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3月雪莱去意大利，常常和拜伦交往。同年，雪莱作《裘利安和麦代洛》一诗，是在威尼斯和拜伦争辩后写的，麦代洛指拜伦，裘利安指雪莱自己。裘利安想要说服麦代洛，劝他不要悲观绝望，指出人类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未来大有希望。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写于英国劳资矛盾尖锐化、欧洲民族运动高潮时期。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他虽然沿用埃斯库罗斯的情节，但是改变了妥协的结局。诗剧一开始写普罗米修斯被代表社会压迫和专制的天神尤皮特拴缚在高加索的岩石上，受着长期痛苦的折磨，但他坚毅不屈，拒绝向暴君投降。世上充满着专制和神权带来的罪恶和苦难，但是预知未来的精灵说人类是有希望的，因为人类有反专制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还有哲学家的智慧和学问以及诗人的创造和理想。精灵又指出“痛苦”是“爱”投下的影子，这使普罗米修斯渴望看见别离已久的爱人，海洋的女儿，美貌的亚细亚。第二幕写亚细亚在美丽的山谷里迎接春天和黎明，预感到即将和普罗米修斯重逢。她和妹妹潘西亚来到了象征变革必然性的冥王那里，变革的时机终于来到，亚细亚显示了惊人的美貌。时间神使亚细亚和普罗米修斯重新团圆，又把冥王带到尤皮特那里。冥王把尤皮特拉下宝座，象征力量的神赫拉克勒斯解放了普罗米修斯。时间神在第三幕结尾时描写了解放后的面貌：
看啊，宝座上已没有君主，人与人
像精灵一样，彼此并肩而行。
……
宝座、祭坛、法庭、监狱；里里外外
都是些无知的愚人在背负着
朝笏、王冠、宝剑、锁链与典籍，
……
这些已是人类不复记忆的鬼魂。
……
令人厌恶的假面具已经撕下，人之上
已没有王，人人自由，不受限制，
人人平等，不分阶级、种族、国家，
没有畏惧、崇拜、地位和头上的君主，
人是公正的、温和的、有智慧的……
诗剧的最后一幕是整个宇宙欢呼新生和春天再来的颂歌。旧时代被埋葬了，时间和人类思维的精灵庆贺并歌唱着人灶未来的光辉成就。诗歌艺术和科学将为人们所享有，“爱”将替代“恐惧”而使世界成为乐园。温和、美德、智慧和忍耐将重建大地。诗剧中普罗米修斯和天神尤皮特的斗争，表现了法国革命失败后英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封建反动势力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尽管在雪莱创作的年代里，以动势力猖獗，以俄、普、奥为核心的“神圣同盟”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大肆镇压，但雪莱对斗争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他相信历史必然要将骑在人民头上的专制君主赶下宝座，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乐园必然取而代之。诗剧的缺点在于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看法是唯心的，宣扬宽恕、仁爱等道德品质。诗人虽然强调反专制暴政的不屈斗争，但也把抽象的人类“爱”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
在这首诗中，诗人除了中心人物以外，还创造了许多以神话为依据的精灵和代表自然界各种力量的精灵。这些精灵象征宇宙中运行无极、变化有矩的力量，也象征现实中一切变革的动力。诗剧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的磅礴的抒情风格，诗人把普罗米修斯的解放摆在全宇宙范围内加以颂扬，给人以巨大空间的感觉和万物迅速变化与运转的感觉。
历史剧《钱起》(1819)是根据罗马钱起家族的遗稿所记述的史实写成的。剧本写女主人公的父亲佛兰切斯科•钱起专制暴虐，害死儿子，奸淫女儿，作践妻子。他这种暴戾行为受到封建君主和教皇的纵容。女儿贝雅特里齐是一个纯洁、美丽的少女，她起初企图说服父亲，后来又求救于教会和法庭，但全归失败。最后她和继母、兄弟派人暗杀了钱起，他们被教皇判处死刑。剧本的女主人公敢于以暴抗暴，但作者认为她应该以仁爱感化罪恶，由于她采用暴力，才导致了悲剧的结局。
1819年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是雪莱的杰出成就。他虽然被迫离开英国，却时刻关心国内斗争。彼得卢的大屠杀激起诗人的无比愤怒，他写了好几首优秀的政治诗，如《致英国人之歌》、《写于卡色瑞执政时期》、《十四行诗：1819年的英国》、《专制暴君的化装舞剧》等。在《专制暴君的化装舞剧》中，诗人描写屠杀、欺诈、虚伪、暴政等罪行戴着英国内阁反动大臣和君权、神权、法权等面具，和刽子手们一起排成行列，在被屠杀的工人群众的血泊中耀武扬威地游行。但是诗人指出人民胜利的希腊并未消失，而是在日益增长，大地正号召人民奋起。雪莱把劳动者受奴役的处境和自由的未来作了对比，自由对工人来说是劳动的自由，是丰足的生活，对富人来说应该是约束和惩罚。他认为只要群众坚定、勇敢、团结一致地向统治阶级示威，统治阶级必然会感到他们的血腥镇压是可耻的，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必能争得自由。《致英国人之歌》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斗争，在宪章运动时期成为广大工人的战歌。雪莱指出，物质财富甚至武器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必须为他们自己所占有。在这些政治诗中，他从启蒙思想出发，认为人人应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并表明他对劳动人民怀着深刻同情，已意识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但雪莱强调人民只要觉悟起来，就可以用“精神”力量战胜统治者。这些诗采用人民熟悉的语言，辞意通俗，号召力强，对后来宪章派诗歌很有影响。
