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尔多尼在喜剧改革和创作中贯彻了这些观点。他对当地的即兴喜剧进行了合理而且可行的改革，他的剧本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假面人物，但他们不再是定型的，而是有现实内容的形象。哥尔多尼的性格喜剧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因而又是风俗喜剧，虽然主要以威尼斯为背景，却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他把讽刺揭露的锋芒指向贵族阶级。《封建主》(1752)一剧描写腐化堕落的侯爵引诱农家妇女，遭到欧打，农民联合起来，决定同贵族作斗争。但剧本最后让一个农家女子和侯爵结婚，以阶级调和告终。在《女店主》(1753)中，作者通过侯爵和伯爵的形象，讽刺了没落贵族和购买贵族爵位的暴发的资产者。女主人公在耍弄了这两个显贵人物之后和一个仆人结了婚。许多生动的生活场面、民主的思想内容和女主人公动人的形象，使这个剧本成为一部杰作。
哥尔多尼也揭露批判资产阶级的恶习和缺点。《老顽固们》(1760)一剧以新老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为主题，反映了18世纪威尼斯社会的危机。剧情是在典型的威尼斯商业资产阶级环境中展开的。一个商人的女儿想在结婚前和素不相识的未婚夫见一面，这违反了当时威尼斯的习俗。一 位聪明热情的太太帮助她，但她如愿以偿。两家的父亲都是顽固的家庭暴君，因为这件事竟解除了他俩的婚约。那位太太仗义执言，终于成全了这对青年男女。剧本在描绘威尼斯的生活特色和刻画各个顽固人物性格的细微差别上，都较为成功。
在哥尔多尼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剧本中，最出色的是《乔嘉人的争吵》(1762)，它描述渔民争吵打架的场面，一位年轻律师使大家言归于好，并帮助他们办理了几件婚事。剧本由一系列鲜明生动的现实生活场景组成，通过争吵的形式写出劳动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同时也流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哥尔多尼的喜剧改革引起以哥齐为首的反启蒙的批评家的猛烈攻击，他不得不于1762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一直到死。
第六节　俄国文学
俄国长期遭受鞑靼人和其他外族的侵略，地理上又和西欧的发达国家隔离，经济文化处于落后闭塞的状态。这种情况直到十八世纪才开始有所改变。
十八世纪初，彼得一世(1682-1725)厉行改革，按照欧洲发达国家的方式建设军队，统一了国家的版图。他从瑞典人手中夺回波罗的海出海口，为进一步向西欧吸取文明开辟了道路。彼得一世的改革在建立和巩固俄罗斯民族国家方面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他的改革是依靠扶植新兴的贵族地主和商人、加强封建农奴制来进行的。彼得死后的三十年间不断发生宫廷政变，贵族地主在政变中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彼得一世提倡科学，简化俄文字母，出版报纸，创办公众剧院，鼓励翻译介绍西欧著作。他在宫廷中强行推广法国礼仪，仿效法国风尚，提倡用法语交谈。他在文化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大大推进了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有盲目崇拜外国、忽视民族文化的一面，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彼得一世时期，俄国文学还处于从古代文学向新的内容和形式过渡的阶段。三十至五十年代，专制制度日趋巩固，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深入俄国。于是形成俄国古典主义流派，出现了第一批俄国作家康捷米尔(1708-1744)、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1718-1777)等。俄国古典主义反映了先进贵族的世界观和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它除了遵守古典主义原则得形式方面的规定以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为了建立民族文学，俄国古典主义作家大都向民族历史和民族生活汲取题材，特别注意文学语言和诗体改革，强调爱国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启迪作用。此外，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加深，法国启蒙思潮开始传入俄国，俄国古典主义作家比较注意文学的社会功能，往往采用讽刺体裁来表示他们的社会见解。
十八世纪前半期，俄国最重要的作家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他又是著名的学者，出生在白海边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后来进科学院附设的大学学习，并被派往国外研究自然科学。1741年回国后，他在科学院任职，创办了莫斯科大学(1755)。他在进行科学活动的同时，又从事语言研究和文学创作，写过颂诗、史诗、悲剧、讽刺诗和散文，翻译过希腊文学作品。
罗蒙诺索夫在纯洁俄罗斯语言、使文学语言接近口语方面贡献很大，著有《修辞学》(1744)、《俄语语法》(1757)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1757)等。他认为俄语是一种丰富、灵活、生动有力的语言，同样具有欧洲其他语言的优点。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俄语中夹杂着许多外来词汇，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词汇也未经清理。他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改革意见。根据古典主义的原则，他把文学体裁划分为高、中、低三种，规定每种体裁所允许使用的词汇，主张避免陈旧的教会斯拉夫词汇和不必要的外来语。这为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统一的规范语言打下了基础。
