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写实小说
（2）理解“问题小说”形成的两方面原因：一是“五四”思想启蒙造就了思考的一代，他们渴望用小说来提出和讨论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二是受易卜生等欧洲与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和文学思潮的影响，提倡为人生的创作。“问题小说”并非流派，而是一种创作的风潮，提倡为人生的创作。“问题小说”并非流派，而是一种创作的风潮，贴近青年所关注的人生现实问题，但视野与题材仍比较狭窄，难免概念化。对“问题小说”形态与得失的理解，可以举冰心为主要的分析象。其《超人》是比较典型的“问题小说”。该小说文笔和情节结构都与传统小说相去甚远，重在写人物的心理，并抒发作者的感受，但有些概念化，明显带有“五四”的特征。还可以分析王统照的《沉思》、《微笑》等小说，其提出和表现“问题”时所追求的虚幻、玄想的特点，也带有“五四”时代的情味。
（3）“问题小说”风潮过去之后，很多作家都转向写实。考察这变化的痕迹可以引举叶圣陶为例。叶也是从“问题小说”起步，后来支转向专写“小市民智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并着重用冷静批判之笔揭露小市民精神病态。可以重点评析其早期代表作《潘先生在难中》，注意其如何在不长的篇幅中塑造出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形象，并领略其不动声色地讽剌的手法。
   （4）关于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乡土小说作家群，是本章学习的重点。要了解这一群体的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应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对“乡土文学”的界定为出发点，理解这一群体涌现的文学史背景：回忆、乡愁、风土、写实，是乡土小说的突出特色。
    可以在阅读一些代表的基础上，休会与掌握王鲁彦（《菊英的出嫁》）对奇特民俗的描绘，彭家煌《怂恿》）对闭塞乡村世态人情的揭露，台静农（《拜堂》）对宗法制度下农民心理困苦难表现，等等，从而理解乡土小说的基本特色，及其使新文学小说的题材转向社会民众，手法转向写实，描写转向以人物为中心等变化。总之，应注意从中学会如何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一种文学潮流。
    三 “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他主观型叙述小说
   （5）强调小说抒情主观性的主要有创造社作家。抒情小说也是现代小说的一种新样式，其中“自叙传”抒情小说侧重于作家的自我暴露，以及个人私生活和心理的描写，这是接纳日本“私小说”和其他一些外国小说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体小说，郁达夫是其代表作家。生点把握郁达夫创作的鲜明特色，《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可以作为深入分析的文本。其特色表现在：小说有以“零余者”为代表的确良抒情主人公，这其实也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或宣泄：多写“时代病”，即“五四”时期青年知识者生理与心理的病态和变态，又并非展示病态，而是发泄对病态社会的不满与抗议。
    分析郁达夫小说不必过于考究其情节结构或语言运用的完整程度，应重在领略其非常独异的艺术个性，那充溢篇中的才气、激情，那真切的感伤和忧愤。此外，有关其小说中病态性欲的描写，也可以作为本课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这应理解为郁达夫试图用新的眼光去剖析人的生命和性格中包孕的情欲问题，在当时也带有向虚伪的封建传统道德及国人矫饰习气挑战的意味。
   （6）了解“五四”抒情小说的特色，还应当考察庐隐、滏女士等。她们与创造社和郁达夫没有承传关系。庐隐、滏女士等。她们与创造社和郁达夫没有承传关系。庐隐的《海滨故人》表现新旧交替时代青年女性的精神饥渴，滏女士的《隔绝》等作品大胆袒露敢于冲破旧道德牢笼的青年女性的内心隐秘。这些作品艺术上并不完整，但联系当时的时代精神需求来阅读，就能理解其当时受欢迎的原因。
   （7）同样注重抒情却又在艺术上达到较完整的境界的本时期作家，还有冯文炳和许地山。前者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中心，欣赏其如何以冲淡、质朴的笔调描写古朴、和谐的田园生活之美，及其如何借鉴古典诗词的手法构设小说的意境。欣赏许地山的《缀网劳蛛》等作品，则应当把握其倾向浪漫主义的丰富的想象宗教传奇的情节韵味。
    第四章 郭沫若