20年代初民族运动的高涨在雪莱作品中也有强烈的反映。他写了《自由颂》、《自由》、《那不勒斯颂》、《给意大利》等政治抒情诗。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被镇压后，民族运动的中心移到希腊。作者最后一部抒情诗剧《希腊》(1822)是献给争取民族独立的希腊人民的，反映了诗人对民族运动的同情和支持。雪莱根据当时的报刊记载，描写了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英雄事迹，还预示了希腊未来胜利的远景。
雪莱晚期的抒情诗中最著名的有描述自然景物的《西风颂》(1819)、《致云雀》(1820)、《阿波罗赞歌》(1820)等。《西风颂》抒发了诗人豪迈、奔放的革命热情，西风虽然摧残了一切，但也播送了新生的种子。诗人希腊自己化为西风，把他对未来的预言传遍人间。他说：“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么?”《致云雀》一诗模拟云雀高飞的节奏，云雀一边高蹿，一边歌唱，愈唱愈响亮，愈飞愈高。诗人一边倾听云雀的歌声，一边希望自己的歌声也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希望。雪莱描写的自然景物往往体现着他对实物的细致观察，风格时而奔放不羁，时而婉转悠扬，语言富有音乐性，比喻丰富恰当，通俗易懂。
雪莱的《诗辩》(1821)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它阐明了英国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观点。雪莱根据丰富的史料，论证了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和社会相联系的，也论证了文学的教育作用。他肯定荷马创造了时代的理想人物，能吸引读者去效法他们：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雄人物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但丁是中古欧洲的启蒙者，文艺复兴的先驱；弥尔顿在愚昧的复辟时期创造了撒旦的光辉形象，具有反专制的道德力量。他又指出希腊衰亡时期诗歌的腐朽堕落和当时的社会力量。他又指出希腊衰亡时期诗歌的腐朽堕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关，英国复辟时期的戏剧也是如此。雪莱强调诗歌在他那时代也该起改造社会的作用。雪莱还认为诗人“不但深刻观察了现在的实际情况，发现现存事物应该遵守的法则，而且还从现在观察到将来”。但他抹杀文学的渊源来自生活，强调诗歌反映的是永恒的真理和不变的人生，夸大诗人和诗歌的作用，他把诗人称为立法者和先知，断言诗歌改造社会的作用胜过实用技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雪莱也过分强调天赋和直觉、灵感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尽管雪莱有这些思想上的局限性，但同拜伦相比，他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更多地向前看，因而恩格斯称他为“天才的预言家”。
约翰•济慈(1795-1821)出生于伦敦一个小业主家庭，当过药剂师的学徒，后来放弃学医，专事创作。1817年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包括《读恰普曼译荷马》、《蚱蜢和蟋蟀》等)。这些诗表现了他对古典诗歌的爱好和描写自然景物的才能。1818年所写的长诗《安狄米恩》以希腊神话为素材，记述牧人安狄米恩寻找月神的故事，象征诗人追求理想的过程。诗人把现实社会的丑恶同大自然、诗歌、友谊、爱情的美相对比。
1819年是他创作的高峰，他写了许多抒情叙事诗、颂歌和十四行诗。《圣阿格尼斯节前夕》和《伊莎贝拉》两诗写青年的爱情，流露出作者反对封建专制家庭压制自由恋爱的思想。在艺术上，济慈极力渲染浪漫主义气氛，追求绘画和雕塑中的色彩感和立体感。《秋日颂》表现秋天丰熟的景象和诗人自己的感官陶醉。《希腊古瓮颂》描绘古瓮上被艺术家所凝固了的生活图画，诗人认为这比变幻无常的现实生活更美丽，代表了永恒的美。未完成的诗《海庇里安》(1818-1819)通过新旧两代天神之间的斗争，说明新的更美好的一代必将代替旧的一代。
济慈的作品主要以刻画鲜明具体取胜，他所写的景物具有实物感，这是同他追求美感以逃避现实的思想分不开的。尽管他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满的一面，他的诗歌却常常带有显著的唯美主义色彩。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保守的律师家庭，曾当过律师，后来专事写作。18世纪资本主义在苏格兰得到发展，英国资本也大量渗入，破坏了苏格兰的封建经济和长期保存下来的氏族制度 ，引起苏格兰广大阶层特别是农民对英国的仇恨。司各特一生坚持保守的政治立场，留恋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宗法社会，但以同情的态度描写苏格兰农民，反映了强烈的民族感情。恩格斯充分肯定司各特的小说的认识价值，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马克思也十分爱读司各特的小说。1866年他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在最近一次病中不得不停止工作，“而且甚至使我不能阅读任何东西，除了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以外。”
