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再度兴起
   （3）作为知识性了解的，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与上海孤岛“剧场戏剧”的三股潮流。一是历史剧创作的繁荣，包括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等的代表性历史剧作；二是知识分子题材的剧作，包括夏衍、宋之的、于伶、吴祖光等的剧作；三是讽刺喜剧的发展，包括陈白尘、袁俊等的作品。应对这些潮流兴起的社会和心理的原因有简要的分析。
   （4）其中对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与《芳草天涯》应有较多的关注。前者的特色在于表现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严峻挑战所经历的心理困扰与自我否定的痛苦过程。后者则更深入探索知识分子敏感的精神世界，都是现实主义的成熟作品。在分析两剧所保持与发展的剧作者艺术个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其所代表的本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剧作的共通模式，即：正面描写普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性格矛盾，展示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注重时代现实的表现，以及内心世界的发掘，等等。《芳草天涯》因对“一切从政治出发”的创作模式构成挑战，曾引起有关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的热烈论争，对此也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三、沦陷区：职业化、商业化的“剧场戏剧”的繁荣
   （5）大致了解1944年前后沦陷区北平和上海出现过话剧创作与演出的高潮，是现代戏剧史上罕见的现象。职业化和商业化的演出更注重“市民性”，通俗话剧得以风行。由于较少政治色彩，有追求艺术创新的空间，也促成了一些较有艺术质量的剧作的产生。其中扬绛的两部喜剧可作为考察的重点。


第三部分  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指的是1949年之后的文学。（该概念并不科学，可是已经约定俗成了）
导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用？
文学不是件值得被加以神圣化的事物，艺术亦是如此。在这个文学已经失去其客观标准的年代，没有人不能被称为“作家”，而文学作品的好坏功过，也是褒贬不一，唏嘘四起的。可是文学是有价值的，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其价值何在？当代文学中，可以了解五十年代的当代中国历史，并且是不同于“中国当代史”的真实的，逼真的历史。通过当代作品了解社会和人生即使中国当代文学非常糟糕，也无法否认优秀作品的存在，从中映射出的作家的人格与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中国当代文学”好学习（研究）吗？
面临多重困难：
1 想要全面的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中国大陆文学，每年长篇产量至少是300部，量大。所以只能有选择的读。
2 离我们的生活太近（无需考证可以是这一特点的益处）。在的当代文学作家很多，所以对于当代文学的评论并不客观，说“好”的评论文章往往是文坛“哥们儿”的“杰作”，势力强盛的作家使人们抱着“惹不起就躲”的心态……
3 离政治太近。私下里还有真话存在，越是在乎的场合越是谎言当道。“求真”的九原则难以在当代文学中贯彻。
三、当代大学教育的缺陷
基础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的残缺，每茬人的努力都只能是从零开始，因为前辈的足迹已被掩埋于历史的风沙中。“穿越遮蔽，逼近现场”的精神及能力是我们需要的。
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能力）的必要性
充满虚假的现实中需要使用理性（现实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来培养顺民，顺从（盲从）。
第一章：新规范的确立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政治工具：“新”规范指导了所有作家，影响了所有的文学创作。
一、新规范的源流
1942年延安，当时只能延安边区的新规范，在1949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文化上也很快占领了全国。
三十年代：
（1）左翼文艺运动（上海大都市形成，严格说来其作家不是知识分子时征，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是不尽相同的，“左翼十大西北地方合流”形成延安文艺）。
（2）革命文学运动：创作社，太阳社
（3）五四新文学运动，其与1942年之后的“新规范”究竟是否存在关系？继承关系？
“五四”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徐稚英先生最早明确提出）因此，也可以说是“启蒙文学”“救亡文学”（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
“启蒙和救亡是双重的变奏”。李老师认为：五四改变中国的精神，更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启蒙，是比救亡更重要的，而不是该为救亡所压倒。
启蒙的基本点是人的个性和自由。战争中步调统一的需要，困难当头国人的爱国情绪，使“启蒙”不得不被打断。一直到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启蒙救亡变奏”的文学论点。然而这一论点是不全面的。
启蒙+救亡+翻身，中国传统固有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手段，在五四时期，“十月 命一声炮响”的推动，人民族阶级和影响下有了发展。新规范的源头是翻身而非救亡。
30年代左翼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目标下的团体。“工人无祖国”的思想使他们看重的不是“启蒙”，也不“救亡”。只当“救亡”成为挡在“翻身”前的必经之道时，他们才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韦君宜晚年的《思痛路》回忆延安窑洞时期知识分子的希望破灭和遭受的压制力量。萧军、王夕照等人因无法忍受政治对文艺的绝对领导而愤然，结果遭到不平待遇。
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对比苏联，同样在压力之下却有文学作品大胆地真实地坚持文学道路。为什么在1949以后的中国，20年中却顺从地服务于政治？
（一）50年代一系列文学批判运动（持续不断的文艺批判）
1.对萧也牧的批判
《我的夫妇之间》（短篇）“知识分子眼光看工农干部”。
2.对《关连长》的批判
赞扬中中人民解放军下级军官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以“歪曲我军战斗精神”的名号被判。
3.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 （五四时期北大学生，胡适的大弟子）
