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的重要作家。他出生于米兰一个贵族家庭，外祖父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律师。他自幼接受启蒙主义和伏尔泰思想的熏陶，成年后拒绝继承父亲的伯爵封号。1805到1810年寓居巴黎，受到欧洲进步哲学思潮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曼佐尼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赞助法国革命和本国民族复兴运动，反对教会对民族独立统一事业的干预。1810年，他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企图把启蒙主义和宗教信仰、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和基督教宣扬的平等仁爱的教义糅合起来，这使他的创作充满了复杂深刻的矛盾。
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在曼佐尼的诗歌中得到反映。他十六岁写作的第一首诗《自由的胜利》采用象征手法，欢呼法国革命，赞颂自由、平等对封建暴君和异族统治者的胜利，抨击教会对进步科学文化的迫害。《利米尼宣言》(1815)发出“团结就是自由”的号召，呼吁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1821年烧炭党发动伦巴第起义，他写了颂诗《一八二一年三月》，热忱歌颂在民族解释斗争中英勇献身的战士。这首诗直到1848年米兰起义时才得以问世，在起义者中间广泛流传，成为激励他们斗争的战歌。曼佐尼的诗歌表现出企图在基督教中寻求出路的思想。纪念基督教宗教节日的组诗《圣歌》(1812-1822)宣扬基督教的道德力量，说它给人类带来平等、正义和高尚的情操。纪念拿破仑逝世的抒情诗《五月五日》(1821)，描述这个统治者波澜起伏的一生，把历史解释为天意的体现。
曼佐尼按照浪漫主义戏剧理论创作的两部悲剧，都是取材于历史，借古喻今，表达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关切。在《卡玛尼奥拉伯爵》(1816-1820)的前言里，他尖锐抨击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和主人公必须是贵族的等级观点，主张戏剧反映现实。悲剧的情节取自十五世纪威尼斯和米兰的战争。主人公卡玛尼奥拉具有浪漫主义戏剧中英雄人物的特点，他是农民出身的统帅，品德高尚，骁勇善战，富于献身精神，但最后成为封建君主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作者揭示了这一悲剧的深刻历史原因，认为意大利的四分五裂，长期的封建内讧，导致了各种灾难和外族入侵。他借悲剧的合唱队号召意大利人民团结一致，实现祖国的解放。《阿岱尔齐》(1822)是一部抒情悲剧，通过描写八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对伦巴第王国的征服，谴责外族侵略者发动的战争，指出被奴役的人民不能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于侵略者。作者在这两部作品里也宣扬神秘的天命观念和抽象的博爱精神，因而削弱了悲剧的思想性。
小说《约婚夫妇》(1821-1823)是曼佐尼的代表作，以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统治伦巴第时期为背景。农村纺织工人伦佐和鲁茜亚互相爱慕，准备成婚。恶霸地主堂罗德里戈意欲霸占鲁茜亚，对他们横加迫害。伦佐被迫逃离农村，流亡到米兰，鲁茜亚躲在修道院避难。当地大寨主被堂罗德里戈买通，把鲁茜亚劫持到山寨。寨主正经历着思想危机，对过去罪恶生活感到厌倦和悔恨。他被鲁茜亚的纯洁所感动，在一个红衣主教的启迪下，幡然悔悟，改邪归正。鲁茜亚被护送到米兰。伦佐历经饥民暴动、瘟疫和其他波折以后再次来到米兰，和鲁茜亚相逢，结成美满的婚姻。
