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化关系非常密切，英、法两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最大。英国的社会制度为许多国家的先进人士所向往。法国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几乎都到过英国，把英国的进步思想介绍给法国。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是在十八世纪才传到欧洲大陆，开始影响法、德、俄、意等国文学。这一时期的英国小说家理查生受到狄德罗的热烈赞赏，他的小说影响了卢梭，卢梭又对德国的许多诗人发生影响。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以它的卓越成就，在欧洲各国掀起了向法国学习的浪潮。许多国家从统治者一直到一般文人作家都竞相模仿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学艺术。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对一些国家的民族文学的建立起过一定作用，但它的宫廷趣味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在这些国家里也产生了华丽典雅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出版后，几乎立刻传到其他国家，或很快就出现了译本，人们竞相传诵，成为欧洲各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的有力斗争武器。
这一时期古典主义继十七世纪之后，仍然统治着欧洲文坛，许多国家先后有了自己的古典主义流派。但在十八世纪，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启蒙文学和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英国，古典主义虽有相当声势，出现过以蒲伯为首的古典主义派，但这个时期成就最大的作家是笛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他们中有的强烈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有的对封建阶级进行揭露，最进步的作家对本阶级所暴露的缺点提出尖锐的批判。他们的文学活动具有启蒙的性质。他们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国王和贵族，而是普通人，特别是社会的中、下层人物。他们关心社会问题，注意环境描写和性格刻画。他们的作品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在法国，古典主义牢牢地占领着文坛，不少作家仍按古典主义的原则从事创作，但没有写出优秀作品。这一时期最受民众欢迎的是以启蒙思想为内容的文学。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活动家，同时也是启蒙文学家。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革命性，是欧洲启蒙文学最典型的范例。德国启蒙作家反对封建专制，争取建立德国民族文学，但也表现出和宫廷贵族妥协的软弱性。莱辛是最重要的德国启蒙作家，他把戏剧作为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在戏剧理论和创作两方面都有所建树。意大利戏剧一度繁荣，哥尔多尼继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传统，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深刻影响，写过不少富有民主思想的社会喜剧，反映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日益自觉。俄国在三十年代后形成古典主义流派。这一派作家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提倡科学、文化和爱国精神，讽刺并批评农奴制度所产生的不合理现象。九十年代出现了反映农民革命情绪的作家拉吉舍夫。
启蒙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民主性。启蒙作家把文学创作看成是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他们常常深入浅出，把深奥难解的哲学思想写得通俗易懂，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着重反映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描写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和崇高感情。他们作品中的贵族一般是批判揭露的对象。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用诗体进行创作，绝大多数是使用散文。他们喜欢采用民间故事和人民的语言，使作品容易为民众所了解。他们不把描绘环境和性格作为创作的主要任务，但他们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常能引人入胜，发挥启蒙教育作家。他们常用的手法是讽刺和说理；讽刺作品尖锐辛辣，摧毁力很大；说理文逻辑严密，说服力很强。有的启蒙作家，如狄德罗和莱辛，在美学方面深入探讨，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丰富了欧洲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十八世纪作家创造了一些新体裁，如正剧、哲理小说和抒情小说等，以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
