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缪尔•约翰逊(1709-1784)是英国十八世纪后半期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生于一个书商家庭，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因贫辍学。后来他到伦敦，以写作为生。从1747年起，他用八年时间编纂英语辞典，于1755年出版。他的辞典在促进英国语言规范化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约翰逊继承十八世纪初艾迪生和斯蒂尔的传统，肯定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以“文学反映永恒人性”为标准来衡量文学。他的《莎士比亚集序言》(1759)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古典主义原则，但也肯定莎士比亚在悲剧中加进喜剧因素，并为莎士比亚不遵守三一律辩护。他的《诗人传》(1781)写英国十七、十八世纪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注意材料的搜集和生活细节的叙述，夹杂对作品的评价，成为独具一格的传记文学。
约翰逊在开始编纂辞典时，曾写信给贵族吉斯特菲尔伯爵求助。伯爵置之不理。辞典编成后，伯爵又答应给他支持。他在有名的《致吉斯特菲尔伯爵的信》(1755)中谢绝伯爵在他成功后给他的支持，这标志了文人隶从贵族恩主时代已经结束，他们取得了经济独立，开始成为“自由职业者”。
感伤主义诗歌在十八世纪前半期已有所表现。汤姆逊(1700-1748)在长诗《四季》(1726-1730)中描写大自然的各种变化和诗人的感受，向大自然寄托孤独的心情。诗里有一些感伤主义的插曲，其中有的表现了对农民疾苦的同情。杨格(1683-1765)的《哀怨，或关于生、死、永生的夜思》(1742-1745)写于六十岁以后，抒发了诗人在妻女相继亡故的打击下个人的极度痛苦。他认为生活就是痛苦，理性无能为力。格雷(1716-1771)的《墓园哀歌》(1750)以完美的古典主义诗歌形式表达他对农民的同情，为农民的天才得不到施展而鸣不平，谴责暴君，但全诗基调是低沉的。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诗人也以死、坟墓为题才写诗，形成所谓“墓园诗派”。
十八世纪中叶，许多诗人对中古感到兴趣。格雷在六十年代初以古威尔士故事写诗，翻译了冰岛的史诗。稍后，波西(1729-1811)搜集古代民歌，编成《英国古诗选》(1765)，也反映了社会上对中古的兴趣又一次抬头，对于带有忧郁的、悲剧的情调的诗歌，兴趣更浓。苏格兰农民出身的麦克菲逊(1736-1796)搜集克尔特人的民歌，并以现代英语仿作《莪相集》(1762-1765)，假托是古代歌者莪相的作品，称颂古代英雄，惋惜英国时代的消失。《莪相集》的影响一时遍及全欧。却特顿(1752-1770)假托中古诗人之名，发表了一些富有中古浪漫色彩的诗歌。
复古倾向在小说中的反映是所谓“哥特式小说”。这一流派的作家有贺拉斯•瓦尔浦(1717-1797)、拉德克力夫夫人(1764-1823)、路易斯(1775-1818)和麦图林《1782-1824》等。他们的小说描写由于争夺财产或满足个人情欲而引起的谋杀、迫害，主要人物往往是病态的。它们多半以中古的城堡为背景，充满恐怖神秘的气氛。
劳伦斯•斯泰恩(1713-1768)是感伤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他是牧师，但生活极不检点。《商第传》(1759-1767)共九卷，没有写商第的生平，却写了商第的父亲和叔父的怪癖。作者认为人对怪癖应取放任态度，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小说偶尔有同情小人物的情节。在形式上，它打破传统小说的格式，打乱时间、空间的次第，充满长篇插话，甚至把序言插在全书的中间。书中有时留下空白，有时插入一页黑纸。他的《感伤旅行》(1768)写自己在英法战争时期取道法国到意大利去的经历。它主要不写自己见到的现实，而是写他对一些小事的感受和异想。作者对别人的心情也极为敏感，要求彻底解放感情，宣扬感情至上。他的作品追求琐细的感受、幽默的情趣、新奇的表现手法，而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
