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闻捷等人的诗
1闻捷“适应政治需要和吸引读者”的夹缝中寻找创作道路，在大西北做随军记者多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颂歌风”中作品不多，到1955年才成为为人广泛知晓的青年诗人。最有代表性的是组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均收入《天山牧歌》）。
闻捷诗歌的特色：“献给新中国和新生活的颂歌”是闻捷诗歌的主题，但是他写的是内地读者所不熟悉的生活，这种新鲜题材来自于他在边疆的生活，其中对于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爱情的描写是受到读者欢迎和喜欢的原因。闻捷对于这些微妙复杂的感情的关注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充满着趣味和积极乐趣。这符合于时代艺术要求的创作旨意，也是闻捷作品未游历于时代的高明之处。然而为了避免让自己成为所谓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闻捷刻意的替诗作中的爱情男女主人公安上“闪光点”这些曾被高度赞美为“表现了革命青年的理想高尚情操”等闻捷的诗在今天看来，恰恰是真情实感的败笔。
2李瑛、公刘、邵燕祥
李瑛手法上值得肯定，善于细致刻画。
公刘、邵燕祥50年代表现建设者、歌唱建设者的诗人代表。作为记者的邵燕祥，走遍全国进行报道和诗歌创作。
第六章 十七年的小说
一、农村题材的小说、赵树理的小说及“赵树理方向”。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有意识的培养起来的样板，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方向进行创作。1948年赵树理在文坛已有了很高的地位，“赵树理方向”形式上通俗易懂，内容上为农民所喜闻乐见，追求大众化，不能以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高高在上”的看待生活，或是用启蒙的姿态写农民。而是站在农民之中写生活、写农民。
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是从深层上透露了这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思想情感上与农民的不一致，站在高处看农民。从1949年以后的创作看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是为了配合新中国《婚姻法》的出台，响应号召进行的创作，以其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彻底中国传统的叙述方式，展示着乡村生活中的故事。长篇小说《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主要反映的是初期“互助组”阶段）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作品的魅力来自于对农民心理情感的描写，幽默的笔法写了“吃不饱”和“小腿疼”，对这些好吃懒做的人批评之余，隐含透漏出农村妇女在那个时代的几分辛酸。
赵树理对农村生活、农村情感的了解程度是深刻的，体验是真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真实的细节，是他的作品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然而，他缺乏一种对人生的深刻的悲悯和同情，并不是本着宽大的情怀去创作。他嘲笑着那些在农村生活中被嘲笑的一群，只能在政治方向上跟从……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五十年代末，赵树理的时代过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柳青和李准。
李准，五十年代初《不准走那条路》（指的是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为互助合作唱赞歌；1958年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轰轰烈烈的生活，妇女解放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柳青，史诗式的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最有价值）。梁生宝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形象，优点太多，以致于显得并不真实。相反，作家笔下受批判的人物，却写的较为真实。
浩然的《艳阳天》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构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条发展线索。
二、革命历史题材
杨沫《青春之歌》：结构上以主人公命运为线索，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林道静，知识分子在改造锻炼中成长为革命战士的主题，杨沫很好的适应了，并将青春之歌写得不那么乏味，重要因素是：杨沫对自己生活的珍惜。
不足：阶级观念和阶级本质性在小说中的反映；修改版中增添的，林道静在农村接受农民阶级教育和改造是对时代规范的遵从；他热情赞美林道静和卢嘉川，批判和否定了老实读书做学问的青年，这是一种革命价值观，可是在当时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已经确定，这就注定了《青春之歌》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宣扬一种革命的逻辑，却无法在求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倡导革命。
《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者梁斌想把它写成史诗，却写成了一部革命传奇。革命生活给了梁斌等作家以革命理想，对战争和斗争的历程、对人物，他们都是熟悉的，但是往往也是被拔高了的。小说写北方农村各阶级的人物，波澜壮阔的画面，从大革命一直写到“九•一八”，指出了自发斗争的失败的必然性，得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革命的成功。
第七章 十七年的散文
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杨朔等人的散文。杨朔善于结构文章，成为一种雕琢的模式，从根本上是缺乏真实性的。秦牧则以知识见长。邓拓等人的杂文。邓拓是北京是副书记，作官的文人。文革开始时对“三家村”批判，就是针对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批判，其实他们只写了一点社会上鸡毛蒜皮的问题的批判。
第八章 十七年的戏剧
老舍可以说是十七年话剧中最优秀的，为配合宣传而作，但是老舍懂得艺术，在顺从政治之余，他做过很大的努力争取，保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章节。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历史剧：郭沫若是善于迎合政治和现实的，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在1949年之后变的象小丑。然而他是通晓时理的，回避现实，从历史剧中求得创新，是他开辟的一条道路，《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同时作为大文学家，大文人的郭沫若在思想感情上对蔡文姬是有感情的，这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动人之处。《武则天》则为武则天翻案。
田汉，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伟大剧作家关汉卿。《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代表着当时的一般潮流。作家们接受教训，回避生活纷纷进行历史剧的创作时，中宣部、文化部对这一现象是担忧和不满意的。“写十三年”口号被柯庆施提出，与此同时 ，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亿苦思甜”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等现代戏剧涌现。“告戒青年一代继承革命传统，保持革命本色”为主题的。《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与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观念一致的。取材于民间传说的《刘三姐》，改编自历史剧的《天仙配》、《秦香莲》调和了当时一切戏剧都讲政治的格局。