小说以广阔的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生活。作者把主人公的身世放在当时意大利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予以真实的描写，尖锐地揭露出，西班牙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贵族阶级的统治，造成意大利长期封建割据，内讧四起，经济凋敝，灾荒遍地，瘟疫肆虐的局面。一对农村青年的不幸遭遇，象征着意大利人民的悲惨境况；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奴役下的意大利的缩影。作者把锋芒明确地指向外来侵略者，触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这一意大利社会最尖锐的问题，使这部历史小说具有了现实意义。
《约婚夫妇》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主人公的小说，其中展示了农民、车夫、船夫、仆人、小手工业者等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热爱劳动、团结友爱、仇恨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的品质。伦佐朴实憨直，富于热情，为了争取幸福，不畏艰险；鲁茜亚心地纯洁，为人善良。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他把被压迫者的高尚品质同封建贵族、恶霸的丑行劣迹互相对照，刻画了后者依仗侵略势力欺压同胞，凶暴贪婪，腐化堕落的丑恶嘴脸，对那些为他们效劳的神甫、律师的趋炎附势、伪善自私进行申斥。
《约婚夫妇》也明显地反映出曼佐尼思想上的局限性。小说宣扬天命观，在铺叙主人公的遭遇的过程中处处让人觉得，由于神明主持正义，赐福弱者，那一对有情人才摆脱了重重困难，获得美满结局。小说谴责教会放弃维护弱者的职责，鼓吹借助基督教来培养高尚的情操，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使他们“摆脱迷津或绝境”。书中的两个重要人物鲁茜亚和大寨主就是按照这种思想塑造出来的。鲁茜亚柔顺、忍耐，浸透着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她不怨恨任何人，即使对待堂罗德里戈这样的大恶霸，她也只是祈求上帝能够“感化”和“宽恕”他，化“横暴”为“温良”。大寨主是和官府、贵族沆瀣一气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但一经红衣主教劝谕，立即“放下屠刀”，痛改前非，致力于“补赎旧日的罪过，救恤贫困”，成为“圣徒”。曼佐尼在这里宣扬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上帝的感召下，共同接受基督教的仁爱思想，根除社会邪恶，企图以此调和阶级矛盾。这种思想反映了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弱点：既要求推翻封建压迫，取得民族解放，又害怕高涨的革命运动，因而幻想用道德感化的方法同强大的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实行妥协。
《约婚夫妇》为意大利历史小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这种体裁风行全国，产生了许多借过去的斗争来表达民族复兴运动思想的历史小说，如古埃拉齐的《佛罗伦萨围困记》(1836)、尼埃沃的《一个意大利人的忏悔》(1867)等。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是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出生于教皇辖地一个落后偏僻的城镇雷康那蒂。父母亲是破落贵族，思想保守，作风专横。他自幼攻读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最初接受卢梭、伏尔泰等的启蒙思想，反对国内外封建主的压迫和教会的权势，强烈要求改变祖国的现状。
莱奥帕尔迪最优秀的诗篇同早期民族复兴运动的高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18年，他写了两首著名的颂诗：《致意大利》、《但丁纪念碑》。《致意大利》歌颂意大利过去的光荣，哀悼它现在遭受的屈辱。诗人把意大利比作一个遍体鳞伤、身戴镣铐、掩面哭泣的妇女，他对祖国蒙受的灾难表示羞愧和悲愤，谴责意大利的儿女们忘记本民族的光荣历史，放弃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卑怯行为：
没有人为你战斗?
没有一个儿女保卫你?
武器，把武器给我!
我将独自战斗，
独自捐躯沙场。
啊，天哪，愿我的鲜血化作烈火，
燃烧在意大利人的脸膛!