司各特自幼喜爱苏格兰的民间歌谣和故事，很早就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803年出版《苏格兰边区歌谣集》，总结了这一时期他采集校订民间文学的工作。他还致力于收集各国民间文学，并译过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
司各特最早的作品是一些长篇历史叙事诗，如《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1805)、《马密恩》(1808)、《湖上夫人》(1810)等。这些叙事诗一般写中古氏族之间、苏格兰和英格兰封建主之间的斗争，情节曲折，带有恐怖、神秘的浪漫主义气氛。近似湖畔派诗人的某些作品；但作者注意刻画民间风尚、民族精神和民众场面，这是他独有的风格。
司各特在43岁时开始写小说，一共写了约30部，第一小说《威弗莱》(1814)叙述1745年苏格兰民族领袖图谋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故事，反映了苏格兰人民的反英情绪。接着他又写出《盖•曼纳林》(1815)和《好古者》(1816)。这些最早的小说已经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历史、民俗民情和下层人民生活的强烈兴趣，也表现了他的保守的封建地主立场。
描写苏格兰生活最杰出的作品是《修墓老人》(1816)、《罗伯•罗伊》(1817)和《中洛辛郡的心脏》(1818)。《修墓老人》叙说1679年苏格兰清教徒为反对英国国教主教制举行起义、被英王詹姆斯二世镇压的故事。这次起义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延续。詹姆斯力 图恢复革命前的封建制度，镇压那些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清教徒。小说的主人公莫顿是一个温和的长老会派的清教徒，他在激进的长老会派约翰•巴尔福的激励下参加起义，成为他们的领导者之一。小说以不少篇幅记述苏格兰起义者的群众场面和他们的英勇、坚定与愤怒。他们最初取得了胜利，但由于缺乏组织和准备，终于失败，莫顿和其他一些领袖被捕。作者描绘了清教徒领袖麦克布莱尔在残酷的审判中所表现的坚毅不屈的气概，使旁观者动容，但是作者又把起义的坚定分子写成宗教狂热者或褊狭的过激分子。中特写约翰•巴尔福惨死，莫顿由于和贵族的联系，只受到放逐的处分，最终回国和他相爱的贵族女子结婚。“光荣革命”后，作为清教徒的威廉三世取代詹姆斯，巩固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缓和了清教徒的反抗情绪。作者对苏格兰人民怀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也反对保皇党中最凶恶的上层，在政治上倾向于资产阶级妥协的托利派。
《罗伯•罗伊》以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雅各派1715年暴动为背景，写英国北方贵族奥斯包狄斯东一族两支之间的纠纷。一支在伦敦经营海外贸易，成为金融巨头，另一支在英国北部拥有封建庄园，过着典型的地主式的生活。伦敦一支的弗兰西斯由于同另一支的拉斯里发生争执，到苏格兰山区向罗伯•罗伊求援。罗伯•罗伊是苏格兰氏族后裔，作者歌颂了这个抗击英国压迫的英格兰民族英雄，写他为生活所迫，忿而为盗，盘踞险峻的山区，在民间行，并率领部族同英军英勇作战。
“中洛辛郡的心脏”指的是爱丁堡监狱。小说开始时写1736年在爱丁堡发生的苏格兰市民反对英国统治者的暴动。市民因同情一个被处死的走私贩而向市警示威，但是警备队长卜丢司下令枪杀群众，因而被判死刑。后来英国王后下令缓刑，激起市民的极大忿怒。群众在走私贩的伙伴罗伯逊的领导下举行暴动。他们从狱中揪出卜丢司，把他处死。小说描写了炽热的群众场面，表现了群众的机智、团结、镇静和有组织的行动。小说的主要情节却是写苏格兰农民迪恩斯一家的遭遇。迪恩斯的次女爱菲因有杀婴的嫌疑，被监禁在“中洛辛郡的心脏”里。姐姐珍妮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她不肯伪造见证来拯救妹妹，宁可历尽艰苦徒步到伦敦去，以同乡的情谊请求苏格兰贵族亚盖尔公爵帮助，最后见到王后，使妹妹获得特赦。作者从民族立场同情苏格兰市民和手工业者的反英暴动，并以深厚的同情刻画了农民的女儿珍妮。但是他用理想化的手法来描写苏格兰贵族和农民之间的亲如一家人的宗族关系，反映了他的保守的政治立场。小说还在最后以罗伯逊为中心安排了一些离奇曲折的情节。
司各特还写过许多有关英国和法国历史的著名小说，如《艾凡赫》(1820)、《肯纳尔沃思堡》(1821)、《昆廷•杜沃德》(1823)等。《艾凡赫》是作者第一部描述中古生活的作品，背景在十二世纪末的英国。小说中的主要矛盾是撒克逊贵族和诺曼贵族、被征服者和征服者之间的剧烈斗争，作者同情被征服的撒克逊贵族，支持撒克逊的自由农民。小说通过主人公撒克逊贵族后裔艾凡赫的冒险经历，描写了比武、攻打城堡、骑士爱情、绿林侠盗的生活等场面，生动地再现了12世纪英国的民族矛盾、民族风尚和各阶层的生活。作者把国王狮心理查写成正面人物；他英勇、正直，对撒克逊族一贯友好。撒克逊贵族和农民都支持狮心理查，反对傲慢、凶残的诺曼贵族和理查的弟弟、企图篡位的约翰。他们终于粉碎约翰和诺曼贵族的阴谋，狮心理查保住了王位。小说中的自由农民就是民间传说的侠盗罗宾汉和他的伙伴们。他们的活动丰富了小说的人民场面。