奥立佛•哥尔斯密(1730-1774)是十八世纪后期重要作家。他生于一个爱尔兰牧师家庭，大学毕业后又学医，以后住在伦敦，主要靠写作为生，和约翰逊友善。他写过许多类型的作品，他的诗歌、小说、喜剧都有相当成就。《世界公民》原名《中国人信札》(1760-1761)，假托一个中国人把他在伦敦的见闻写成书信，寄回中国，讽刺了英国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学、各种社会类型以及他们的精神道德面貌。《威克菲牧师传》(1768)写一个乡村牧师受地主的欺压，他的女儿受地主的蹂躏，儿子也遭到迫害，全家入狱，最后地主的叔父才使它们全家苦尽甘来。作品批判了地主阶级欺压善良，也讽刺了资产阶级中下层人们的虚荣心。它带有感伤主义成分，极力写主人公的悲惨处境以打动读者。作者认为应该以道德改善社会，以仁爱待人，应安于淳朴的生活，带有相当浓厚的妥协性。他的风俗讽刺喜剧《好心人》(1768)和《委曲求全》(1773)在当时获得很大成功。诗作《荒村》(1770)哀悼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破坏的农村，以理想化的旧农村的淳朴安适和当前的荒凉作对比。
理查•布林斯莱•谢立丹(1751-1816)是十八世纪后期英国最有成就的喜剧家。他出身于演员家庭，后来成为戏院经理、国会议员。当时一般剧本追求造作的感情和夸张的戏剧性，失去了和生活的联系。谢立丹却以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进行创作。他的第一部喜剧《情敌》(1775)对中上层社会的一些风习作了温和的讽刺，创造了一个咬文嚼字但经常用错字的喜剧人物马拉泼洛普夫人。他最有名的作品《造谣学校》(1777)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造谣中伤、伪善、淫逸放荡的风习。出身寒微、嫁给年老的爵士的提兹尔夫人一心想学贵妇人的派头，在一群道德败坏、搬弄是非的人中间几乎失身给伪君子约瑟•萨尔菲斯，只是在认清约瑟的面目之后，在丈夫的感化下才悔悟过来。作品另一条线写约瑟和他的弟弟查理的对比：前者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自私自利，荒淫无耻；后者行为放荡，本质却是善良的。他们共同追求一个女子。后来他们的叔父从国外回来，化装为高利贷者和穷亲戚，分别去见他们，才揭露了约瑟。《造谣学校》是英国十八世纪上流社会的缩影，讽刺辛辣，情节生动有趣，人物语言符合个性特点。
罗伯特•彭斯(1759-1796)是十八世纪苏格兰最杰出的诗人。他出生于贫苦的佃农家庭，只在童年受过几年教育，以后利用农田劳动之余自学。在苏格兰民间传说和歌谣的哺育下，他十几岁时就开始写诗。178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出版，轰动了苏格兰。后来他游历苏格兰北部高原地区，并开始整理和改写民歌。他当过税收员，法国大革命时期他曾买炮资助，不幸为英国政府截获。他在贫困中死去。
彭斯生活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他写了许多诗篇赞美革命、自由、平等，反对专制压迫、民族压迫。他歌颂美国的独立的法国的革命。《自由树》一诗赞颂在自由鼓舞下的法国人民“砍下国王的狗头”，“使走狗们遁逃”。这首诗最后写道：
让我们祈祷会有一天来到，
古老的英格兰也把这棵名树种好；
这未来的一天啊，让我们放开歌喉，
愉快地迎接自由!
他在《苏格兰人》一诗中，通过曾在十四世纪打败英国侵略军的苏格兰国王之口，发出争取自由的战斗号召：
死一个敌人，少一个暴君!
多一次攻击，添一分自由!
动手——要不就断头!