在《但丁纪念碑》里，诗人呼吁意大利人放弃对和平的幻想，不再为侵略战争流血，并以伟大爱国者、争取自由的战士但丁的形象，激励同时代人继承意大利的光荣传统，从祖先那里汲取荣誉感和力量。
随后写作的几首诗歌《致安杰罗•玛伊》(1819)、《为保丽娜姊的婚礼而作》(1821)、《致球赛优胜者》(1821)，贯穿着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诗人要求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著作当作光复祖国的精神武器，呼吁母亲们为祖国养育健壮的一代，要青年们锻炼体魄，以拯救意大利，夺取胜利。
二十年代初，莱奥帕尔迪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烧炭党运动接连遭到奥地利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822年，他毅然离开“活人的墓穴”雷康那蒂，满怀希望来到罗马。奢糜、腐败而冷酷的罗马社会使他深为失望，他在意大利各地流浪了几年，饱受贫困和重病的折磨，所接触到的尽是封建复辟时期的黑暗现实。他这个阶段的作品充满着绝望哀伤的颓丧情调。抒情诗《小布鲁图斯》(1821)叙述古罗马政治家布鲁图斯兵败自杀，哀叹美德虚幻无用，宗教是欺诈，命运的力量不可抗拒。《萨福的最后之歌》(1822)写古希腊女诗人萨福遭受冷酷的自然的歧视，容貌丑陋，得不到爱情和幸福，痛苦地自杀身死。作者在其他抒情诗里忧伤地吟咏，青春是“枯寂的人生的唯一花朵”，但青春早逝，自然夺取了他爱慕的两位少女的生命，“朦胧的希望”化为“甜蜜的欺骗”(《致席尔维娅》，1828；《回忆》1829)；人生的欢乐只是恐惧的间歇，是更残酷的痛苦的前奏(《暴风雨后的平静》，1829；《乡村的星期六》，1829)；人生毫无价值，只是一个走向死亡的历程，爱情和死亡犹如“命运的孪生兄弟”(《一个亚洲游牧人的夜歌》，1830；《爱情和死亡》，1832)。诗人在1823至1825年间还写过许多对话录和散文，其中只有少数几篇讽刺世人贪图安逸，追求时髦，盲目自信的恶习，指出对人进行和谐的智育、体育的必要性，大多数则是从哲理的角度论证诗歌中宣扬的悲观厌世的思想。莱奥帕尔迪用这些唯心主义的宿命论和虚无空幻的观念来解释他所经历和目睹的现实生活，这反映了诗人在封建复辟时期令人窒息的反动统治下找不到出路，因而产生悲观主义的特殊心情。
莱奥帕尔迪晚年创作的诗歌反映出他的痛苦、矛盾的思想状况。抒情诗《金雀花》(1836)认为人类仿佛生长在维苏威火山上的金雀花，永远处于被自然吞噬的威胁之下，作者呼吁人类发扬相亲相爱、团结互助的精神，向共同的仇敌自然开战。这是用对自然的斗争来替代现实的政治斗争。在政治讽刺诗《鼠蛙交战记续篇》(1837)里，他以寓意的形式抨击奥地利统治者倒行逆施，指出他们是自由的敌人，申斥波旁王朝的无能和贪吝，同时批评烧炭党人是言论多于行动的懦夫，表现了诗人对贵族自由派领导的烧炭党运动的失望。《翻案诗》(1835)把锋芒指向当时正在迅速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辛辣地揭露号称“新文明发源地”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抛弃真正的价值和美德，压制民主，对外发动战争，攫取财富和屠杀人类等罪恶，讥笑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繁荣，但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表示怀疑。
莱奥帕尔迪的诗歌继承了古希腊和意大利抒情诗的传统，语言洗练朴素，格律自由多变，善于以鲜明突出的形象、丰富生动的写景来抒发复杂细微的心理活动，对以后的抒情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第六节　俄国文学和普希金
十九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农奴制度瓦解的征兆日渐显著。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利用人民的力量，打败拿破仑，爬上欧洲霸主的宝座，对外主宰“神圣同盟”，疯狂镇压欧洲民族民主运动；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农民不满情绪日益强烈，起义频繁，士兵暴动也时有发生。在资本主义要求发展、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的条件下，一些进步贵族青年军官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组织秘密团体，于1825年12月率领3000名士兵，发动反专制农奴制度的起义，即历史上所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14年，列宁说：“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1)贵族时期，大约从1825年到1861年；(2)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1861年到1895年；(3)无产阶级时期，从1895年到现在。”十二月党人“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他们的活动唤醒了后来的革命者。
俄国人民对拿破仑的胜利以及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兴起，增强了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促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与贵族革命运动紧密相连，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对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他们重视本国历史，提倡民族文学。作为积极浪漫主义对立面的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诗人茹科夫斯基。他的诗歌大都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主义。
与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盛行的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在迅速形成。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要求文学揭露现实的丑恶，探求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这促使一些作家走向了现实主义。十八世纪讽刺作家和拉吉舍夫的创作，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十二月党作家要求表现民族独特性的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尽管它这个时期带有温和的贵族倾向，反映的生活面还不够广，但已初步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如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包耶陀夫的戏剧《智慧的痛苦》和普希金的作品。
十二月党作家包括雷列耶夫、丘赫尔别凯(1797-1846)、、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和别斯土热夫即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他们继拉吉舍夫之后，把文学当作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工具，使文学同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应当是一个热爱祖国、争取自由的公民，民歌是文学的源泉。他们的创作从民歌吸取营养，充满着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创造了爱祖国反暴政的英雄形象。他们常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情，但由于他们远离人民，而历史观又是唯心的，所以他们所选择的人物多是王公贵族，并往往加以美化。
康德拉季•费陀罗维奇•雷列耶夫(1795-1826)生于贵族家庭，参加过1812年抗法战争，后来领导秘密团体“北社”，策划了1825年起义，是被沙皇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领袖之一。他的第一首名诗《致宠臣》(1820)所痛斥的，就是当时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耶夫：
傲慢的宠臣，无耻又阴险，
狡猾谄媚之徒和君王卑鄙的伙伴，
祖国残暴的统治者，十足的恶棍，
你仰仗钻营而攫取了显位!