《肯纳尔沃思堡》主要写16世纪伊利莎伯朝恃权争宠的大臣莱斯特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声名地位，残杀了和他秘密结婚的妻子。作者也以生动的细节描写了伊利莎伯女王，宠臣萨塞克斯和莱斯特两大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莱斯特公爵的城堡肯纳尔沃思举行的招待女王的盛大宴会和各种反映历史、传说的化装表演。小说还穿插了不少伊利莎伯时代的文坛轶事和有关民间艺人、药师、巫师、小酒店生活的记述，使小说成为一部丰富多彩的风俗史。
1825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和司各特有联系的出版公司破产，使他负债13万英镑。司各特写书偿债，因而损害了健康。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取材于12世纪以后的历史，善于描写历史上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往往把一些个人的遭遇同巨大的历史变革结合在一起，给人民以较为显著的地位。他的作品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分，富于生动的地域特点和民族色彩，规模宏大，情节离奇曲折，场面绚丽动人。他擅长通过风景和环境来烘托气氛，并把它们和故事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他的小说为此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欧洲许多著名作家推崇他的作品，有些还受到他的影响，如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大仲马，俄国的普希金，意大利的曼佐尼等。
第四节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和雨果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89-1794)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尖锐，国内有保皇分子的阴谋破坏，国外有欧洲封建联盟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派别斗争。在短短的五年中，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789年7月到1792年8月是自由主义贵族阶级、国王和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阶段；1792年8月到1793年6月是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党执政的阶段；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是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专政的阶段。雅各宾党体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的利益，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最坚决的代表。这种复杂而尖锐的政治斗争在当时戏剧、散文和歌曲里得到强烈的反映。
这个时期的戏剧比较重要的有悲剧和时事短剧。悲剧取材于历史，或者歌颂罗马时代的英雄事迹，或者揭露法国历史上的封建罪恶和宗教迫害。其目的是借古喻今，服务于当时的革命事业。玛利—若瑟夫•谢尼耶(1764-1811)是写这类悲剧的著名作家。他的时事短剧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没有复杂的情节，它是革命斗争中逐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舞台上迅速的记录和直接的反映，颇为革命观众所欢迎。
为了鼓动和宣传的需要，演说和政论文盛极一时。在封建专制时代，演说主要是统治阶级用以宣传宗教的工具。资产阶级革命给演说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听众，因而演说体散文获得迅速的发展。这个时期著名的革命领袖马拉(1745-1793)、丹东(1759-1794)、罗伯斯庇尔(1758-1794)等人也都是著名的演说家。法国在革命以前没有日报，只有杂志和不定期的报纸，而且内容都是属于文学、科学和宗教方面的，不涉及政治。革命爆发以后，创办日报之风大兴，于是与演说文相类似的政论文也应运而生。
革命时期歌曲创作极为丰富，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创作，有的出自职业作家之手。在当时传播最广的歌曲中，《一切顺利》(1790)反映法国人民在革命艰苦时期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情绪；《卡尔马纽勒歌》(1792)讽刺路易十六和王后阴谋叛国、逃亡未遂的可耻勾当。卢歇•德•利勒(1760-1836)的《马赛曲》(1792)显示了法国人民保卫祖国、铲除封建暴君的坚强意志，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的战争中起着“共和国最高统帅”(拿破仑语)的作用；玛利—诺瑟夫•谢尼耶的《出征歌》(1794)表达了前后方人民奋起杀敌、捏卫共和的愿望。歌曲是法兰西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革命时期的歌曲诙谐轻快，充满战斗激情，它是法国人民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光辉体现。它对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产生过影响，而且也为巴黎公社时期的诗人们所批判继承。
