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与文学
    与前代文学相比，清代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明清易代之际，抗清志士、遗民诗人以及钱谦益、吴伟业等对鼎革或激烈、或隐曲地反映将古代文学与政治色彩大大强化了。而自明末发端的时事文学也突出了小说、戏曲在表现现实重大政治题材方面的真实性、时效性。近代文学更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
    第二节  集大成的文化趋势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
    清代文化从不同方面表现出对古代文化集大成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文学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第一，文学观念更趋自觉、成熟和包容性；第二，各体文学在清代都有所发展；第三，在一些领域，如小说方面，出现了能全面体现古代文学丰富内涵和艺术成就的优秀作品。
    第三节  走向近代化
    清代文学上承晚明文学，继续向近代化方向发展，为中国文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近代化的表现是一个过程，首先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与传统观念相背的新的思想意识；其次，在文体方面，也有所革新，特别是到了晚清，社会变革的要求与新的传媒，使各体文学革命成为一种时代要求。　
    第二章   清代戏曲
    继元杂剧、明传奇之后，清代戏曲在戏曲发展史又有了新的特点，戏曲体制更加完善，文人化的倾向也有所加强。与此同时，戏曲在民间也孕育着新的变化，形成了以京剧为代表的各种地方戏。
    第一节《长生殿》
   《长生殿》是传统的李、杨题材的新发展。李、杨题材具有新奇性和丰富性，历代作家对这一题材的处理，回避与增饰兼而有之，《长生殿》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突出“至情”和“兴亡”的主题，赋予了这一题材新的艺术生命。其中《密誓》、《惊变》、《哭像》、《弹词》等出，脍炙人口。
    第二节《桃花扇》
   《桃花扇》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描写了南明王朝覆灭。作者意在总结历史兴亡的普遍经验。剧中的李香君富于正义感，是戏曲舞台上少见的女性形象。《却奁》、《骂筵》等出，表现了她气节和刚烈，也可看出剧本描写人物的高超技巧。
    第三节　花、雅之争
    戏曲发展到清中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自明中叶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昆曲，至此开始为更富于生活气息的地方戏所取代。昆曲被称为“雅部”，其他地方戏被称为“花部”。地方戏与昆曲的争胜过程则被前人描述为花、雅之争。京剧的形成是戏曲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但昆曲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许多地方戏的剧目也可以在昆曲中找到他们的祖本。
    第三章   中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
    白话小说在清代有了新的发展，中短篇小说的既适应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也为《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的出现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第一节　体制与创作特点
    白话小说经过宋、元、明三代的发展，已有成熟，并在文体、题材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随着白话小说广泛地为文人小说家所创作，在体制与创作特点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短篇小说的章回化，中篇小说的广为流行，叙述风格与角度的灵活多变等。
    第二节  才子佳人小说　
    才子佳人是清初小说的一个热门题材，从思想上看，它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晚明倡导真情的文学的折衷，艺术结构虽然较为简单，但笔法的精致也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作了有意义的尝试，其中也有一些作品值得一读，如《玉娇梨》、《好逑传》等。
    第三节  李渔的小说
    李渔是清初一位很有个性的小说家，他在明清易代尘埃落定后，迅速选择了一条带有职业化特点的通俗文艺家的生活方式，大量从事小说、戏曲及其他畅销书的编印发行。他的作品充满喜剧色彩，追求一种通脱自然、轻松诙谐的思想情趣与艺术风格。
    第四章  《聊斋志异》
    文言小说在唐传奇之后，虽代有创作，续有发展，但其光芒为同时白话小说所掩。《聊斋志异》的问世，带来了文言小说的中兴。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与创作
    蒲松龄在科举道路上很不得意，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他的创作与这种特殊的身份与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不同于那些精英阶层的文人，与冯梦龙、凌濛初等周旋于市井间的通俗文艺家也有所区别，他更多地关注的是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对普通士人的精神追求也表现了极大的同情。
    第二节　丰富的内容
   《聊斋志异》体裁复杂，以短篇小说为主，兼有杂记、寓言等多种文体，故事来源也不一，有得之传闻的，也有出自前代文献的，但其中较为重要的作品往往并无依据是蒲松龄匠心独运的创作。《聊斋志异》题材广泛，其中《促织》、《席方平》等作品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权势者的残暴，并歌颂了民众的反抗精神；《贾奉雉》、《司文郎》、《叶生》、《王子安》、《胡四娘》、《镜听》等则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及其社会危害；而《婴宁》、《小翠》、《连城》、《阿宝》等则塑造了一批聪慧美丽的花妖狐魅和志诚痴狂的青年男子，讴歌了纯净的精神追求和美好的爱情。
第三节　艺术特色
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创造了一个神奇的艺术世界。小说情节曲折与细节丰满，较之以前的志怪、传奇，有很大的发展。语言华朴兼擅，古雅清新，凝炼而富于表现力。“异史氏曰”拓展了小说的思维空间，使议论与叙事相互补充。
第五章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小说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因此，如何处理这样一个没有剧烈情节冲突的题材，从结构、人物、描写、语言等各方面，对小说家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与创作基础
“五十年中家门鼎盛”的祖上荣耀与“乡里传为子弟戒”的现实压力，使在科举道路上不得志的吴敬梓精神极为痛苦，移家南京，接触了更广泛的社会面，特别是知识人群，为他创作《儒林外史》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第二节  儒林命运的历史反思