罗蒙诺索夫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是诗歌。他的诗颂扬英雄的业绩，充满对祖国的热爱。他认为诗歌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咏唱醇酒和爱情，而是培养崇高的爱国精神。这种看法鲜明地体现在他写的颂诗里。《伊利莎伯女皇登基日颂》(1747)实际上是一首对祖国和彼得一世的赞歌。诗人把彼得一世奉为榜样，希望女皇伊利莎伯继承父业，开发资源，发展科学，培养人才，使俄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他向年轻一代呼吁，相信“俄罗斯的大地能够诞生自己的柏拉图和智慧过人的牛顿”。他还以颂诗体裁写过一些雄伟瑰丽的科学诗，解释自然现象(《晨思上天之伟大》、《夜思上天之伟大》等)。他在同时代诗人特列佳科夫斯基(1705-1769)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俄国重音诗体的理论(《论俄文诗律书》，1738)，并在创作中进行了成功的实验。他的诗音调铿锵，庄严雄辩，富有节奏感。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在沙皇庇护下，地主享有支配农奴的绝对权利，正如当时民歌《奴仆们的哭诉》中所说，“老爷们杀死一个奴仆就像宰一匹马，而且还不准农奴控告他。”农民运动不断高涨，70年代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了地主贵族的统治，是俄国农奴制危机的最初表现。
这一时期在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反对农奴制的进步思想有所发展，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即位之初，假意接受启蒙思想，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出版杂志，并亲自动笔，其目的是要使文学为她的反动统治服务。但是进步作家诺维科夫、冯维辛、拉吉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里彻底揭穿了这个“穿裙子的达尔杜弗”，传达了农民的某些呼声。普加乔夫起义前夕，诺维科夫(1744-18180创办《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两种杂志，揭露了农民在地主残酷剥削下濒于绝境的悲惨情况。《雄蜂》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针对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的。诺维科夫在《雄蜂》上公开反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关于讽刺的主张。他认为讽刺不应是“含笑的”讽刺，而是“咬人的”；不应是抽象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应当对准社会的具体丑恶现象加以无情揭露。他对讽刺的看法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少年》和拉吉舍夫的散文《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发扬了这种重视社会根本问题的讽刺传统。诗人杰尔查文《1743-1816》在《费丽察》(1783)里，又把讽刺手法运用到颂诗体裁中，将歌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美德”和讽刺宠臣们的荒淫无耻融合在一起。
杰尼斯•伊凡诺维奇•冯维辛(1745-1792)是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讽刺文学的代表。他出生于贵族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就读，后任外交部翻译，当过显贵者的秘书，游历过西欧许多国家。在早期诗歌里，他尖锐地指责沙皇的专制暴虐。他写过各种体裁的讽刺作品，其中以喜剧最为成功。《旅长》(1766)嘲笑了贵族中老一代的愚昧和年轻一代所受外国教育的毒害。冯维辛最著名的喜剧是《纨绔少年》(1782)。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多方虐待寄养在她家的孤女索菲亚，后来由于索菲亚可以继承叔父斯塔罗东的一宗财产，普罗斯塔科娃便强迫她做自己的儿媳。但是索菲亚在开明贵族普拉夫津和斯塔罗东保护下，终于和贵族军官米朗结婚；普罗斯塔科娃因虐待农民和孤女被法办，财产也交官代管。
作者真实地刻画了普罗斯塔科娃这个农奴主的形象。她横暴、奸诈、愚蠢、狠毒。她对农奴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农奴出身的保姆在她家工作了四十年，所得的酬报是“一年五个卢布，外加每天五记耳光”。她虐待周围的一切人，包括她的丈夫，却十分溺爱儿子米特罗方，一心希望他娶上成了巨富的索菲亚。在母亲的教养下，米特罗方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少年，他已经十六岁，念了三年书，却不会加减乘除。他利用母亲的溺爱装病逃学，捉弄仆人。他善于见风使舵，并像普罗斯塔科娃一样凶暴狡黠(“米特罗方”，希腊文的意思是“像母亲”)。剧中的正面人物如斯塔罗东、普拉夫津等都写得不成功。喜剧的结构简洁紧凑，是按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写成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1749-1802)出身贵族，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受到法国启蒙学者卢梭、马布里等的影响，成为具有民主思想的唯物主义者。他回国后，普加乔夫起义和政府的血腥镇压使他认识到沙皇统治的反动性，并用批判的眼光重新估量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见解。俄国多次对外战争，连年饥荒，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先后爆发，这些事件也促使他考虑俄国的现实和未来。他写过哲学著作、政论和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本书出版后，他立即遭到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直到晚年才被召回。1801年，他参加了政府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的工作。次年自杀，以抗议沙皇对他的新迫害。
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开端引用特列佳科夫斯基的一行诗作为题词，把专制农奴制度比作一只生有“一百张血盆大口”的怪物。作品描写俄国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牛马生活，他们成年累月地为地主服徭役，只有夜里和星期天才能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靠糠菜充饥，住在倒榻的矮屋子里。地主就是这样依靠大批农奴的破产和死亡而发财致富的。作者愤怒地诘问地主：“贪婪的野兽，永不知足的吸血鬼，你们给农民留下了什么?只有你们无法抢走的空气。是的，只有空气!”作者详尽地描述了公开拍卖农奴等骇人听闻的事实，指出这一切都是由于“法律给农奴规定了一条死路”，农奴制度是和沙皇专制统治密不可分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告诉伏尔泰，说俄国农民可以随意吃鸡，极力宣扬自己的“德政”。拉吉舍夫在《旅行记》中愤怒地戳穿了这个所谓开明君主的假面具。他说，沙皇的红炮上沾满了人民的血泪，手指上有人的脑浆，两脚站在污泥里；人民称沙皇为“骗子、伪君子、害人精”。
