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国革命，德国社会各阶级有不同的反应：封建统治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农民和工人表示热烈欢迎，个别地区有自发性的起义事件发生，但很快就遭到当地反动统治者的镇压；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度感到无限兴奋，他们认为前一代启蒙思想家所梦想的“理性王国”即将随着革命而实现。但德国的资产阶级是脆弱的，它主要还是依附封建势力而生存，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能抽象地赞同革命，却没有实行革命的要求和能力。他们既不满封建的专制制度，又害怕自下而上的斗争，所以在法国革命逐渐深入，尤其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除了少数人如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1754-1794)等以外，大多数都吓得倒退了，有的甚至成为革命的反对者。在贫穷落后的德国，哲学家和诗人只能在精神世界中创造资产阶级的理想图像，例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歌德、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和一些浪漫主义者的梦幻，以及贝多芬的音乐等，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一时期的哲学和文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康德企图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互相敌对的世界观，在他承认客观世界即“物自体”的存在的同时，又宣称这个“物自体”是不能认识的，可能认识的只是现象世界。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以及他对天才、自由、艺术即游戏之类的概念的阐述，替浪漫主义运动奠定了哲学基础。他把艺术和审美活动看作自然界的必然王国和精神界的自由王国二者之间的桥梁，这一思想对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也起了影响。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曾对此加以发挥。费希特摈弃了康德的“物自体”，把“非我”看作“自我”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他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之大成，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绝对理念的“另一体”或自身发展的结果，他发扬了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辩证思想，在哲学和艺术理论中都建立了历史发展观念。谢林则宣扬自然和精神、客体和主体在“绝对”中的统一；他说，自然是看得见的精神，精神是看不见的自然。这种哲学对浪漫主义运动有很大影响。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不同于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更不同于德国启蒙文学初期高特舍特倡导的对法国古典文学形式的模仿。它是在德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8世纪80年代，歌德和席勒先后脱离狂飙突进时期，在法国革命前后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逐渐形成他们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发民，日益接受所谓人道主义的理想，他们企图培养完整的、和谐的人。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传统，但是削弱了后者的反宗教、反封建的内容，而提倡以宽容和妥协来解决情感和理智、自由和法则、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在艺术上要求形式完整，语言纯洁。他们接受了温克尔曼用以概括希腊艺术特点的“高贵的单纯和宁静的伟大”的看法，把希腊艺术作为典范，同时也从民间文学里吸取养分。但他们回避革命，不想通过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来改造人，只想用抽象的理想来教育人，甚至企图在“和谐”中维持旧的社会秩序。这种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人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人，所追求的自我完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虽然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弱点，但它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向前看的，它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成就。与此相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多数是消极的、向后看的，甚至是病态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于18世纪90年代，结束于19世纪30年代。当“古典”主义主要只能由歌德和席勒这两个名字来代表时，浪漫主义则拥有大量的作家和诗人。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除诺瓦利斯出身贵放外，史雷格尔兄弟、蒂克等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曾一度表示欢迎，随后由于对法国革命暴力的恐惧和厌恶，才否定现实，向后退却。他们缅怀过去，歌颂封建的、教会的中古时代。他们标榜要创造一种“新”的文艺，实际上这是一种反动的文艺。他们继承了狂飙突进运动崇尚情感、不受理性约束的方面，却丧失了狂飙突进文学中那种战斗的、反封建的精神。在艺术上，同启蒙时期文学相反，他们混淆文学艺术种类的界限；同“古典”主义文学相反，他们的作品形式散漫，语言含糊甚至怪诞。他们写出大量作品，艺术上的成就却很有限，政治上则越来越趋向反动，标志着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投降。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成为十九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先驱”了。
