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江河稍晚而诗风接近的是北京诗人杨炼。与其说他把“朦胧诗”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不如说他彻底挥霍了“朦胧诗”的想象力。杨炼则是以繁复深奥的历史记忆把“朦胧诗”引向集体无意识的深渊，已经耗尽了时代想象的“朦胧诗”无力自拨，它只能在历史深处走向终结。杨炼与“朦胧诗”完全是陌路相逢，他把从个人的情感世界里走向时代广场的“朦胧诗”引诱到更为宏伟的历史空间。“朦胧诗”实际上一出世就被思想解放运动所俘获，它一旦具有了合法性，也就成为集体愿望的表达，在“拒绝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的阐释中，”朦胧诗”迅速成为新时代的号角。“朦胧诗”事实上呈二极分化，北岛与江河们为时代提供精神镜像；而舒婷顾城们则为人们提供情感抚慰；这二者都依据文革为文化资源，并且共同逢合在关于“大写的人”的神话中。作为时代意识最充分反映的“朦胧诗”，理应有新的文化资源。杨炼的历史意识如期而至，被鼓动起时代热情的人们，同时需要更加厚重（暂时笨重也行）的诗句，以替换已经反复唠叨的文革反思。杨炼以他天生的纯朴与诡诈，给”朦胧诗”提示了一个新的文化资源。现在，“朦胧诗”不再只是从文革的阴影底下驶出的双桅船；而是穿过五千年断墙残垣的金戈铁马。杨炼凭着智力，这是以往的诗歌写作所少有的方式，所有的感觉、经验、记忆都依靠智力才起作用，正是智力把语词和思想，想象与情感融为一体，形成杨炼雄峻奇崛的诗句。智力写作也是一种想象的暴力写作，杨炼迷恋语词的暴力，而这些语词必须浸透了历史的厚重意蕴。当然，杨炼有时也有一种飘逸与清俊。
1982年，杨炼发表长篇文化史诗《礼魂》，这部组诗由《半坡》、《敦煌》和《诺日朗》构成，全诗气势磅薄，从古老的文化起源到一种文化的内在精神；从物化的文明到人化的自然；从人类生命历经的磨难到不屈的精神超越……，杨炼试图写尽一种文化的生存史。多少年过去了，杨炼还怀抱着他那依然塞满了典籍的长句子，没有人可以忍受他的繁复深奥，但他自己忍受住了，所有的诗人都已经一反常态，只有他还在为“朦胧诗”赎罪——他拒绝“腐烂”，拒绝“跨出自己”。