第九章 文革文学
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将二者截然分开的文学史观来自于两个文学时段的观念对立，文革文学以江青为代表，而十七年文学以周扬为代表，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江青说十七年文学是一条资产阶级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文艺和周扬等人的实践，而认为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粉碎“四人帮”之后，十七年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也得以重新占据文坛，清理文革中的文艺队伍，被冠以“帮派文艺”的江青文艺受了批判。然而，二者实质上是一种继承发展的关系，因此不能割裂的对待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后者中的主导思想高度的强化了，也就是说，文革文学是更符合毛泽东文艺要求的文学。
文革前期文学：文革以林彪事件为标志划分为前后期。
1文革的开始，1956年吴晗《海瑞罢官》遭到批判，当时叫“学术批判”这一运动中，毛泽东亲点的领导小组中包括陆定、彭真等在后来被打倒的人。1966年春，“三家村”遭到批判。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开始，开始时仅限于各大高校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运动过程中，矛盾分歧慢慢出现，学术权威成为校长们所包庇的对象，于是矛头指向了校长和他们背后的中央领导。邓小平、刘少奇派工作组领导学生的造反运动，实际上则是逮捕了学生领袖，镇压了学生运动。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了刘邓的“错误”，并接见了学生领袖和红卫兵。从1966年8月开始，著名作家相继遭到批判，叛徒、特务、黑帮分子等帽子剥夺了他们写做的权利。作协和中宣部都瘫痪了，全国文学报刊除《解放军文艺》之外都停刊。
2“文学空白”说的评价，事实上文学还存在，因为《解放军文艺》还存在和若干报纸的文艺副刊还存在。“红卫兵文学”大量充斥，他们没有刊号，没有统一的机构，但是却统治着一时的文化界。红卫兵创造中以诗歌居多，青春的激情和爱憎分明的背后体现着狂热盲目、个人崇拜和浓郁的火药味的暴力倾向。反文明、反人性倾向和恐怖主义色彩与人类文明的主流的健康价值标准是相悖的。对暴力的歌颂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革命洪流的追从，忽略了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更谈不上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对战争的盼望，对英雄的歌唱，极端的显示出一种恐怖的美（法西斯美学）。《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真诚的情感却给历史留下带着毒素的作品，见证着那个时代的狂热和盲目。
文革后期文学：文革前期没有固定的刊物，作家被关入牛棚改造，“红卫兵文学”兴盛。文革后期政治动乱有所平息，实现了全国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实际掌握了全国政权，红卫兵上山下乡。毛泽东“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于是文学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
1一大批曾被打倒或批判的作家从牛棚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创作。
2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纷纷复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刊物。
3大搞群众性创作，国家通过行政力量鼓励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成立群众创作组（与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相似，天津的小靳庄是典型），这一方式，却真的培养了一批新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活跃在文革后期的文坛上。这一时期代表刊物：《朝霞》、《学术与批判》。
然而权利对创作的控制仍是严格的，只要经过党组织盖章批准后，作品才能发表。“约稿”情况占大多数，以配合政治意图。因此，当时作家都学会了两种作品的创作，一种是写给刊物发表的，另外一种是私下写的，给自己看。
（一）样板戏
样板戏出现于文革前期，但是经过不断修改，到文革后期定型。钢琴伴唱《红灯记》、《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代表了文革文学的最高成就。样板戏宏扬革命理想，为政治服务，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是主旋律。大力宣传政治思想，塑造英雄人物表现某种革命哲学，却留下了它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回避人性和英雄人物性格单一片面化。“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所以的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二）浩然及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体现文革小说的精神面貌，从互助组到农业合作化到农民公社，反映出文革时期更为激进的创作意识。
（三）张永枚和他的诗
张永枚从1957年到文革都很受重视，文革中受江青的亲近和扶持，更是一帆风顺。《西沙之战》反映中越西沙战争，把江青的“把敌人从西沙赶出去”写入诗中。
（四）影视作品
《春苗》对农村赤脚医生的歌颂，对城市医生的丑化，反文化特点和倾向在这一时期是明显的。《决裂》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占领我们的学校的思想下，反映教育改革，否定和嘲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第十章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从黄翔到郭路生：黄翔是从事地下文学创造的第一位诗人，他出身不好，小学辍学，在自己家里看父亲留下的五四时期的书，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学著作和中国民主时期文学中的思想，这使他和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与监狱结下了不结之缘，文革结束后，他带了一百多张大白纸抄的《火神交响曲》去北京张贴，一个月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刷下标语“必须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后来又希望美国总统插手中国人权问题。郭路生（食指），优秀的诗人是敏感的，但是过分的敏感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文革年代，郭路生是很早的觉醒者，于是他很孤独，《相信未来》的叛逆味并不重，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为主。《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知青诗歌的起点（是北京第一列上山下乡的火车的开车时间）。北岛、芒克、多多都深受食指的影响。
知青之歌与白洋淀诗群：从郭路生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开始，下乡的知青开始了他们并不一定自觉的与主流意识相悖的诗歌创作。同时，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单调无味，思想的苦闷无聊使他们开始了传书，甚至开始协作和相互传抄。舒婷就是在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写诗的情况下声名远播的。顾城在文革时期随顾工到山东农村下乡，跟父亲一起放猪，但是心中还怀着一些梦想，于是就写诗，最后还发表了。然而知青创作并不是都有着顾城和舒婷这样的经历。他们的诗歌作品离主流意识并不远，但是也不主动的迎合主流意识，他们不再歌颂上山下乡的喜悦，他们写对亲人的思念、对情人的依恋、对寂寞和无聊的插队生活的排遣。但是后来出了“任毅事件”，知青们有了保密的意识，地下文学因之而得名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