十八世纪后期，欧洲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流派，其发源地为英国。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更加显著。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人深感社会上贫富悬殊，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感伤情绪由此产生。感伤主义文学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在理查生的小说中已经出现感伤因素，但英国感伤主义代表作家是斯泰恩，感伤主义就是以他的小说《感伤旅行》(1768)而得名的。这一派作家夸大感情的作用，细致描写人物的心情和不幸遭遇，以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有时对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怜悯，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他们有时放任个人情感，沉溺于感情世界，脱离现实；有时甚至爱抒发个人对生、死、黑夜和孤独的哀思，致使他们的作品往往充满悲观失望的情调。他们最爱用的体裁是哀歌、旅行记和书信体小说。
法国在十八世纪并未产生真正的感伤主义文学流派。狄德罗的正剧，特别是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虽然也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但感情主要是用来对封建制度、封建道德作斗争的，因此富有战斗性。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标志着德国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狂飙突进运动作家中有些人受了理查生、斯泰恩、卢梭等人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也带有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也一度出现了感伤主义流派，代表作家是卡拉姆辛。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俄国贵族的没落情绪，成就不高。感伤主义文学对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二节　英国文学 
英国社会在十八世纪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高官厚禄虽仍为土地贵族所垄断，但国家政策基本上是为金融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服务的。政府以殖民制度、保护关税制度、国债制度、近代课税制度促进工商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连年进行殖民战争。劳动人民受到极为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资本主义经济空前繁荣，大型手工业工场在主要生产部门代替了小作坊和个体生产者。十八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出现了使用机器的工厂，人口向城市集中，新的城市在兴起。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诞生了。自耕农遭到破产，旧式乡绅也在消失。较多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和较多代表金融工商业者利益的辉格党轮流把持政权。官场贪污贿赂公行；司法机构弊端重重，它镇压人民，保护有产者的利益；选举制十分腐败；上流社会的奢侈、投机、纵饮、豪赌成为一时风气。
这一时期英国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以理性为武器反对封建残余，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表示同情。另一些作家也打着理性的旗号，但他们却为现存制度辩护，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古典主义在这个时期还有很大影响，保守作家大都遵循古典主义创作原则，一些进步作家也或多或少带有古典主义倾向。但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批评家都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反映更广阔的现实。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不论古典主义或现实主义都逐渐被一些新的流派所代替了。
本世纪初期，古典主义在诗歌创作中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作用是蒲伯(1688-1744)。他模仿罗马诗人，有的诗对贵族生活进行温和的讽刺，有的宣扬庸俗哲学。他长于说理，诗风精巧隽俏，缺乏深厚感情，形式多用双韵体。此后，诗歌中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因素逐渐增长，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作了准备。