同俞引起对胡适的批判 （胡适在文学界影响太大，毛泽东想要做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新红学的运动的是“君”和“师”，实现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统治）。
4.对胡风的批判（鲁迅的追随者）
“固执”地坚持着鲁迅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以“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名号受批判。
（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马、列，检查过去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毛思想代替。
（三）作家的体制化——根本原因
50年代的有作家都被编入各自“单位”，本身的“自由职业”性质已被打破，“吃饭是重要的”，体制的力量使文学的大一统成为可能。
三、大一统格局下的实践后果
中国文学终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比任何一个朝代、时期更甚，更广泛和更彻底地)。5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歌颂党、领袖、解放军、新中国的欣欣向荣、抗美援朝、包括实际上有着强烈抵触的胡风公开发表的诗歌。
小说、散文……没有人写困难，没有人写存在的问题。“要据政治需要去创作”。“用阶级分析演绎文学作品”“爱、恨的复杂心理感情被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由此不可避免。甚至连毛泽东，周杨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并要求克服文学的“公式---概念”化，可是在今天看来，只要文学仍然充当着政治的工具为其服务，就注定无法走出这种模式作家们“深入生活”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工农大众的生活。可是什么才是深入了的生活，即生活的真实呢？时代要求作家反映若干亿工农兵的生活真实，可是当他们真的深入到生活中，他们看到的并不尽然是阳光明媚，当他们把这些生活的真实反映到作品中，就遭到批判，被诘问以“你看到了多少中国工农”，贯以“歪曲社会现实”的各号，受到批判 和压制。于是，50年代的文艺界，出现了诡辩的方流论、本质论。作家们只有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红头文件中，毛泽东的语录中去把握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统一的虚假。于是被称作了“主流和本质上的真实”。柳青《创作史》无疑是文革前十七年当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长篇作者本人也是有良心的作家。
“梁生宝和改霞的恋受”在后者进城当工人的结局中结束，忙于合作社的工作使二人终不成眷属。可是真实的生活是“改霞”的原形“林改改”“提高自己觉悟，为革命贡献青春”------嫁给了前线的伤残兵。柳青的作品中没有这样的内容，并且显然回避着这些。
第二章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文学的突围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郭沫若、艾青已经 从女神的光芒突进和大堰河的深情饱满转变为工农生活的歌颂者。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与其先前提出 的“二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是矛盾的。
原因何在？经济要发展，光靠工人加班、农民合作是不够的，科学技术是必需的。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必须为其创造一定的宽松环境。这一时间，毛泽东在大知识分子面前的自卑感已经被克服得不错，全国上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象给了他良好的自我感觉，马寅初还率北大教授邀请毛、周、刘、董等做他们的老师……天下太平了，可以让思想文化界开口讲话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需要，是毛泽东心理上的一个要求。1956年，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总结斯大林教训的必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于是有了“双百方针”的实践。上述背景之下，我们要关心的是----文学发生的变化。
二、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观
1956—1957：百花待放。小说：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阴暗面、社会生活的问题及矛盾为一些作家所关注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林震”vs“刘世吾”。李国文《改选》政治生活的不合理，一心一意为工人的干部永远上不去。耿龙祥《入党》，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也有人认为是报告文学）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深处，表现人情、人性、人道精神。农村干部为琐事所扰，无暇考虑建设的事实。宗璞《红豆》50年代短篇最优秀之一，简单而动人，“江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豆回忆，探索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邓友梅《在悬崖上》革命者的外遇。50年代文学作品中还不是完全没有“love”，可是却呈现以下趋向：高度纯洁化（“性爱”与“肌肤之亲”不可能出现在共产党人正面人物身上）高度简单化（爱他/她什么？能劳动）。
诗歌：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干部的工作状况，揭示官僚主义作风。
公刘 “红小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6，公刘的创作发生巨大变化。1.他看到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禽兽篇》。2.近30岁的公刘首次陷入情网，自比“迟开的蔷薇”。
邵燕祥：叙事诗《贾桂香》，封建意识对新时代表年的迫害。流沙河：《草木篇》。白杨“纵然是死了吧，也不肯向谁弯一弯”人格独立的向往。
戏剧：海默《洞箫横吹》，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团支部书记的爱情给予的压力。岳野《同甘共苦》进城做官的革命者的乡下“黄脸婆”和“城市新娘”当代史上惟一一部反映该类题材的作品。“不能写成悲剧”的苦衷使岳野无奈之下给了戏剧“大团圆结局”。
报告文学：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队长、书记的微妙关系。《本报内部消息》报社内部的问题。两部作品。1957年，反右斗争中，上述作品大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被打为右派。（1979，《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