在拿破仑占领德国的时期，德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爱国情绪高涨，涌现出爱国歌手如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769-1860)、台奥多尔•克尔纳尔(1791-1813)等，他们抵抗法国侵略，号召人民起来行动，尽管他们的思想中含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时势所趋，一些较晚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创作辞藻华丽、充满怀古情调的作品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到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们中间，有人写出爱国诗歌，有人挖掘中古时代的文学遗产，有人搜集和整理民间童话和民歌。也有个别作家在反对市侩习气、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作品中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因素。此外，浪漫主义者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有过卓越的成绩。这可以说是德国浪漫主义派对德国文学作出的带有积极性的贡献。
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封建势力非常猖獗，浪漫主义文学内容更为空虚，不少浪漫主义者美化封建贵族和天主教教会，给腐朽的封建制度穿上妖冶的服装，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文化助手。这期间老年的歌德却密切注意欧洲先进国家的进步事物，继续进行创作。他反对文学中一切神秘的、宗教的、蒙昧主义的倾向，不断地谴责浪漫主义脱离现实和敌视人生。他说，“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但他晚年的作品，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不能说纯粹是“古典”主义的，其中含有不少积极浪漫主义的成分。与此同时，青年海涅已经写出清新生动的抒情诗和尖锐地讽刺德国落后现象的散文，预示德国文学中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他的创作本是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开始的，但他后来却“用鞭笞答谢了老师”。
歌德在1775年接受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到魏玛任枢密顾问，担任军事、交通、财务等行政工作。意大利旅行(1786-1788)归来后，他摆脱了行政事务，从事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并领导魏玛宫廷剧院27年之久(1791-1817)。除少数几次旅行外，他长期居住魏玛，1832年逝世。
歌德初到魏玛的十年，是从狂飙突进运动转入“古典”主义的过渡时期。他到了萨克森—魏玛公国，本来抱着一套改良主义的想法，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改革，但是没有成功。这时期他的主要创作是一些抒情诗和叙事谣曲，如《致月词》、《浪游人的夜歌》、《迷娘》、《魔王》、《渔夫》等。这些诗是青年歌德诗歌的继续，但是已经失去《普罗米修斯》那种反抗的精神，而代之以更多的抒情因素。到了80年代初期，他的诗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内容越来越多，他笼统地赞颂人的“高贵”、“友爱”、“善良”(如《神性》)。同时，他的某些具体工作如视察矿山等使他渐渐对自然界发生兴趣，他研究了地质学、生物学、解剖学，这对于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和进化论观点起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1786年，歌德到意大利旅行。他在意大利停留将及两年，研究古希腊、罗马艺术，接受了温克尔曼的艺术观点，形成了他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在意大利，他完成了1775年就已开始的悲剧《哀格蒙特》(1788)，把1779年写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散文稿改为无韵诗体(1787)，回到魏玛后，又写出八十年代初所计划的《托夸多•塔索》(1790)。这三部剧本，第一部标志着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过渡，后两部则是歌德“古典”主义初期的代表作。
《哀格蒙特》的剧情发生在16世纪尼德兰反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剧中主人公总督哀格蒙特伯爵为尼德兰人民所爱戴，但是他对敌人态度游移，不够坚强，最后被西班牙派来镇压尼德兰人民的阿尔巴将军逮捕处死。歌德在这里创造了哀格蒙特的情人克莱尔辛的感人形象，她来自民间，质朴忠实，在哀格蒙特被捕后，她勇敢地呼吁市民起义。但是往日表示拥护哀格蒙特的人们都慑于阿尔巴的威力，不敢行动。她呼吁无效，服毒自杀。哀格蒙特在临死的前夕，梦见克莱尔辛化作自由女神在云中出现，宣示他的死亡将给尼德兰带来解放，并且递给他胜利的花环。这个剧本还贯穿着像《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那种狂飙突进、反抗暴君、争取自由的精神，但是歌德把历史上反动的哀格蒙特写成一个正面的理想人物，把尼德兰解放战争中进行过英勇反抗的人民写成无能的群氓，这反映出歌德的历史唯心主义和轻视群众的观点。