十八世纪英国的戏剧创作成就不大。在前期，古典主义戏剧和市民喜剧并存，除了盖依(1685-1732)的政治讽刺剧《乞丐的歌剧》(1728)以外，没有产生杰出的作品。后期才有了一些优秀的喜剧。
由于出版物审查法的废止(1695)，政治斗争的需要，城市的发展，读者的增多，物质条件的便利，期刊事业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几乎每个名作家都办过期刊，如笛福的《评论报》、约翰逊的《漫游者》、菲尔丁的《修道院花园杂志》等等。最有文学价值的是艾迪生(1672-1719)和斯蒂尔(1672-1729)的《旁观者》(1711-1712，1714)。这份刊物每期只登一篇文章，或议论一般社会生活，或评介作家或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其中有一组以虚构人物罗吉•德•柯夫雷爵士等为中心的文章，是介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作品。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最主要的贡献在小说方面。笛福、斯威夫特、理查生、菲尔丁、斯摩莱特等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这个时期的小说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它在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继承并发展了过去小说——主要是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反映了初期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的种种矛盾，适应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读者群众的要求。这种小说一般不再是脱离现实的虚构故事，而是以社会生活为题材，以普通人，特别是中下层人物作为主人公。主要的小说多半含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以比较严肃的态度对待政治社会问题。小说更多地注意结构，情节趋于集中，时间、地点的安排也较严密。人物性格的塑造、感情心理的刻画、环境的描写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语言一般是日常生活用语。这些特点标志着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新阶段，为以后英国和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这个时期，文学作品开始成为商品，作家逐渐成为自由职业者，不再需要显贵作“恩主”。作家往往受雇于书商，撰写或编译各种著作，成名的作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作家集中在伦敦，他们往往和党派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利用期刊、小册子或传单对时事发表意见。他们组织俱乐部(如斯威夫特、蒲伯、盖依等的“斯克瑞布勒瑞斯俱乐部”)，约翰逊、哥尔斯密、鲍斯威尔的“文学俱乐部”，常在固定的咖啡馆或餐馆会面、谈天、看报。
丹尔尼•笛福(1660?-1731)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他出身于清教徒的小商人家庭，自己也是商人。1688年政变时他积极支持新政权，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有关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政论文。因讽刺当政的托利党的宗教政策，他被捕入狱，以致破产。此后他为历届内阁大臣奔走，并编辑报刊。五十九岁时他的《鲁滨孙飘流记》出版，获得很大成功，后来他又写了不少长篇小说，包括《摩尔•弗兰德斯》。
笛福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中心思想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贸易；他主张扩充殖民地，反对专制政体、等级制度，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
《鲁滨孙飘流记》(1719)是以第一人称写的长篇小说。鲁滨孙在青年时代不安于平庸的小康生活，违背父亲的劝告，私自逃走，到海外经商。他为摩尔人所掳，做了几年奴隶。后来，他逃往巴西，成了种植园主。由于缺乏劳动力，他到非洲购买奴隶。途中遇难，他独自飘流到南美附近的无人荒岛。小说主要描写他在岛上二十八年的生活。也很快战胜了忧郁失望的心情，从破船上搬来枪械和工具，依靠劳动改善了自己的环境。他猎取食物，修建住所，制造各种用具，种植谷类，驯养山羊，表现出不知疲倦、百折不挠的毅力。独自生活多年后，他遇见一些土人到岛上来举行人肉宴，他从他们手中救出一个将要被杀的土人，把他收为自己的奴隶，取名星期五。最后，他帮助一个舰长制服叛变的水手，搭乘舰长的船返国。他又获得历次冒险所积累的财物，成为巨富，并派人到他经营过的荒岛，继续垦殖。
《鲁滨孙飘流记》的价值在于：我们从这部小说可以认识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作者在鲁滨孙身上注入自己的理想，把他塑造成为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对他的品质极力加以美化。鲁滨孙的父亲具有保守的世界观，而鲁滨孙则不安于现状，他总是在行动，在追求。他在荒岛上不惜劳力，不怕艰难，凭着似乎是开辟新天地的热情，用自己的手创造了自己的小王国。他的勤劳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个人生存，为了创造私人财富。他的活动还给人以个人能够创造一切财富的假象。鲁滨孙这个形象也反映了殖民主义者的一些特点。他贩卖黑奴，经营种植园，在荒岛上以代表资本主义文明的火枪和基督教征服土人，并把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带到了岛上。以上种种，作者都以肯定的态度加以叙述。