彭斯和苏格兰广大农民一样，身受民族压迫和贵族地主、教士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削与精神束缚。他看到农民“吃粗粮，穿破烂”，而“蠢才穿罗着缎，坏蛋饮酒作乐”。他揭露社会的不平，对寄生虫、剥削者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鞭挞。在他的名诗《两条狗》中，他利用地主家和农民家的两条狗的对话，把地主和农民的生活加以鲜明的对照，农民们挨打挨骂，受冻受饿，地主们却用逼来的血泪斑斑的租金吃喝嫖赌。他的《威利长老的祈祷》揭露了牧师的贪杯好色和伪善。彭斯希望把牧师、主教送上天去修道，给贵族备好铡刀，让爵士上吊；他希望和平、友爱与自由的社会到来(如《大好年华》)。他的诗称赞人民的光明正大、勇敢、忠实和友爱等品质。
彭斯的许多抒情诗和他整理的民歌至今还在广泛传唱，如《我的心呀在高原》、《约翰•安德生，我爱》、《一朵红红的玫瑰》、《往昔的时光》等。在这些诗里，他歌颂祖国、友谊和爱情。他也写过一些民歌体的谐谑诗。
彭斯的诗有深厚的人民性，反映了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要求，表达了苏格兰农民的情绪和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诗中感情淳朴深挚，语言清新明快。他成功地运用了民歌体和苏格兰方言。他的作品有时也流露出乐天知命的思想或伤感情绪，有些用英语写的诗比较缺少他的特色。
威廉•布莱克(1757-1827)也是一位民主诗人。他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时当版画师的学徒，后来以刻版画为生，在这方面也很有成就，曾为《旧约•约伯记》、但丁的《神曲》、杨格的《夜思》和格雷的诗歌等作插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他结识了民主主义者潘恩、葛德汶、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等人，他们对他的作品有影响。他的抒情诗集《天真之歌》(1789)歌唱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的欢乐和“爱、仁慈、怜悯、和平”。《经验之歌》(1794)的情调有了显著的改变。这本诗集主要描写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对社会提出控诉。如在《伦敦》一诗中，诗人描写他所看到的每一张脸“都浮现着衰弱，浮现着伤感”，他听到成人的呼喊，孩子的惊叫，士兵的叹息，妓女的咒诅。《扫烟囱的孩子》控诉社会对贫苦儿童的残酷。《虎》歌颂暴力的美。布莱克的另外一些作品如《法兰西革命》、《欧洲》，歌颂自由、解放，要求改革现实。他还写过许多长诗以表达理想，但神秘主义的象征色彩浓厚，流于晦涩。

   

  第三节　法国启蒙时期文学
十八世纪法国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导致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前几乎一百年的时间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作家以先进的思想教育民众，为革命打下了基础。
十八世纪的法国在经济上依然是封建生产关系占优势的农业国，政治上仍旧是封建专制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取得长足进展，出现了有大量工人集中生产的工场和工业城市，有些工场逐渐采用零星的机器。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有所加强，连封建政府财政困难的时候也向他们乞求援助。专制王朝腐败不堪，财政混乱，引起各等级的普遍不满。受压迫最深的是第三等级中的下层群众。从十八世纪初年的卡米扎尔起义开始，农民和市民暴动经常发生。王朝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统治机器苟延残喘。天主教会始终是封建制度的捍卫者，因此，反专制斗争必然要和反教会斗争结合在一起。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法国资产阶级对改革社会政治的要求日益强烈。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大都把目光转向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他们羡慕它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欣欣向荣的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牛顿的科学成就和洛克的哲学思想被介绍到法国。莎士比亚和理查生在法国影响很大。尽管伏尔泰站在古典主义捍卫者的立场，说莎士比亚戏剧“野蛮”，但也承认有向他学习的必要。狄德罗热烈赞赏理查生，卢梭受理查生小说的影响，写成《新爱洛伊丝》。同时，英国的一些社会风尚也开始传到法国，为一部分人所接受，如英国式的园艺和文学俱乐部。