“古典”主义诗剧《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在德国文学史上和莱辛的《智者纳坦》、席勒的《堂卡洛斯》相提并论，被称为最突出地宣扬人道主义的三部剧作。歌德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想在这个剧本里表现得最为完整，他宣扬人道主义的胜利，竭力要使人看到人性的感化力量，其结果，伊菲革涅亚这个形象既不是希腊时代的，也不是当地德国的现实中所能存在的，只是诗人头脑中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榜样而已。
《托夸多•塔索》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菲拉拉公爵的宫廷诗人塔索和公爵的大臣安托尼俄的争执，反映了当时歌德切身感到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即艺术创作和为宫廷政治服务之间的冲突。这个剧本说明诗人若不愿沉沦毁灭，就必须和现实妥协。但它更多地是反映出歌德在魏玛宫廷中的苦闷。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歌德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却又否定它的暴力手段，并对革命中的群众力量缺乏理解。他写了一些蔑视群众、嘲讽革命的诗歌，如《威尼斯格言诗》(1796)中的一部分，以及戏剧如《市民将军》(1793)、《激动的人们》(1794)等。歌德主张政府须顺应时势进行改革，来对付革命。他在不少作品里都表达了改良主义的思想，这充分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懦弱和它的反动性。被称为“市民牧歌”的《赫尔曼与窦绿台》(1797)是一部用古希腊六步格诗体写成的叙事诗，叙述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占领莱茵河以西地区后，德国人大批向莱茵河东逃亡时在半天内发生的一段故事：金狮饭店店主的儿子赫尔曼和逃亡人群中一个女子窦绿台的爱情。歌德在这里主要歌颂了德国小市民安分守己、害怕革命的保守思想，歌德自己曾说：“我试图把一个德国小城生活中的纯洁的人性，在叙事诗的坩埚里从矿渣中分化出来，并想把世界舞台上巨大的运动和变迁，用这面小镜子来予以反映。”这里所谓的纯洁的人性，无非是对于小市民的庸俗安定生活的美化。
1794年以后，歌德和席勒日渐接近，彼此密切合作，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十多年内两人都写了许多重要作品。歌德在这时期内完成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浮士德》第一部(1808出版)，以及前边已经提到过的《赫尔曼与窦绿台》。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歌德用他1777至1785年间写的一部小说稿《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为基础，加以改编和扩充写成的。德国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剧院，企图通过戏剧教育群众，以求得在精神上统一德国，莱辛、席勒以及当时一些民族剧院的创办者，都对此做过很大的努力。《戏剧使命》也反映了这种资产阶级的愿望和企图。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威廉•迈斯特不满意他身边的狭隘庸俗的环境，投身于他认为拥有广阔天地的戏剧事业，想建立一所民族剧院。他幼年就爱好傀儡戏，到了青年时期，他经常到剧院看戏，爱上女演员马利亚娜，不久由于误会和她分开，随后加入一个流动剧团。这个剧团到处流浪，有时也受雇到贵族府邸去表演。但剧团的实际情况和他对戏剧的理想有很大距离，他感到失望，最后发现了莎士比亚，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亲自串演哈姆莱特，想成为德国的莎士比亚。《学习时代》把一部原来主要是描述戏剧生活的小说发展成“教育小说”，作者在其中树立了“古典”主义的人生理想，即不断地克制自己，培养自己的个性，作为一个所谓完整的人投入现实生活。所以在《学习时代》里，威廉的戏剧事业只是他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里他接触到各阶层的人物，经历了许多迷津和错误，最后被接纳加入一个秘密团体，为改造社会而努力。
《学习时代》描绘了德国18世纪80年代前后的社会情况。小说前半部通过演员和贵族这两种人的活动，反映出德国社会的鄙陋而可怜的状态；小说最后两篇写到的秘密团体，使人想起当时欧洲盛极一时的“共济会”一类的组织。但小说里秘密团体的首脑罗塔利奥以及他周围的人物都是些理想化的贵族。罗塔利奥解放农奴，实际上是迫于时势，同时也是为了个人利益。歌德希望在肯定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贵族的道德改善来改变现实。全书对于贵族具有的优越条件经常加以歌颂和赞赏。威廉厌弃商人家庭孜孜为利的庸俗，同处于下层地位的演员们生活在一起，这些人物描绘得很生动，有血有肉；等到他脱离剧团，加入秘密团体，发展到一个所谓较高的生活阶段，这时人物的活动却使人感到空虚了。这说明秘密团体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
作为描述个人发展和成长的教育小说，《学习时代》在德国文学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对19世纪不少作家的长篇小说如凯勒的《绿衣享利》等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席勒逝世后，在反拿破仑战争前后的十几年内，歌德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自传的写作。《诗与真》(前3卷1811-1814，第4卷1833)叙述他从童年到应邀至魏玛为止的一段生活，但也叙述了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和他怎样在与社会的接触中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书中的第七篇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德国十八世纪中叶的文学，一般认为这是德国文学史著作中最早的一篇。被视为自传第二部的《意大利游记》(1816-1817)记载歌德在意大利旅行中的感受，可以从中了解诗人转向“古典”主义的变化。