     一、《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1）诗歌研究无定法，一般而言，评论一位诗人，应抓住最最能体现其思想艺术追求的独创的方面。而“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便是《女神》的特色。对这一形象的特征及其时代内涵的分析，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开辟鸿荒的大我”，即“五四”时期人们心目中觉醒的、新生的中华民族形象（如《凤凰涅 》中的凤凰，象征民族的新生）。所谓“大我”的情怀，是古老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种崭新的精神，也就是“五四”式的彻底、不妥协、战斗和雄强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还体现为对自由与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是对人的价值、尊严和创造力的充分肯定，是那种“天马行空”的心灵世界（可以《天狗》为析例）。其次，“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又应当理解为同时是诗人的个性与灵魂的真实袒露。“大我”与“我”是统一的。从郭沫若诗中也会听到不和谐的声音，展现其骚动、矛盾的内心，在表达进取时可能又有颓唐厌世。这也可以从“五四”时代心理情绪的复杂多样怀方面去理解。惟其如此，更真实地立体地表达了一代青年的思想情感。学习中会碰到对郭诗那种似乎大喊大叫袒露直切的写法不大能欣赏的情况，应当联系“五四”时代刚刚觉醒过来的一代青年的心境去同情了解，这样会发现《女神》的确有不可重复的精神魅力。
    二、《女神》的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
   （2）郭沫若所理解的泛神就是无神，他把一切自然都视作“神的表现”，“我”即是神，那么一切自然也都是“我”的表现。关于这个问题，较细致的介绍也可以参考“评论节录”中的研究观点。要了解由于泛神论的影响，《女神》更加思绪沸腾，想象奇特，大自然常常被人化，人与自然合一（可重点评析《地球，我的母亲》）。而且从泛神论的影响出发，郭诗崇拜万物不断创造更新的“力”和“动的精神”。总之，《女神》的主导性风格是壮阔、雄奇，正代表了“五四”的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特征。
   （3）《女神》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其自由诗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有外在格律，押韵、诗节与诗行大致整齐。另一类是讲求情绪自然消长的内在节奏，他也并非完全不讲外在形式，而是在自由律动中大致取得某种外在整齐与和谐。因为郭沫若是自由诗的首创者之一，这一体诗歌在后来有断断续续的发展，所以不妨结合诗作对自由诗有较为细致的剖析。
    三、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
   （4）比较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与《女神》时代诗作的异同。《星空》缺少早期诗作那种时代的激情，但技巧趋于圆熟。《瓶》是爱情诗，仍较多体现郭沫若浪漫主义的意识精神。《前茅》（写于1923年）和《恢复》（写于1928年）中充满革命的时代气息，还有无产阶级诗歌的尝试，从中可以了解郭沫若诗风的转变。这一节主要注意知识性的掌握。
    四、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剧作
   （5）历史题材的剧作是郭沫若又一文学贡献。应了解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写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和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应掌握这些历史剧的共同点：一是全部取材于战国时代。郭沫若认为战国时代是打破旧束缚的时代，也是许多志士仁人追求人的解放与进步的时代，他看重与采取的正是那种求进步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要重视和张扬这种精神去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去推进民主。所以郭剧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时代性。二是郭沫若式的历史剧有他自己的“史剧观念”，并形成了突出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个怀。郭所实践的是所谓“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即在“大关节目”上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但又容许出于主题的需要的自由虚构和改造。此外，强烈的主观性与抒情性、浓郁性的诗意，也是特色之一。