文人作为叙事者，不再盲从上层意识形态，与世俗文化心理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为了突出儒林人物的精神状态，作品以所谓“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写，同时又广泛涉及了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作者的描写既有现实依据，又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思考，使《儒林外史》的思想内涵超越了一般的世情小说，而表现出一种全面总结历史文化的意识。
第三节　讽刺艺术和情节结构
《儒林外史》以前的小说，也时有讽刺描写，但象《儒林外史》这样，以讽刺作为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讽刺手法又表现出多样性，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故事情节的淡化，是《儒林外史》的特点之一，也反映了一向重视情节离奇、巧合的中国古代小说在审美特点上的新变化。
《儒林外史》在结构虽无情节主干，但分散的人物与自成段落的故事，仍然前后呼应和衔接。思想的内在统一保证了作品的“形散神不散”，而散点透视式的描写，又更加自由灵活地展开了流转、开阔的社会场景。
第六章   《红楼梦》
《红楼梦》是小说史上的高峰。这一高峰是曹雪芹创造的结果，也是二百多年来无数读者通过不断的接受认识共同塑造的结果。
第一节　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的创作
   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及情节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是“新红学”以来的考证研究所证明了共识。关键是与此相关的对小说性质的认识，《红楼梦》当然不是曹雪芹简单的“自叙传”，但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的经历与感受却有着比以往任何一部古代小说更重要的联系。它强化作品的现实性与情感力度，而曹雪芹不以“奇书”自诩，既强调“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又着意“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创作理念，更使《红楼梦》达到了古代小说艺术思维的新高度。
第二节  没落的贵族家庭与新的人生态度
《红楼梦》的内容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部分，一是作者深刻全面地描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没落。作为以家庭为核心的小说，《红楼梦》较此前的同类小说如《金瓶梅》等有极大的发展。作者通过“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揭示了贵族大家庭没落的原因与表现，其中最严重的是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无论是贾政、贾赦、贾敬等人的昏聩，还是贾珍、贾琏以及贾蓉等人的荒淫，或是贾宝玉的率性而为，这个家庭的男性成员都不能承担起“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秦可卿语）。而在“富而好礼”的掩饰下，家庭成员内部的尖锐、复杂矛盾，又昭示出大族人家“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的哲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以强烈的同情，描写了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宝玉鄙弃世俗与传统观念，不愿秉承父辈旨意，走求取功名之路，这使得他从心底里亲近与功名无缘的女性，特别是与志趣相投的黛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这一脱离当时社会现实的感情追求，难以有美满的结局。相比之下，宝钗的世俗更多赢得了家长们的认同。后四十回描写黛玉的早逝、宝玉的出家和宝钗的独守空房，完成了宝、黛、钗的悲剧命运。不过，从曹雪芹的命意来说，“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是一种对现实更为彻底的否定。
第三节  艺术的高峰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高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大旨写情，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二，真实而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三，整体结构的严密、精巧与情节安排的灵活多样；四，高超的语言艺术；五，浓郁的抒情意味。
第七章  传统文体的新发展
清代是诗、词、文全面丰收的时代。虽然这些文体在清代以前早已成型，并出现过创作的高峰，但清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以更为细致、精巧的笔法，将上述文体运用得得心应手，进一步展示了传统文体的艺术魅力。
第一节　诗学四派
清诗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诗学主张与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
第二节  词的演进
词至到清代，已在整体意义上发展成为一种与诗并立的、独立的抒情文体。清前期的陈维崧、朱彝尊等人为清词奠定了超越元、明的基础，而纳兰性德则被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词多写离别相思与个人闲愁，风格却不纤弱，其中融入了对人生的体悟，较之前人同类作品有所开拓。张惠言则在词的理论上有所发展。
第三节  桐城派
康熙至乾隆年间产生的桐城派，是清代最重要的一个散文流派，持续时间长达二百余年，几与清朝相始终。桐城派创始人是方苞，他论文最重“义法”，这里所说的“义”即“言有物”，也就是要有内容；“法”则是“言有序”，也就是指形式技巧。刘大櫆继方苞之后，进一步论述了文章的作法，着重探讨了“神气”、“音节”、“字句”的关系。姚鼐则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备的观点。至此，桐城派完成了自己的古文理论构建。由于这一理论构建借鉴了历代古文创作的经验、教训，因此，又是古文理论集大成的表现。
第八章　古代文学的转型
近代文学产生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背景，因此，它必然带有大变动的特点。它在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开始了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这一转型是全方位的，即有思想观念的，又有艺术形式上的。而由于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不彻底，艺术形式上的转型也有很大的局限，但无论如何，变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展开了，近代文学因此获得了较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重要的方向性、过程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