这段时期，歌德研究阿拉伯、波斯文学，受到启发，写出一部诗集《西东合集》(1819)。诗里出现不少东方的人名、地名，采用了东方的素材，而表达的多半是诗人对于时代、历史的观察和对于生命演变的探索。
歌德一生从未停止诗歌创作。他的诗歌从青年时期情感的抒发到晚年对于事物的观察，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断片”。尽管他的思想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妥协性，可是他的诗歌在思想情感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他同时代的作家。他的诗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发挥了德国语言的最大功能，影响了德国整个十九世纪的诗歌。
歌德晚年致力于《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1821-1829)和《浮士德》第二部(1832)的写作，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歌德逝世前不久脱稿的。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完成距离《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有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内，欧洲先进国家如英国、法国的社会起着急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贫富的悬殊更为加深，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头脑里设计了一套套改革社会的方案。歌德晚年注意到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自己也考虑过新时代提出的问题。歌德在《漫游时代》里探索了如何教育青年、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等等问题。从书名上看，《漫游时代》是《学习时代》的继续，但是在结构形式和思想内容上，它却是一部与《学习时代》连续性不大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作品。《漫游时代》包含着一些与全书故事有联系的或者没有多少联系的短篇小说、格言语录，还穿插了日记、信札和诗歌，这是浪漫主义小说家喜欢采用的形式。威廉•迈斯特在这里已经失去主人公的地位，他只不过起到线索的作用而已。
歌德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教育区”，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威廉把他的儿子菲利克斯送到教育区。在这里儿童要受严格的训练，摆脱从不同家庭里带来的特殊习惯，遵守共同的纪律每个学童都就性之所近学习一种手艺，掌握一些书本知识，锻炼身体，先从事实际工作，然后才谈到学术，并且要求人人都熟悉农业。
《学习时代》里的那个秘密团体在《漫游时代》里成为一种世界组织。这个组织有两组人：居住者和漫游者。居住者在固定的地区从事劳动；漫游者则在祖国境内或外国开辟新的园地。在这个组织里不同的劳动都同样有价值，社会等级的区分消除了，人人要有一技之长，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威廉用几年时间学会了医术，成为外科医生。
歌德一再强调在这空想的社会里，每个人要处处对己对人都有用处。但是这里的每个人，在歌德心目中不过是些个劳动的手工艺者。并且他不但否定私有制，还要大力提倡它，认为每个人应尽量积累财富，以便能用来帮助他人和团体。这样的社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社会。虽然如此，这部小说所倡导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把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的观点，却标志着晚年歌德在当时欧洲先进思想影响下的转变。
《浮士德》是歌德的创作顶峰。歌德写作《浮士德》，从狂飙突进的1772年起到1831年全部完成，将及60年之久。从1806年第一部脱稿到晚年集中力量写第二部，中间也有二十年的距离，但是和《威廉•迈斯特》相反，第一部和第二部首尾是比较一贯的。
《浮士德》悲剧取材于16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描述浮士德一生发展的过程，他如何摆脱中古时期的蒙昧状况，探寻新的道路，跟一切困难和障碍搏斗，克服了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终于得到了“智慧的最后的断案。”歌德描述浮协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悲剧：第一部主要是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第二部则包含了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
在第一阶段知识悲剧里，浮士德年已半百，过的是脱离现实的书斋生活，他探索各种学术领域，得到的却是烦琐的、僵死的知识，越学越感到知识贫乏，对于包罗万象的自然和丰富的人生，既不能认识，也不能享受。他求死未果，求生不能，陷入苦闷的深渊。当他绝望地诅咒世间的一切时，魔鬼靡非斯托非勒斯乘隙而入，说可以陪着他到“小世界”(爱情)和“大世界”(政治)去享受生活。于是他和魔鬼订下契约，离开狭窄的书斋。这里反映了死的知识同活的、与生活相结合的知识的矛盾，作者借用魔鬼的口，对德国十八世纪僵死的学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浮士德被魔鬼领到一个女巫那里喝了魔汤，恢复了青春，遇见一个小市民家的女孩子甘泪卿，魔鬼帮助他获得她的爱情。爱情生活使这个单纯的市民女子因失误而毒死母亲，溺死婴儿，她的哥哥也死在浮士德的剑下，最后她自己发了狂，被囚在狱里。浮士德经历了爱情的享受，也感到极大的良心谴责的痛苦。这就是《浮士德》中所谓的“甘泪卿悲剧”。这悲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当时阶级斗争在爱情中的反映：在不同阶级的男女之间的爱情中(浮士德是以贵族的身分出现的)，小市民出身的女子常常陷入孤苦无援的悲惨境地，这是狂飙突进文学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另一方面是浮士德本人的问题，浮士德的发展使他不得不抛弃甘泪卿，因为他若是和她结婚，就必得一生过着庸俗的小市民生活。抛弃是悲剧，不抛弃也是悲剧，这悲剧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后来作者为了减轻甘泪卿悲剧给读者留下的悲惨印象，在第二部最后一场中，使死后的甘泪卿成为“赎罪女子中之一人”，是她把浮士德的灵魂引向圣母，充当了像《神曲》中贝雅特里齐那样的角色。
