作。这两部作品，正如它们的题目所示，谈的仍然只是“人”的问题，还不是“女人”的问题。
这个时期第一篇称得上“女性文学”的作品，应该说是张洁发表于《北京文学》1979年第11期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作品讲述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爱情悲剧故事。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的女作家钟雨，与一个没有爱情但家庭生活却也和谐的老干部刻骨铭心地相爱了，二人在苦苦的精神恋爱中走向死亡。张洁在此看重的当然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过程。作家的本意只是通过对爱情生活的表现，来抨击世俗观念，呼唤人的平等和尊严，也正是人道主义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作品无意中闯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禁区：“婚外恋”，创作者自身的女性意识也不可遏制地被引发出来。而且，从这以后，追求女性的独立人格，向往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爱情，甚至强调女性在社会上要与男子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等，就成为她创作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是她无意中对女性问题的涉及，那么，她发表于1982年第2期的《收获》上的中篇小说《方舟》则是她有意识地对女性问题的探讨。作品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都是知识女性，她们曾是中学同学，大学毕业后，曹荆华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柳泉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翻译，梁倩则是导演，她们都有过婚姻，都是在人到中年后告别了婚姻。
她们的人生道路充满了悲剧色彩，而这悲剧则主要来自于她们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境遇的冲突。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作家对理想爱情的向往，那么，《方舟》则是作家从理想走向现实后的思考。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都具有很沉重的社会内容，在这方面，《方舟》最具代表性。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我在那儿错过你》、铁凝的《麦秸垛》和《玫瑰门》、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等，大多如此。

3.女性写作的第三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这个时期，一方面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村”中的一部分，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已经把文学挤出了社会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在改革的阵痛中，文学也借机完成了自身的回归，摆脱政治意识的束缚，进入了个人化的写作。
因此，这时期的女性作家可以比中国文学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自由地表现女性意识，并公开承认和坚持自己的性别立场，大胆地书写个人的女性经验，包括性、欲望和女性的身体。“个人化写作”正是这时期“女性文学”的主要特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白，此外还有陈染、徐小斌、徐坤、海男、张欣、须兰，以及更年轻的一批被称作“美女作家”的卫慧等。

林白1958年生于广西的一个小镇，原名林白薇，幼年父母离异，随母亲生活。热带小镇的生活和她的童年经验成为她创作的主要内容。中学毕业后曾下乡做过知青，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后做过图书馆管理员、电影厂编辑和报社记者。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她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和《子弹穿过苹果》初步形成了诗化和情绪化的抒情特点，表现了她心中的完美的女性形象与男性中心社会的强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