凡尔赛宫不能再以自己的艺术趣味影响文艺界，巴黎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成为法国的文化活动中心。诗人、作家、思想家、艺术家在那里不仅谈论文学艺术，还讨论社会、政治、宗教等问题。有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是自由思想的传布场所，人们批判揭露专制暴政，提倡宗教容忍和无神论，要求创作自由，主张文学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有的则是保守作家的堡垒，他们憎恶启蒙运动，极力美化贵族生活，他们的创作具有浓厚的罗珂珂色彩，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鼓励和保护。进步作家则不断遭受王朝和教会的迫害，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秘密出版的，出版后又被列为禁书。伏尔泰和狄德罗都坐过牢，卢梭被迫流亡国外。启蒙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终于传播到全国各地。
十八世纪初期，古典主义在戏剧领域仍占统治地位，但已呈现出衰落的现象。悲剧家克雷毕庸(1674-1762)模仿拉辛，但他追求恐怖的剧情、宏伟的场面，走进了脱离现实的绝境。喜剧方面的情况略胜一筹，作家较多。列牙尔(1655-1709)和勒萨日接受莫里哀的传统，写讽刺喜剧；马黎伏(1688-1763)把爱情作为喜剧主题，《爱情和命运的游戏》(1730)是他的代表作。他们都取得一定的成就。
十八世纪初期的小说家和十七世纪小说传统有一定的联系。喜剧家马黎伏也写小说，他模拟贵族沙龙小说，予以讽刺，但仍保留“典雅”趣味。普莱伏(1697-1763)教士的《曼侬•列斯戈》(1732)是十七世纪爱情小说的继续，它暴露了路易十五时代腐化的贵族生活，在法国曾风行一时。作者的爱情观点是宿命论的。普莱伏把理查生的小说译成法语，对法国十八世纪文学有相当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家中成就较高的是勒萨日，他是剧作家，也是小说家。
阿兰—列内•勒萨日(1668-1747)生于一个公证人家庭，当过律师，译过西班牙小说，从翻译走向创作。《杜卡雷》(1709)是一部讽刺喜剧，揭露包税人的集团。作者塑造了几个骗子形象。伯爵夫人骗杜卡雷，骑士骗伯爵夫人，男仆和侍婢骗他们三人。杜卡雷是最无耻的大骗子，他靠包收税款起家，掠夺人民，盗窃国库。1712至1732年，勒萨日为集市剧场写过一百多出小型喜剧，其中有的是和别人合作的。这些喜剧不同于古典主义喜剧。当时，法兰西喜剧院垄断戏剧上演权，只演传统的古典主义剧目，千方百计迫使集市剧场关闭。为了对付法兰西喜剧院的干预，勒萨日不得不经常改变他的戏剧形式，有时以歌曲为主，对白为辅，有时把对白和舞蹈结合起来，有时是纯粹的哑剧。这些通俗作品讽刺性强，有的公开嘲笑法兰西喜剧院的剧目，有的以暗示手法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但都具有现实主义因素，颇受普通观众欢迎。
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1715，1735)叙述一个西班牙青年的遭遇。他原来是个天真无知的孩子，为了冲破封建社会的种种障碍，他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终于爬到首相秘书的地位。作者通过吉尔•布拉斯的形象，说明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即使有很好的德行和很大的才能，也不会受人重视。他要有所作为，必须和坏人同流合污。吉尔•布拉斯为了不被生活所淘汰，只好走上卑鄙肮脏的道路，猎取金钱地位。勒萨日认为吉尔•布拉斯和那些当权者一起强取豪夺，只是暂时的事，他成功后还会过诚实的生活。在小说第三部里，他果然成为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好人。勒萨日谴责封建阶级的等级偏见，但他肯定吉尔•布拉斯的利己主义人生观。在他看来，吉尔•布拉斯走上骗子的道路，应该负责的是封建社会，而不是他自己。作者在小说中还塑造了首相赖玛公爵的形象，揭露封建官僚机构的贪赃枉法。但他对贵族仍存有幻想，把奥利法瑞斯伯爵刻画成一个关心国家利益的贤明首相。
勒萨日在《吉尔•布拉斯》里写出了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关系上升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特征。金钱统治一切，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个社会是自私自利的黑暗王国，从上到下，人人都为私利打算，设法升官发财，做狡黠者中的最狡黠者。
《吉尔•布拉斯》的结构形式同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以及十七世纪法国“世俗现实主义小说”有相似之处。它在叙述主人公的冒险生活的同时，穿插一连串的故事，这些故事之间往往缺乏有机的联系。勒萨日塑造了吉尔•布拉斯这一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提出一些颇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他丰富了西欧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并且在揭露封建社会方面具有启蒙文学的一些特征。
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启蒙作家开始发表作品。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老一辈的启蒙文学作家，狄德罗和卢梭属于年轻的一代。他们在反封建、反教会、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中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在政治问题上，孟德斯鸠主张君主立宪制，要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伏尔泰和狄德罗提倡开明君主制，只有卢梭提出更进步的共和制。在教会的腐败和黑暗。伏尔泰和卢梭自始至终停留在自然神论的水平，狄德罗却从自然神论走到无神论。关于社会制度，几乎所有的启蒙作家都不触动私有制。卢梭虽然揭露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要求用法律限制财产集中。唯有梅里叶、摩莱里和马布里提出了取消私有制、平均分配土地的空想共产主义。