《鲁滨孙飘流记》的主人公是普通的中产阶级人物，这是和过去的传奇与流浪汉小说不同的。作者擅长写具体的行动和环境的描写，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信以为真。他塑造的唯一人物具有典型意义。
笛福另一部重要小说是《摩尔•弗兰德斯》(1722)，也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是一个贫苦天真的女子，受人欺骗，而又生活无靠，以致逐渐堕落，成为窃贼，最后被流放美洲，但以幸福婚姻告终。从这部作品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腐蚀作用，但作者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了主人公不择手段的欺骗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尔虞我诈。
约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生于爱尔兰，家境贫苦，靠亲戚的帮助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此后他往来于伦敦和爱尔兰之间，作过私人秘书和爱尔兰的乡村牧师。1696年左右，他写出有名的《一个木桶的故事》，讽刺天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1710年底至1714年，他为托利党内阁大臣服务，编《考查者》报，写政论。这个时期他和作家薄伯、盖依、医生阿布斯诺特等交往。托利党失势后，他定居爱尔兰，终生担任都柏林圣派特立克大教堂教长。爱尔兰实际上是英国第一个殖民地，斯威夫特这时对爱尔兰的状况有深刻的认识。从1720年开始，他用锐利的文笔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讽刺诗，猛烈攻击英国的殖民统治。《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纺织品、用具、制品的建议》(1720)指出英国的侵略使爱尔兰生产凋敝，号召抵制英货，使用国货。《德莱比尔的信》(1724)共七封，假托一个名叫德莱比尔的布商，抗议英国国王特许一个英国商人在爱尔兰铸造贬值铜币，呼吁全国一致拒用，并指出爱尔兰人民应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的自由权利。在《一个温和的建议》(1729) 里，斯威夫特怀着强烈的憎恶心情，以表面温和的笔法，忿怒地谴责英国的奴役和剥削，指出爱尔兰穷人无法生存，唯一出路只能是吃掉或出卖自己的孩子。他受到爱尔兰广大人民的爱戴，被称为“爱国志士”。
《格列佛游记》(1726)是斯威夫特唯一的小说，是一部讽刺杰作，全书分四卷，叙述一个英国医生格列佛航海飘流到几个幻想的国家的经历。第一卷写他在小人国(利立浦特)宫廷看到身长不过六英寸的小人以种种卑鄙手段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政客们按照鞋跟高低的不同而分成两党，彼此誓不两立。利立浦特和另一小人国因为争论吃鸡蛋时打破大端还是小端而连年血战。皇帝想利用格列佛吞并敌国，遭他拒绝。格列佛为了避免报复，逃离利立浦特。这一卷主要讽刺英国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党派纠纷和以宗教信仰分歧为借口的掠夺战争。
第二卷写格列佛到了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被当作玩物送入宫廷。格列佛把英国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向国王夸耀，国王对此一一进行质问和抨击。作者通过国王的话谴责了英国的腐败政治和侵略战争。大人国的政治社会情况体现了作者一些正面理想。这里法律简明，没有常备军，重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学。国王认为治国之道不外常识和理智、公理和仁慈。
第三卷叙述格列佛在飞岛(勒皮他)、巴尔尼巴比、巫人岛(格勒大锥)、拉格奈格等他的见闻。这部分内容较为驳杂，主要是对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对英国政治情况等方面的讽刺，也反映了人民反压迫的斗争。
格列佛在最后一次航海中到了慧骃国，在那里，马是有理性的、公正的、爱好和平的、统治全国的动物，而人形的“耶胡”则是丑恶、贪婪、淫乱、好战的兽类。格列佛向供养他的灰马介绍并批判英国状况。马国处于原始状态，除三年开一次的国民大会外，无任何组织。格列佛想终老于此，但被赶出。在全书最后一章，作者谴责了殖民制度，把殖民者比作海盗、屠夫。
斯威夫特对英国政治，尤其是对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有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格列佛游记》抨击了英国十八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统治，批判了行政、立法、司法制度，殖民主义，金钱关系等各方面的黑暗和罪恶。游记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保守倾向，如肯定等级制度，留恋较原始的社会，不恰当地讽刺自然科学，并流露出一些阴暗情绪。书中深刻的内容和丰富的幻想交织在一起。全书，尤其是前二卷中，情节和细节都极生动滑稽，富有童话色彩，许多场面使人难忘。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多种讽刺手法，如象征影射、直接谴责、反语、夸张、对比等。故事是通过格列佛的游历串联起来的，这是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方法。这部作品的语言朴实清晰，准确有力。