第四节        朦胧诗后：消解自我及回归精神的写作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诗更年轻的代际群体出现，文学界还沉浸在对“现代派”的欢呼中，诗歌界却有一批小人物开始胡作非为。他们亮出反朦胧诗的旗号，以激进的方式对待诗歌和现行的文化制度。他们自称为 “第三代”群落，怀着莫明的历史冲动，他们撕毁了诗人充当时代抒情主义公的形象，摧毁了大写的人，也摧毁自我。他们甚至连“诗”这个一直被奉为神圣的语言祭品的物件也随便搓揉，仅仅是因为“活着，故我写点东西”（于坚）。这一代人表征着完全不同的文化立场，那个悬置于意识形态中心的历史主体镜像，正在被一群崭露头角的“小人物”胡乱涂抹上一些歪斜的个人自画像。
这些诗歌群体社团要关注的是：非非派，莽汉主义，海上诗群，他们，汉诗等等。
总之，被称作“第三代诗人”的现象，既是一些五花八门的团伙，也是一个混乱不堪的诗歌变革时期，作为一场狂热冲动的诗歌革命，它留下激进而含混的虚名，以短暂而暧昧的姿势悬搁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段注定了被流放的野史。这并不只是就一批诗人去国而言，而是由这股新生代诗人构筑的历史已经失去整体效应，并且以非公开的方式交流。“第三代诗人”之后，中国大陆的诗坛再难形成什么有影响的运动或团体，也不会为权威的刊物和团体所承认接受。
89年后在留在大陆写诗的一批诗人主要有：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于坚、钟鸣、雪迪、翟永明、张曙光、萧开愚、孙文波、寥亦武、金海曙、吕德安、庞培、杨键、杨子、韩东、叶辉、唐丹鸿……等人。89年后居住海外的诗人：北岛、多多、杨炼、张枣、杨小滨、贝岭、孟浪……等人。
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钟明、翟永明等人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大陆90年代诗人的代表，他们代表了另一个时期的风尚，这就是回到精神领地的风尚。这个风尚与90年代迥然各异，却在1989年这个历史座标之侧找到武断的起点。1989年3月29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一事件被第三代诗人视为一次神圣的献祭。诗人海子一直写作一种形而上的超越现实的诗，决不与现实妥协的精神信念，在海子的倾诉中就是灵魂直接与神祉对话。
“非非派”之类的胡闹在90年代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神圣肃穆的沉思默想。于是在深沉中打开一片空灵成为这个时期最好的精神超渡方式。欧阳江河就率先找到了这样的超渡之筏。欧阳江河的诗越来越精巧，对细节的把握充满了机智。每个句子都显示出“小思想”的机敏，词与句子修辞力量决定了诗意。
不管是讨论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历史变异, 还是在广义上描述汉语言表意与历史发生的关联，都不能忽略在海外的中国文学写作。
北岛这个时期的诗如果说有什么统一的或比较连贯的思想的话，那就是关于“变异”的思想。这些“变异”的思想非常广泛，大体包括历史的变异，个人与生活的变异，时间的变异，生命的变异等等。北岛决不是在作抽象的形而上的关于“变”的思考，这种“变”总是作为一个动机，引起了诗人审慎的怀乡的孤独感，这就使这种“变”的哲学含义具有世俗历史的丰富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从北岛的诗里直接见不到“怀乡”的愁思（北岛不会那么粗陋）；也不可能读到关于“孤独”的概叹（北岛不会那么浅显）。但北鸟的诗又仿佛处处都流露着怀乡的孤独感。它以超现实主义式的变形手法，偶尔从那些“变异”的缝隙之间流露出来，执拗地弥漫开去。
北岛的写作越来越纯粹，如同是一种本质性写作，它要找到一种直接性，直接追问事物的本质。在这种写作中，北岛不能容忍任何异质性的东西出现，不能忍受集体、共名的事物，不能忍个人经验之外的历史，这使他的写作本身陷入巨大的孤独，他的那些不经意的写作，看上去单纯性的写作，就象是他个人在与庞大的语言系谱学作战一样。北岛后期的诗大量采用“通感”为中介，这使北岛关于“变”的形而上学，演变成词语修辞学。北岛不再仅只是在历史的空场舞蹈，它同时在修辞学的超现实主义回廊里飞檐走壁，这使他避免了进入那个隐秘的深度，修辞学的快乐总算拯救了北岛，在这个“语病盛开”的年代，北岛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九十年代的诗歌无疑具有个人性，相比之于80年代和以往时期宏大的历史叙事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人性都是毫无关联的，都是一些随遇而安的历史解体的碎片。它们正在巧妙而有效地形成新的（精神的？）现实。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一再强调回到诗人的精神深处，回到灵魂（西川、欧阳江河、程光炜等），即使倡导民间写作的人，也同样把诗歌写作的最后归宿定位于神性的写作（于坚语）。虽然灵魂与神性都是个人心灵的闪现，但九十年代的诗歌精神并非毫无普遍性的意义，它们同样以特殊的方式与集体的共同记忆关联，同样以特殊的方式接近某种暧昧的历史总体性。诗人企图依靠语言的力量，把诗歌写作与历史／现实强行分离，把个人从庞大的历史布景上剥离下来。但其结果是以另一种方式与历史连接。词语写作毋宁说是个人拆解历史的一项修辞学工程，词语的快乐，思想的狡智，这些足以构成一个诗歌写作的精神飞地――从这里可以写作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理自传。