诗人相信“被暴政激怒的人民一定会无比严峻”，他鼓动人们去推翻专制政权。他起义前不久写的《公民》一诗，谴责对“祖国灾难”漠不关心，号召年轻人参加起义，不要“玷辱公民的称号”。这些诗在进步贵族青年中间流传甚广。诗集《沉思集》(1825)赞扬了一些历史人物，但由于不符合史实，当时就受到普希金批评。《沉思集》中以《伊凡•苏萨宁》一篇最有名，描写的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民族英雄。雷列耶夫的作品一直被沙皇政府查禁，但他的热情昂扬的诗句仍然传播开去，为俄国进步作家所推崇。
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1768-1844)是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寓言作家之一。他出身贫寒，少年时代在市议会和税务局当职员，以后任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馆员达三十年之久。十八世纪末，他办过讽刺杂志，写过喜剧和小品文。从1806年开始，他写了二百零五篇诗体寓言，共九卷。他的寓言反映的生活面很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四类：暴露专制农奴制度的罪恶(《狐狸和土拨鼠》、《村会》、《杂色羊》等)；反映1812年抗法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梭鱼和猫》、《猫和厨子》等)；歌颂人民的辛勤劳动(《鹰和蜜蜂》、《池沼和河流》等)；批判对西欧文化的模仿和迷信(《小狮子的教育》、《蜜蜂和苍蝇》等)。
在《鱼的跳舞》里，狮王因受理子民的控告而出巡，遇到一个统管水族的“乡下佬 ”在煎鱼。狮王问“乡下佬”，鱼为什么在锅里乱蹦乱跳?“乡下佬”谄媚地回答说：“他们见到你，高兴得跳起舞来了。”于是狮王认为他的水族子民生活得很好，不会有什么不公正的审判，便满意地走开了。这则寓言直接影射亚历山大一世的昏庸，指责他纵容宠臣阿拉克切耶夫鱼肉人民，讽刺性很强。《农民与河》写小河泛滥，冲毁庄稼，淹死牲口，给农民造成巨大灾害。农民去找小河的首脑大河主持公道，但发现他们损失的东西半数都漂浮在大河上。
在《树叶和树根》里，作者更明确地肯定下层人民的作用，谴责贵族上层人物，指出树根如果枯萎，树叶一定也活不成。
克雷洛夫在寓言中抨击专制农奴制社会的腐朽，同情农民。但他的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例如认为法国革命过激，他本人又未能摆脱封建等级观念(《青蛙要一个沙皇》、《马和骑师》、《一棵麦子》)，等等。
克雷洛夫的寓言(包括他所译的伊索寓言和根据伊索寓言等改写的作品)力图反映现实，针砭时弊。他进一步使寓言这种体裁成为具有巨大概括意义的讽刺艺术。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气息，戏剧性强，角色的社会属性鲜明，而又有个性特点，语言熟练，诗句流畅。他大量采用谚语和俗语，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使书本语言和民间口语融合起来。克雷洛夫对后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很有影响。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包耶陀夫(1794-1829)出身于贵族家庭，1806至1812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开始接近未来的十二月党人，思想上与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在1812年参加卫国战争，战后在外交部工作。
1818年格里包耶陀夫任俄国驻波斯大使秘书。1822年调到梯弗里斯，任高加索总司令叶尔莫洛夫的外事秘书，那里的军官中间有很多十二月党人。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了《智慧的痛苦》。剧本立刻以手抄本流传开来，对反农奴制思想起了宣传鼓动作用。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格里包耶陀夫因受牵连而被捕，但是查无实据，于1826年获释，接着便被任命为俄国驻波斯大使。但正如作家本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一次“政治流放”。
1829年，波斯人民不满沙皇对外政策，袭击俄国大使馆。格里包耶陀夫就是死在这次事件中。
《智慧的痛苦》描写进步贵族青年恰茨基从国外回到莫斯科，发现俄国社会仍旧是一潭腐臭的死水，儿时的女伴也已堕落。他向这个社会发出猛烈抨击，结果被上流社会污蔑为疯子，他一怒之下再次出走。作者通过恰茨基的遭遇，说明了有才智的人在俄国所遭受的痛苦。
《智慧的痛苦》写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夕，反映了俄国贵族革命开始阶段的上层社会中的尖锐冲突。一方以法穆索夫为首，是代表“过去的世纪”并顽固地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势力；另一方是以恰茨基为首的，代表“当今的世纪”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强烈地反对农奴制度。这正是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中心问题。