拉吉舍夫深信农民革命不可避免，任何镇压只会引起更加强烈的反抗。他说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像冲破堤坝的激流一样，势不可挡。《扎伊佐沃》一章记述全村农民用木棍打死为非作歹的地主父子四人，事后法院给农民判罪，他们仍不屈服。作者站在农民一边，认为他们是无辜的。在其他章节里，他甚至号召农民起来烧光地主的房屋。他希望俄国人民能够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在《特维尔》一章的颂诗《自由颂》里，作者以满腔热情欢呼革命：
我看见利剑到处闪耀，
死神变成各种各样的形象，
在沙皇高傲的头顶飞翔。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
已经把沙皇带到死刑台上!
拉吉舍夫把他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沿途见闻，按各驿站的名称分章辑录成书，其中虽无统一的情节，但前后贯穿着同一个农民革命的思想。他如实地反映生活，同时抒发了自己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对贵族地主的憎恶、愤慨。作品不以人物刻画见长，往往通过旅行者的感受去打动读者，在这方面，显然受到了感伤主义的影响。
《旅行记》出版后不久就传到宫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盛怒中往书页上批道：拉吉舍夫“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造反上面 ”，“比普加乔夫更坏”。这部作品在俄国一直被列为禁书，但仍以手抄本形式到处流传，对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起过很大的思想影响。
普加乔夫起义后，俄国也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感伤主义在俄国是贵族地主阶级精神危机的表现。它虽然促进了俄国散文的繁荣，对丰富文学语言和心理描写的技巧有一定贡献，但是这一流派的作品美化贵族地主，企图掩饰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卡拉姆辛(1766-1826)被认为是这一派的代表，他的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1792)叙述农村少女丽莎被贵族少爷埃拉斯特遗弃以至自杀的故事。作者同情丽莎的不幸，对她的心理活动写得比较生动，文笔流畅。但他站在贵族立场，用“命运”来为埃拉斯特辩护，抹杀了造成丽莎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十八世纪俄国文学的成就虽不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但就俄国本身来说，仍是一大进步。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大步跃进作了准备。

第六章　十九世纪初期文学
第一节　概论 
这一时期的文学包括从1789到1830年这段时期。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它用革命手段摧毁了封建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在这次革命的鼓舞下，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反封建斗争高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列宁指出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工业资本兴起，工业资产阶级同把持政权的土地贵族与金融资产阶级存在着矛盾，同时劳资矛盾日益暴露，例如十九世纪初发生了工人自发的捣毁机器运动。法国在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增多，波旁王朝复辟后，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妥协，但彼此间也有矛盾，在人民群众斗争高涨的形势下，183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七月革命。在德国，19世纪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法国革命虽然使德国资产阶级一度感到鼓舞，但雅各宾专政却使它万分恐惧。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状态。这一时期，俄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也有了较多的增长。俄国是封建农奴制国家。沙皇和贵族农奴主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对外穷兵默武，进行扩张，镇压法国革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起着欧洲宪兵的反动作用。这一时期俄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发生了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12月党人贵族革命。
1789年法国革命后，在欧洲许多国家，民族意识高涨，民族解放运动广泛展开。拿破仑失败后，以俄、普、奥为首的封建君主勾结欧洲封建反动势力，于1815年缔结“神圣同盟”，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但是许多国家仍然发生了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革命，希腊人民为摆脱土耳其的奴役进行战斗。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并且也往往反对以“神圣同盟”为代表的欧洲国际封建反动势力。
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同文学关系密切。在德国，康德(1724-1804)、费希特(1762-1814)、谢林(1775-1854)和黑格尔(1770-1831)的唯心主义哲学盛行。德国古典哲学包含有辩证法，但它夸大主观作用，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对于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有过一定影响。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里传播很广，其主要思想家有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和傅立叶(1772-1837)，以及英国的欧文(1771-1858)。空想社会主义者是现代无产阶级还未充分发展时期的产物，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看到资本主义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因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消灭阶级差别的方案。但是，他们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他们不主张政治斗争，企图以个人的空想计划代替社会斗争来实现人类的解放。他们和启蒙思想家一样幻想“立即解放全人类”，幻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空想社会主义对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有一定的影响。