第三章  重建主体的理想主义：改革文学与知青文学

   
第一节  时代主体的塑造：开拓者家族

伤痕文学在“反文革”的历史重述中确认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革命本质，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们永不屈服的崇高信念等等，现在，重返现实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理所当然成为现实的主体，他们是中国经济改革，实现现代化的开拓者和时代英雄。所谓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文学以冲破阻力的英雄神话模式，强烈表达了历史需求。一系列作家以经济改革为题材，塑造开拓型的改革英雄形象，被称之为改革英雄。
1979年，天津作家蒋子龙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当推“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塑造了一个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改革家的形象。乔光朴身上鲜明体现了那个时期迫切的改革精神。所有那个时代的欠缺与迷失，都在文学作品里呈现，并获得想象性的满足。这个时代需要责任感，现实呼唤英雄，走向“四化”更需要乔光朴这样的带头人。乔光朴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学规范下书写的典型形象，一个文学重建现实乌托邦里的神话英雄，它反映和表达了那个时期的焦灼的历史愿望。它当然不仅仅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它无可争议是整个“新时期”经济改革的的一部及时的启示录。
柯云路的《三千万》（1980）,也在竭尽全力推出有着“岩石雕像”般风貌的改革者形象。这篇小说象当时的大多数写改革题材的小说一样，正面人物都是斗争经验丰富、政治上成熟而有魄力的老干部。水运宪的《祸起萧墙》（1981）则对改革英雄遭遇的困境作了直面的描写。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傅连山的形象具有相当的悲剧意味，它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改革的种种忧虑。

第二节  现实的期望：改革攻尖战

1984年，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把改革文学推向高潮，这部长篇小说长期被看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里程碑，现实主义文学最辉煌的神话。《新星》讲述一位高干子弟李向南大胆进行农村改革的故事。李向南显然是新一代的改革英雄，他不畏艰难，勇于开拓。办事讲究效率，雷厉风行，关心民生疾苦，作者在他身上显然寄寓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民众急切期待正直而有魄力的干部，能够解决他们的现实困难，并且给出改革的前途。《新星》背景开阔，故事曲析跌宕，结构紧凑而富有变化，叙事洒脱流畅，在当时确实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民众关心的现实问题。
农村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实行联产承包制，农民迅速获得实际利益，中国农业自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连年获得丰收。农民对现行政策基本持满意态度，但农村也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农村人口迁徙还受严格限制，青年一代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显然很不相同。路遥的《人生》（1982，《收获》第3期）则是把视点对准乡土中国，去观察青年一代农民的希望、追求与他们面对的困境。小说比较细致地去表现高加林的内心矛盾，特别是他面对爱情的复杂心理。高加林终究被城市抛弃，他当然也被黄亚萍拒绝，他回到他的故土，这片他要逃离的土地，却又是曾经养育他而且还要与之生死相存的土地。中国农民的命运，他们的希望和失败，表现得相当透彻，具有相当强的感染力。
这时期有些小说描写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发生的变化。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1979）写农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命运，农民连造一栋房子的愿望历经几十年都不得实现，也足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荒谬到什么程度。《陈奂生进城》（1980）则写中国农民在改革年代成这土地的主人后，精神面貌和心理都处于快乐的状况。高晓声的小说显示了很强的乡土气息，带有浓厚的江南风土人情。
总之，中国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是那个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它下意识地采取种种曲折、颠倒和自相矛盾反映现实的方式，但它也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理愿望，并有效地建构了那个时期人们（想象）的历史。

第三节  知青文学：归来的迷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返城或上大学，其中不少人开始写作，追叙知青生活经历，因此有了知青文学。八十年代初期步入文坛的知青群体，显然带着这个时期的憧憬和信心，他们也在重述自己的历史，文革不过是一个时间背景，往事依稀则笼罩着个人的情感记忆，对青春年华的眷恋，对黑土地的深情，甚至对乡村自然景色的偏爱，这一切都使“知青经历”变成了一首忧伤而瑰丽的青春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