尽管启蒙作家意见分歧，甚至在某些人之间发展成为仇隙，他们却曾经一起合作，共同为宣传启蒙思想而斗争。这就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百科全书》编写工作(1751-1766)，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为这部著作撰过稿。“百科全书派”可以说是“启蒙活动家”的同义语。《百科全书》总结了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创造发明和成就，它是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进步思想指导下编写的一部反封建、反教会的巨著。它的编写和出版不断受到封建政府和教会的迫害和禁止。由于主编人狄德罗的努力坚持和进步力量的支援，终于全部完成。
查理——路易•德•斯贡达•孟德斯鸠(1689-1755)生于贵族家庭，叔父是波尔多法院院长。孟德斯鸠幼年学习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专攻法律。他当过律师和法院顾问，1716年继承叔父的子爵爵位和法院院长职务。在工作中，他认识到封建法律是为王权服务的，开始怀疑法律能否作到真正公允。1721年，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荷兰出版，未署名。这部作品立刻风行一时。1728年，孟德斯鸠辞去法院院长职务，开始为《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他到欧洲各国旅行，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1734年他发表一部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是1748年出版的。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的朋友和家人，后者也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的朋友和家人，后者也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讽刺作品。它揭露法国统治阶级庸俗堕落、荒淫无耻，批判上流 社会的种种恶习和生活方式，指出决斗和财博等的危害性。它嘲笑资产阶级羡慕贵族地位，出钱雇人替自己伪造家谱，“清洗祖先的名声”。有四、五封信是直接攻击法国暴君路易十四的，第三十七封信谴责他喜欢诌媚、培养伪善、奢侈浪漫，好大喜功。有些信描写摄政王时代的财政总监约翰•劳开设银行，滥发纸币，使全国经济陷于破产，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失。作者对罗马教皇权力提出怀疑，说他只是一个古老的偶像，人们给他烧香，无非因为习惯如此。第二十四封信说，教皇是一个最强有力的魔法师，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硬要人们相信：“三等于一，人们所吃的面包并非面包，所饮的酒并不是酒。”孟德斯鸠说，《圣经》有多少行字，就有多少可以争辩的地方。他谴责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主张宗教应当有容忍精神。第十一至十四封信中的穴居人的故事阐述作者的理想社会，把宗法式生活美化为圆满幸福的生活。
《波斯人信札》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波斯贵族的生活。作者通过波斯故事影射法国的专制暴政，同时那些受压迫被摧残的波斯妇女和阉奴。他借波斯贵族郁斯贝克的妻妾之口，指出妇女不是男子的私有财产，她们拥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
孟德斯鸠把他的作品写成波斯游客的通信，其用意是要掩护他对封建社会的尖锐批评和讽刺，逃避审查制度的迫害。十八世纪法国出版过很多东方游记和书信集，介绍这些国家的风俗人情，受到读者欢迎。这也是孟德斯鸠采用这种形式的原因之一。《波斯人信札》没有完整具体的情节，只是叙述一些零星故事，谈论一些人物，借此阐发作者对政治、社会、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它为十八世纪哲理小说开辟了道路。
孟德斯鸠在启蒙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在《波斯人信札》里宣传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迫害的进步思想，而且也因为他写了《论法的精神》。这部社会科学著作费了他二十多年的工夫。他首先阐明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他指出专制政体是最反动的政体，不仅因为它用暴力统治国家，剥夺人民的自由，还因为它本身是愚蠢的政体，需要愚蠢的被统治者，也需要愚蠢的统治者。在本书里，他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说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革命活动家所接受，并反映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里。