浪漫主义运动是这一时期具有全欧影响的文学运动，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时期的产物。
浪漫主义运动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运动，由于作家的立场不同，形成两个对立的流派，即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消极浪漫主义反映贵族的没落情绪和一些被法国雅各宾专政吓破了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这一流派的作家从保守的立场批评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幻想历史倒转，拥护封建复辟，把古代宗法式社会理想化。积极浪漫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情绪，这一派的作家对法国革命的后果表示失望，认为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理性王国”并不是绝对理性的。他们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抨击专制统治和教会，支持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要求进一步改变现状。但他们的思想核心仍旧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他们仍旧跳不出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他们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大多数脱离劳动人民，作品中流露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
浪漫主义文学虽然从思想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个流派，但从艺术表现手法上讲，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征。
描写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是浪漫主义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并不致力于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而特别着重描写作家个人的主观世界、对事物的内心反应和感受。消极浪漫主义作家缅怀过去，沉溺于玄妙、神秘世界的探索。他们抒发的大都是个人享受和自我陶醉或悲观厌世的情感。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强烈要求突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他们在作品中着力描写同封建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集团格格不入的天才人物或叛逆性格。他们强调个人才能和个人的社会作用，同广大劳动人民有很大距离。
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着力描绘大自然景色，抒发作家对大自然的感受。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以大自然为背景，或者以它为描写对象。他们经常把大自然的“美”和现实的“丑”加以对比。自然景象和作家自己的或作品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紧密联系着，大自然被看作他们精神上的寄托。消极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大自然有出世的、宗教的神秘色彩，他们从大自然里寻求刺激。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往往把对大自然的描写和对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歌颂结合在一起，但也常把大自然作为精神上的避难所。
浪漫主义作家对民谣和民间传说发生极大兴趣，用来作为创作的素材和借鉴。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带来的“文明”感到不满，他们宣扬普通人民是“纯朴”的，没有受到城市“文明”的沾染，实际上他们所描写和注意的是人民中受封建统治阶级影响的落后的因素，如顺从、乐天知命、迷信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们从民间创作中吸收养料，采用民间文学的题材，学习富有号召力和战斗性的民间诗歌格律，歌颂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浪漫主义作家喜欢运用夸张的手法。他们常常在作品中描述异乎寻常的情节、自然环境和人物。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他们又常常突出它的某一方面。浪漫主义的风格特色是运用华丽的词藻和丰富的比喻；诗歌的格律比较舒展、自由；但是，也往往流于矫揉造作，以华丽的词句掩盖抽象的内容。
诗歌是浪漫主义作家最常用的文学体裁，这一时期特别盛行的是抒情诗。他们喜欢夸大诗人和诗歌的作用，把诗人视为人类的导师，认为“人类的伟大精神”和“深奥的思想”在诗歌中获得了最高的、最理想的表现。此外，十八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也是浪漫主义作家所喜用的文学体裁，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在这方面的成就较大。革命形势和民族意识，他们往往选择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描写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谴责封建暴政，对民族命运表示关怀。
浪漫主义文学反对十七世纪以来统治欧洲文坛的古典主义。古典主义在十七世纪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创作原则已经日益成为束缚资产阶级作家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教条。浪漫主义作家要求个性解放，在文学上，他们反对古典主义把古代作家奉为偶像，反对古典主义崇尚理性，压制个性，束缚创作自由。他们在美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同古典主义展开斗争，制订了纲领性的浪漫主义宣言。但是应该指出，有些浪漫主义作家也继承了古典主义的一些艺术经验和创作手法。