    第五章 新诗（一）
    一、 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
   （1）晚清“诗界革命”止于对宋诗派的摹仿，是在传统范围内的调整与改良。而“五四”新诗运动对晚清“诗界革命”有所继承，更有所突破。重点了解胡适在其《论新诗》中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事实上有“战略选择”的意义：即以散文化（或者说是“非诗化”）去对过分成熟的传统诗歌语言形式进行有组织的反叛，在传统诗歌结构之外去另寻门路。还应当进一步理解胡适们提倡“诗体的解放”跟“平民化”的启蒙主义目标有内在联系。不妨将学习第一章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结合于此，从时代发展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促成的大趋势中去理解新诗运动的价值与意义。
    二、“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
   （2）新诗的“最初形态”简要的归纳：主要用白描和托物寄兴手法，倾向于散文化和平实的风格，以求跳出旧诗词的束缚，实现诗体解放。《尝试集》和其他早期白话诗很幼稚，对其艺术形式的分析主要应着眼于如何有别于传统诗歌，并考察其贡献、价值与局限。
    三、“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3）“开一代诗风”主要指郭沫若，也可以说是这一批诗人。如果说胡适一代新诗创建者对旧体诗的批判是要突破旧格局，那么这新一代诗人则开始探索新诗到底应有怎样的艺术建树。他们选择了早期白话诗缺少“诗味”，作为批评的目标，因此这次艺术反拨是新诗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这是本章理解的要点。由此入手，不妨大致了解成仿吾的《诗的防御战》与郭沫若的《论诗三札》等信纸作中的代表性言论，注意其如何强调“情感”、“想象”和诗的“抒情本质”，如何探求“语体诗”的长处与艺术发展的前景，也可以结合前一章对《女神》的分析来理解这种艺术反拨的意义。同时，还要大致了解“湖畔诗人”的爱情诗所带有的“历史青春期的特色”，“小诗体”——一度引起关注的原因及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得失，以及冯至对诗情哲理化与半格律体的追求。
    四、新诗的“规范化”——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
   （4）新月派提倡“规范化”，标志着新诗的艺术探求进入了更为自觉的阶段。这里要着重了解“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形式格律化主张。所谓“理性”是指艺术上克制，并非一般所说的诗的哲理化，其目标是要纠正“五四”新诗中滥用的直抒胸臆和极端的感伤主义，转为将主观情愫客观对象化，追求诗的蕴藉含蓄和非个人化倾向。这一点，可以通过分析闻一多的《口供》等作品来加深理解。与此相关的是“和谐”与“均齐”的诗美追求，和以“三美”为标准的“新诗格律化”主张。此为本章重点，也是难点。在掌握其有关知识的同时，最好能深入思考新月派的诗学主张为何可以理解为是“在新诗和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并在经过新诗运动激烈反传统并立住脚跟之后，重新与中国诗传统的主流（尤其是唐诗宋词）取得衔接与联系。
   （5）评述闻一多与徐志摩的诗作。关于闻诗，细读《忆菊》、《发现》、《一句话》和《死水》等名作，不止于一般地用爱国主义去解释，还应看到中西文学冲突所引起的心理、情感和思想上的矛盾和痛苦。若再深入一步， “东方主义”文化观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感受，复杂地交织涌现于闻一多诗中的。学习中注意体味闻诗的矛盾张力与沉郁的风格，及其试验“新诗格律”的得失。对徐志摩其人其诗，可称为“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他的活泼潇洒个性，不羁的才华，以及对爱、美与自由的热烈追求，形成了诗歌中特有的飞动飘逸的风格。对徐诗要注意运用直观的把握，即在阅读中整体感受其情绪和韵味，和那相应的节奏诗律。不妨选诗《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等名作，认真朗诗和品味。徐志摩是新月派前期与后期的重镇，其在30年代的创作情况可以合并于此讨论。此外，可以细读朱湘的代表作《采莲曲》，对这一性格焦躁、诗风却有“东方的静的美丽”和古典的诗人，也有大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