剧本对法穆索夫集团作了鲜明的刻画。这是心中没有祖国和人民的反动的一帮，他们的人生目的全在功名利禄。最反动的农奴主法穆索夫仇视一切文明与进步，随时准备将农奴发配到西伯利亚；武夫斯卡洛茹布是典型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军阀，他要让所有的学校不教科学，只教军事操练；小官僚莫尔恰林为了升官发财，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这些形象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俄国反动官僚社会的面貌。
恰茨基则与这一切反动势力恰恰相反。他仇视农奴制度，愤怒谴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蹂躏；他痛恨俄国大官僚贵族毫无民族气节、匍匐在西欧脚下的丑态；他反对愚民政策，推崇文化教育。恰茨基具有十二月党人的某些特征，但是没有达到后者的高度。他在遭到上流社会的诋毁后，所想的是：“我要走遍全世界!去找一角地方，让这被侮辱的感情得到安歇。”可以说，恰茨基是一个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
《智慧的痛苦》虽然仍有古典主义三一律的痕迹，但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之一。剧本语言准确、生动、口语化，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谚语。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学于沙皇政府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立的皇村高等学校，和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很接近，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卫国战争更激起他的民族意识与爱国心。1817年皇村学校毕业后在外交部供职，参加过十二月党人团体的活动，形成了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进步思想。1820年因所写政治诗被政府流放南俄。1824年与上级发生冲突，被遣回他父母的领地米海洛夫斯克村，由当地长官监督。次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发生后，普希金被召回莫斯科，此后便定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出入于上流社会，同时受到密探的监视。1837年，政府纵容一名逃亡的法国保皇党人在决斗中杀害了他。
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不久，连续写了一些反对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诗，如《自由颂》(1817)、《童话》(1818)、《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等，在当时进步贵族青年中间广泛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致恰达耶夫》。这首诗抒发了贵族先进分子的共同感受，充满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必胜的信心。诗的结尾是：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升起，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的名字。
当然，普希金并没有达到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的结论，他只主张君主立宪。他抽象地把“法”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看到“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自由颂》)。
普希金的政治诗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明朗清新的抒情风格，体现了十二月党人那种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热情，语言通俗活泼。有的政治诗还以现实主义笔触，展示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村的悲惨图景，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普希金流放南俄后在总督公署供职，和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更加频繁。当时欧洲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他在1821年所写的《短剑》一诗，称颂历史上暴力谋反的人；《希腊的女儿》歌颂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但不久，意大利、西班牙革命相继遭到挫折，俄国政治生活也日益黑暗，他对贵族革命运动的前途发生怀疑。南俄时期，他写过不少浪漫主义抒情诗，如《囚徒》(1822)、《致大海》(1824)。此外又写了一组长诗，包括《高加索的俘虏》(1822)、《强盗兄弟》(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1824)和《茨冈》(1827)等四篇，反映了二十年代进步贵族青年探求社会出路的不安情绪。