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是十八世纪声望最高的启蒙作家，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青年时代读过贝勒和封特奈勒的进步作品，他推崇梅里叶的《遗书》，但反对后者的空想共产主义。他涉足于社会上层的交际场所，经常在自由思想极为浓厚的沙龙和咖啡馆中出现。他年少气盛，敢于议论，不怕触犯权贵，一度被驱逐出巴黎，后来又被关进巴士底监狱。1725年，他和一个小贵族发生冲突，被迫离开法国。1726-1729年，他住在伦敦，研究英国社会政治、牛顿的科学思想、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英国文学与戏剧，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法国。回国后，他发表《英国通信集》(1732)，宣扬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各方面的成就，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唯物主义哲学，传播自由平等思想的种子。这部作品被反动政权宣布为禁书。1750年，他接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访问柏林。他发现他想象为开明君主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个非常残暴的专制国王，这加深了他对专制暴政的憎恨。这一时期，他和法国年轻一代的启蒙活动家接近，为《百科全书》写稿，这些文稿后来收在他的《哲学辞典》(1764)里。1755年起，他定居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他和欧洲各国人士通信，接待他们，并且以实际行动干预社会生活。尽管他在启蒙运动中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思想却比狄德罗、卢梭等温和保守。在政治上，他主张开明君主制；在宗教上，他是自然神论者；他批判教会，但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也应该虚构一个，”用来约束人民，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私有制。
伏尔泰是多产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诗、哲理小说、五十多部悲剧和喜剧、一万多封信札。
伏尔泰开始文学创作时，他的愿望是继高乃依和拉辛之后，成为一个不朽的悲诗人。他的第一部创作是悲剧《俄狄浦斯》(1718)，以后所写的绝大多数剧本也是悲剧。他受到古典主义戏剧传统的熏陶，推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但反对古典主义理论家把他们的文学原则说成是永恒不变的那种静止观点。他一度被莎士比亚的艺术所吸引，给莎士比亚以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从古典主义趣味和民族偏见出发，说 《哈姆莱特》“是一部粗糙野蛮的剧本，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最低级的民众也忍受不了”。他看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已丧失了拉辛悲剧的热情，只是冷冰冰的“五幕谈话”。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他又主张适当地采用莎士比亚的一些手法，来加强戏剧效果。他决心改革，于是在他的悲剧中出现了鬼魂，响起了炮声，罗马元老穿上红袍，匈奴人和鞑靼人戴上铁盔。但是，他认为将古希腊、罗马文学当作典范的古典主义原则仍然有效。他的悲剧情节虽然比较复杂，却并不违背三一律。在戏剧艺术形式上，他的悲剧尽管有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还是保守的。
伏尔泰的悲剧形式上是古典主义的，内容却贯穿着启蒙主义精神。《布鲁图斯》(1730)是一部政治悲剧，宣扬效忠于共和政体的思想。罗马元老布鲁图斯的儿子把祖国出卖给共和国的敌人——被驱逐出国的罗马暴君。布鲁图斯毫不犹疑地对他判处列刑。他的儿子被处决后，他说道：“罗马自由了，这就成了!”这部悲剧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年月里起过很大作用，它激起人们对专制暴政的仇恨，宣传自由的思想。《札伊尔》(1732)叙述伊斯兰教的苏丹奥洛斯曼和女基督教徒札伊尔相爱的故事。宗教偏见在这对情人之间引起一连串的误解，终于导致悲惨的结局。作者极力描绘奥洛斯曼的嫉妒性格，很明显地受了《奥瑟罗》的影响。在他的另一部有名的悲剧《穆罕默德》(1742)里，他对宗教狂热表示憎恨，宣传宗教容忍的观点。他认为宗教信仰和教会人士所宣扬的“真理”不过是欺骗和谎言。穆罕默德为了消灭自己的政敌，卑鄙无耻地以爱情为饵，迫使一个对他具有狂热信仰的青年杀死自己的父亲。《中国孤儿》(1755)是伏尔泰受到元曲《赵氏孤儿》的启发而写成的一部悲剧。作者称赞中国的哲学智慧，它能使侵略中国的成吉思汗被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所征服，转变为明智的哲人，成为“哲学家国王”。伏尔泰从事戏剧创作，其目的是把戏剧作为宣传武器，用来激励法国人民向封建专制制度、宗教狂热作斗争。他的悲剧以曲折有趣的情节和先进的政治内容吸引观众，在十八世纪起过传播启蒙思想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