浮士德在强烈的刺激下，好像经历了一次死亡，后来在“风光明媚的地方”精灵们的歌声中又得到新生。魔鬼把浮士德带到皇帝的宫廷里，为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服务。这个王朝财政困难，大臣们互相抱怨，但皇帝仍贪图享乐，举行化装舞会。他们向皇帝建议发行纸币，暂时度过财政上的难关。皇帝知道浮士德擅长魔术，叫他使古希腊美女海伦的幻影显现出来，供大家欣赏。浮士德看到从未见过的古希腊的美女，大受感动，昏倒在地上。这一段政治悲剧说明为封建王朝服务，除了供奉统治者消遣取乐外，不会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这里也触及了歌德本人在魏玛宫廷中的一些切身体验。
魔鬼背着昏迷不醒的浮士德回到故居的书斋，浮士德旧日的学生瓦格纳正在制造一个“人造人”。魔鬼帮助瓦格纳把“人造人”造成。“人造人”率领浮士德和魔鬼到古希腊的神话世界去寻找海伦。浮士德感动了地狱的女主人，她允许海伦复活。象征古典美的海伦在舞台上出现后，和浮士德结了婚，生下一个儿子叫作欧福良。欧福良代表浪漫主义精神，他不受约束，无限制地向上追求，很快便陨逝了。随着儿子的死亡，海伦也消逝了，她只留下一件衣裳托着浮士德回到北方。这种美的幻灭告诉读者，“古典”主义的美的王国也不能是人生最后的目标。
浮士德的最后目标是创造事业。他看着海滨潮汐涨落，起了雄心，想把大海化为平地。这时皇帝国内发生内乱，浮士德借用魔鬼的魔术把内乱平息，在海边获得一块封地。为了实现他的愿望，他率领这块地方的人民改造自然，向大海索取陆地。浮士德已经一百岁，双目失明，魔鬼见他的末日已到，派遣死灵们给他挖掘墓穴，但他仍然雄心勃勃，听到死灵们的锄头声，以为是为他服务的群众在筑壕挖沟，他说道：
是的!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意趣，
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的断案：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这儿要有环绕着的危险，
以便幼者壮者都过活着有为之年。
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
我要呼唤对于这样的刹那：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会有痕迹遗留，
它将不致永远成为乌有。——
我在这样宏福的预感之中，
在将这最高的一刹那享受。
在得到“智慧的最后的断案”、要尽量享受那“最高的一刹那”时，浮士德倒在地上与世长辞了。
《浮士德》全剧的内容是由两次赌赛引起的：一次是魔鬼和天帝的赌赛，从这里又产生了浮士德和魔鬼的赌赛。
第一个赌赛在《天上序幕》里。魔鬼敢于和天帝赌赛，因为浮士德陷入绝望的深渊，对一切发生怀疑，正处在可以受魔鬼诱惑的成熟时期。魔鬼自信，若是趁这时候向他伸出魔手，使他背离天帝，攫取他的灵魂，定能成功，可以在天帝面前夸耀胜利。天帝则有更坚强的信心，他认为“人在努力时，难离错误”；并且“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之中不会迷失正途”。所以天帝把浮士德交给魔鬼，并没有什么不放心。
第二个赌赛在浮士德的书斋里。浮士德和魔鬼订立契约，魔鬼提出的条件是，在浮士德有生之年，他情愿作浮士德的仆人，供他驱使；浮士德死后，灵魂则归他所有。浮士德自信，他的努力不会停息，他向魔鬼提出条件，他说，假如有一次他在软床上偷安，便算是走上了末路；假如魔鬼能引诱他生出满足的念头，他的一生便算罢休；假如他对某一个刹那说：“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他的生命便算完了。
这两个赌赛订好以后，魔鬼就担任起他的职务。他一方面尽仆人的责任，处处给浮士德帮忙，一方面随时施展伎俩，阻碍浮士德向上。他陪伴着浮士德经过了“小世界”和“大世界”，浮士德始终没有感到满足，停顿不前，直到最后在创造事业的阶段里，对着最高的一刹那说了一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随即死去了。这到底是谁输谁赢了呢?从形式上看，浮士德的确说了请一刹那停留的那句话；从实质上看，浮士德一生孜孜不倦，纵使走过许多迷津，犯过许多错误，但从未停滞僵化。所以浮士德死后，魔鬼和天使们展开了一场浮士德灵魂的争夺战。结果还是魔鬼失败，天使胜利了 。当天使们荷负着浮士德的灵魂向高空飘浮时，他们说，“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
浮士德和靡非斯托非勒斯是欧洲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人物，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歌德通过浮士德一生的发展，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人士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热爱生活的过程，描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内心和外界的矛盾，以及他们对于人类远景的想望。浮士德自从在中古时期的书斋里觉醒以来，就强调行动，把《圣经》里的“泰初有道”译成“泰初有为”，对一切采取积极态度。他和魔鬼订约后，这样宣告说：
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
我要纵身跳进事变的车轮!
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
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