《茨冈》描叙贵族青年阿乐哥不见容于政府，跟茨冈人一起流浪，并成为茨冈姑娘真妃儿的丈夫。两年后，他发觉妻子另有新欢，怀着嫉妒和复仇的心理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作者采用浪漫主义所常用的“返回自然”的主题，描写阿乐哥愤慨地批判城市文明的虚伪和对金钱的膜拜，在茨冈人中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半部写阿乐哥与茨冈人的冲突。在长诗中，诗人以浪漫主义情调把茨冈人的生活和老茨冈的道德加以理想化，用茨冈式的自由生活对照文明社会，用老茨冈的道德对照阿乐哥的利己主义。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又指出，茨冈人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并不自由、幸福。这表明，作者已意识到浪漫主义主人公返回自然的愿望也是虚幻的。
1824年，普希金在米海洛夫斯克村过着幽禁的生活。他钻研俄国历史，搜集童话和民歌。这一切，丰富了他的创作，加强了他的作品的民族特色，对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起过良好作用。
历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1825)是他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描写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俄国动乱年代的故事。据当时民间传说，奸臣戈都诺夫在1591年害死了年幼的皇储季米特里。戏剧开始时写1598年戈都诺夫登上皇位。1603年，一个青年僧侣葛里戈里偶然知道了戈都诺夫篡位的内幕，怀着个人野心，僭用季米特里的名义，投奔波兰。次年假皇子季米特里在波兰贵族地主支持下，举兵反叛戈都诺夫朝廷，人民不堪戈都诺夫的苛政，拥戴假皇子，使他取代了戈都诺夫的地位。悲剧虽然涉及争权夺利的宫廷纠纷和俄国与波兰的民族矛盾，但着重揭示的是戈都诺夫失败的社会原因。戈都诺夫杀死皇储，篡夺皇位，取消“尤利节”，使他失去了人心。作者让假皇子的一个近臣加夫里拉•普希金点明全剧的中心思想：
……我们厉害的是什么?
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
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
作者以古喻今，在剧中指出沙皇和人民相对立，人心向背是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对历史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俄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规劝沙皇施行开明政治的意思。这部历史悲剧打破古典主义的陈套，分为二十三场，剧情发生的地点不断变换，前后经过七年，人物众多。戈都诺夫和假皇子的性格比较鲜明。剧中有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这在俄国戏剧史上还是第一次。全剧用无韵诗体写成，为了符合人物身分，作者有时采用俚俗的语言，有时采用高雅的语言，有时用诗，有时用散文。
十二月党人失败后的次年，新即位的居古拉一世为了收揽人心，把普希金召回首都。普希金对他抱有幻想，曾写过《绝句体诗》和《致友人》两首诗，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慈念”上。这是普希金思想上软弱的一面。但他又不能忘怀旧日的朋友十二月党人。1827年，他写了《致西伯利亚》一诗，向十二月党人说道：你们“悲壮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决不会就那样消亡”，胜利终会到来。他托人把这首诗带给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奥陀耶夫斯基立即写了一首诗给普希金，诗中说：“我们悲壮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亡，星星之火即将成为熊熊的烈焰。”这段时期，沙皇亲自监察普希金的思想言论，秘密警察不断纠缠他。1830年秋，他在波尔金诺逗留了三个月，写出四个小悲剧、一部长诗、六篇小说、约三十首抒情诗等。六篇小说中的五个短篇合称《别尔金小说集》(1832)，其中的《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叙述一个小驿站的站长受到过往官员的欺凌，他的女儿被一个骠骑兵拐走。作者把主人公写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对他寄予深厚的同情，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