撒缪尔•理查生(1689-1761)生在一个细工木匠的家庭。他十五、六岁时到印刷店作学徒，并利用闲暇时间自学。后来他自己开店，在当时印刷业中很有名望。他根据别人建议，写了一部尺牍，备人模仿，内容多是劝善修身之道，由此他得到启发，写了他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米拉》(1740-1741)，副标题是《美德有报》。小说写一个乡绅家的女仆帕米拉坚决抵御主人对她的无礼企图，迫使他正式娶她为妻，婚后她又以自己的品德、仪貌赢得乡绅和他的朋友们的尊重。作者把帕米拉当作中等阶层女德的典范，但她不过是把贞操当作商品，待价而沽。理查生最成功的小说《克莱丽莎•哈娄》(1747-1748)也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克莱丽莎的家庭为了经济利益，强迫她嫁给一个她所厌恶的富人。她在危急中逃出，落入花花公子勒甫雷斯的手中。她发现勒甫雷斯的自私面目，但已无法逃走，终于因长期受到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而死。小说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妇女婚姻不能自主的现象，批判了贵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
理查生在英国和欧洲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小说完全摆脱了以主人公多种多样的见闻经历作主线的传统写法，而是集中描写一件事的始末。他不用奇闻异事吸引读者，而是以日常生活中的婚姻、道德等问题为内容。他特别注意分析和描写人物的情感和心理，不仅限于叙述人物的行动。他善于写善良的弱女子令人心酸的处境和她们的悲苦心情，目的在于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帕米拉企图自杀前的心理，克莱丽莎受折磨时的境况和悲伤，曾使当时许多读者流泪。这一特点使他的作品具有感伤主义因素。他的小说冗长，说教气味浓厚。
享利•菲尔丁(1707-1754)是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他出身破落贵族，曾在贵族的伊顿学校和荷兰莱顿大学学习。1728年他的第一部喜剧公演，1730年回国，以戏剧创作为主，在此后七年中写过许多喜剧、笑剧、讽刺剧和小歌剧，主要讽刺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政治黑暗。《巴斯昆》(1736)和《历史纪事》(1737)讽刺以行贿贪污著名的英国第一任首相瓦尔浦。《历史纪事》借用当时记述国内外大事的年鉴的名称，写1736年发生的事。作者用剧中剧的手法，写一个作家在排戏，戏中演几个政府首脑商议怎样弄钱，有人主张征税，另一个说他在想还有什么可征的税，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对无知征税，因为大多数有钱人是无知的。当他们离开舞台时，剧中的剧作家说他们征税去了，并指出“欧洲整个历史就是这么回事”。剧中有一场，影射瓦尔浦用这样搜刮来的钱收买反对派。《历史纪事》激怒了瓦尔浦，他在当年就使议会通过戏剧审查法，封闭大批戏院，只留下两家。菲尔丁不得不结束戏剧创作，去学习法律。四十年代初他又开始写作，创办期刊，写小说。1748年他为生活所迫，担任伦敦一个区的治安法官。他在1754年因病到葡萄牙的里斯本休养，不久在那里逝世。他的小说中重要的有四部。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43)以当时一个有名的强盗首领魏尔德的事迹为根据，讽刺瓦尔浦型的资产阶级政客。魏尔德利用手下盗贼作案，赃物大部分归他所有。他小时的同学——开珠宝店的哈特夫利诚实善良，对他一片热情，他却骗走哈特夫利的大批财宝，害他入狱，拐走他的妻子，企图霸占她。但魏尔德终于失败被捕。在狱中他还和另一强盗首领争夺控制和勒索其他犯人的权利。菲尔丁认为盗匪首领和政府首相没有差别，他们的“伟大”就是压迫和剥削善良的“小人物”，盗取“公众的钱袋”，并且彼此倾轧。小说中的正面主人公哈特夫利心地善良纯朴，作者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作者往往通过寓意的手法进行讽刺，如魏尔德在狱中和另一强盗首领争夺睡衣的情节，体现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无聊可笑。
《约瑟•安德鲁传》(1742)写贵族布比夫人的男仆安德鲁拒绝女主人的引诱而被解雇，他离开伦敦去找他的情人、女仆芳妮， 途中他先后遇到本村牧师亚当斯和芳妮。小说主要描写这三个穷人在路上的经历。他们遇到形表色色的人物，如糊涂的治安法官，企图凌辱芳妮的乡绅，拿穷人开心的地主，狠心的店主妇，爱猪甚于爱人的牧师，富有而一毛不拔的管家；他们也遇到一些善良的穷人。最后安德鲁和芳妮克服种种阻挠，结成婚姻。这部小说广泛反映了当时英国乡村社会情况，真正的主人公是亚当斯牧师，他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但不了解人情世态，常常陷于尴尬可笑的境地。作者有意把他刻画成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恶习相对照。类似亚当斯的形象在以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常常可以遇到。