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在18世纪的感伤主义文学、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文学和英国的前浪漫主义文学中已有所表现。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对浪漫主义作家有很大影响。此外，18世纪后半叶欧洲许多作家所搜集的民间文学和当时流行的哥特式小说也为浪漫主义作家所借鉴。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不同，浪漫主义文学在各国发展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法国革命爆发后，欧洲封建反动势力进行疯狂反扑，与这些封建势力相呼应的消极浪漫主义首先产生。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展开，积极浪漫主义取代了消极浪漫主义的地位，并在对后者的斗争中得到发展。
消极浪漫主义产生在封建势力顽强、资产阶级软弱的德国。这一派的代表有属于耶拿派和海德尔堡派的作家。耶拿派的史雷格尔提出了纲领性的浪漫主义理论。德国消极浪漫主义的创作和理论对英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德国进步文学的代表是歌德和席勒，他们同消极浪漫主义作家进行了斗争。歌德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浮士德》。
十八世纪末英国首先产生的也是消极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是所谓湖畔派诗人。他们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表示拥护，但在雅各宾专政后转而反对革命。湖畔派诗人柯尔律治曾留学德国，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很深，拜伦和雪莱在十九世纪初开始创作，他们同湖畔派作过尖锐的斗争。拜伦的作品和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对同时代和以后的欧洲作家如普希金、密茨凯维奇、巴尔扎克等有很大影响。
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涌现了大量的革命诗歌。督政时期以夏多布里盎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作家，标志着被推翻的封建贵族对法国革命的反扑。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倾向于积极浪漫主义的女作家斯太尔夫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她曾寓居德国，受到同时代德国作家的影响，她的著作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雨果早期受消极浪漫主义影响，但从复辟王朝后期起，他的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逐渐明确起来。他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
十九世纪初，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产生了以白尔谢、曼佐尼和莱奥帕尔迪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基本上反映了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它同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有密切关系。
在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以雷列耶夫为首的十二月党作家和普希金。他们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反映了浪漫主义在俄国的两种不同倾向。
波兰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吸收歌德、席勒和拜伦等的一些特点，为波兰民族文学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是主要的文学潮流，但是也出现了最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法国的司汤达1830年发表《红与黑》，巴尔扎克1829年发表《朱安党人》；普希金1830年最终完成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30年代，在一些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里，劳资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也更加反动腐朽。浪漫主义作家的理想日益显出它的空幻性，浪漫主义运动趋于衰落，批判现实主义逐渐成为欧洲文学中的主要潮流。
第二节　德国文学和歌德、席勒
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到1830年左右，德国文学非常繁荣，“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发展。尤其是歌德和席勒合作的十年(1794-1805)，在德国文学史上被称为文学的“古典时期”。
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德国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只在个别地区，如东部的萨克森、西部的莱茵河流域，有了一定的发展。法国革命爆发后，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欧洲反动的封建势力进攻法国，企图扼杀这场革命，但在法兰西共和国人民军队英勇抵抗的面前遭到失败，莱茵河以西地区为法军所占领。后来拿破仑在法国取得政权，对德国发动战争，于1806年击败普鲁士，把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各邦组成莱茵联盟。1813年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在维也纳举行分赃会议，随后又缔结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德国经过拿破仑战争的风暴，从二百九十多个国家合并为三十四个国家和四个自由市，它们在奥地利控制下组织了德意志联邦。这个联邦未能对德国统一起促进作用，只不过是各邦统治者用以控制人民、镇压进步力量的工具。德国人民所向往的统一和自由都成为泡影。这是一个黑暗的、反动的封建复辟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