《汤姆•琼斯》(1749)是菲尔丁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弃儿汤姆•琼斯和乡绅女儿苏菲亚•魏斯顿的恋爱故事，描绘了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真实的图画。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分别叙述主人公在乡村、在逃往伦敦的路上和在伦敦的活动。出身不明的汤姆在乡绅奥尔华绥抚养下长大，是一个真诚、心肠好但又轻率放任的青年。他得到苏菲亚的爱，受到奥尔华绥的外甥、伪善自私的布利非的中伤，被赶出家门。苏菲亚也因父亲强迫她嫁给布利非而偷逃出来。他们在路上经历了种种事件，到了伦敦，在那里汤姆又被布利非陷害，苏菲亚也受到家人的强制。最后布利非面目暴露，汤姆和苏菲亚结婚。菲尔丁通过汤姆和布利非的对比，肯定了发自内心的善，否定资产阶级以自私为核心的伪善。作品批判了以门第、金钱为条件的婚姻，揭露了贵族的荒淫无耻和上流社会的罪恶。全书人物四十多个，几乎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如贵族、乡绅、商人、追逐财富的冒险家、教师、守林人、旅店主、军官、被迫为盗的穷人等等。其中许多人物刻画生动，具有典型意义。作品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机智精炼。
这部作品每卷第一章是一篇独立的散文，大都是文论性质的，阐述作者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见解。
菲尔丁把《约瑟•安德鲁传》和《汤姆•琼斯》的体裁叫做“散文体的滑稽史诗”。它们的共同点是反映的生活面广阔，以普通人为描写对象，富有滑稽、幽默、讽刺的成分，利用了一些如一主一仆、旅途经历、旅店风波等传统手法。
《阿米莉亚》(1751)是菲尔丁最后一部小说。温顺贞洁的阿米莉亚出身富家，却宁愿嫁给穷军官布斯上尉。生活的贫困、有权势的人物对阿米莉亚的野心和布斯的轻率性格，都给他们带来困难，给阿米莉亚带来痛苦。最后布斯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又得到意外的财产，他们的苦难才告终了。这部小说的情调和前两部不同，很少有滑稽幽默的成分，而着力描写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凄凉的心情，带有感伤主义因素。它的情节更集中，批判性更强，它揭示穷人受有钱人的压迫凌辱，着重谴责英国的司法系统，刻画了治安法官、律师、执行吏、狱卒等一群枉法受贿的司法界人物形象。全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接近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菲尔丁着重批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他揭露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拜金主义、道德败坏，对中、下层人民抱有极大的同情。他的批判是从人性论、抽象道德观出发的，他的正面人物体现了这种观点。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也说明了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和同时代的小说相比，他的小说反映的生活面更广，人物性格塑造更丰满，更有典型性，结构更加完整。他是十八世纪欧洲最有成就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1721-1771)出身苏格兰地主家庭，在一次英、法争夺南美洲殖民地的战役中，当过英国军舰上的军医助手。1744年后他开始创作，并参加在野党反对瓦尔浦的活动。他的主要贡献是小说创作。
《蓝登传》(1748)是带有自传成分的小说。蓝登的父亲因婚姻问题出走，蓝登童年受家族歧视，教师虐待。他当过外科医生的学徒，后来到伦敦谋生，作了军舰上的医生，参加战争。离开军队，他就伪装贵族，在国内外靠欺骗和赌博为生。最后他和舅父一起到海外贩运黑奴，在美洲遇到发了财的父亲，和他一同回国。《蓝登传》采用流浪汉小说的形式，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反映英国和欧洲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小说愤满地揭露了英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社会上对苏格兰人的歧视，特别揭发了英国海军的黑暗，但小说缺乏深度，作者对主人公的行径也毫地批判。
《亨弗利•克林克》(1771)是书信体小说，通过一个老乡绅和他的家人在一次旅行中所写的书信，反映英国的广阔现实。作者描写了贵族、资产阶级在游览胜地巴斯的奢华生活，公路上盗贼横行的情形，工业革命开始后伦敦等城市的畸形发展，劳动人民的失业现象等。作者创造了几个有声有色的人物，笔调轻松幽默。
十八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发生后，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出现许多新的文学流派。古典主义已成尾声；诗歌和小说中感伤主义流行；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所引起的复古倾向开始抬头；同时一些民主作家对劳动人民表示同情，在启蒙思潮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谴责了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潮流的形成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