玛利—若瑟夫•谢尼耶的哥哥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的诗歌也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他的早期作品表现出享乐主义的倾向，以及希腊、罗马抒情诗的影响和造型艺术的特征。《牧歌集》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外他还写过一些科学诗，歌颂科学发明和启蒙思想。1789年革命爆发时，他同情革命，发表了迎接自由的颂歌，但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他却参加君主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反对雅各宾革命政权，因而被判处死刑。囚禁期间，他写了《古体讽刺诗集》(1794)，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对雅各宾政权进行恶毒咒骂和诬蔑，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
安德烈•谢尼耶在诗体改革方面作出大胆的尝试，反对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代作品。他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死后25年，他的诗集才出版问世。他的诗受到浪漫派诗人的重视，对19世纪60年代巴拿斯派也产生了影响。
1794年雅各宾政权被推翻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随之建立；人民群众的处境日益恶化；巴贝夫的秘密组织——平等社的活动遭到失败，保皇党的叛乱不断发生。拿破仑以平息国内叛乱和击退国外封建联军而震动全欧，但随之而来的是波旁王朝的复辟。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查理十世执政，是波旁王朝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极端保皇分子进入内阁，天主教教会势力更为猖獗，这样就促成了人民群众反对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1830年七月革命后，掠夺革命果实的银行家统治着法国，金融资产阶级进入全面胜利和巩固时期，但同时，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折之中，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尖锐。封建势力妄图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渴望实现革命的理想。消极的和积极的浪漫主义流派就是上述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卢梭的学说起过重大的作用。卢梭宣扬个性解放，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肯定感情是人的思想行为最奥秘的源泉。卢梭这种关于感情的学说，成为后来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基础，导致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形成。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也受到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这个时期，其他国家的作品大量地被介绍到法国，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席勒以及意大利但丁的《神曲》、西班牙的民歌。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使法国作家扩大眼界，在促使他们摆脱古典主义法则的束缚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在法国是同时出现的。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是夏多布里盎，而他的同时代人斯太尔夫人则有积极浪漫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反对古典主义，但在政治上并不一致。夏多布里盎是正统王朝的拥护者，斯太尔夫人则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属于消极浪漫主义的还有19世纪20年代开始登上文坛的拉马丁和维尼。
1824年以后，以雨果为中心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开始显示他们的力量。20年代后，法国人民反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和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是促使积极浪漫主义者展开活动的重要原因。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在这个时期的歌曲创作，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理论著作《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1825)，都在不同情况下有助于积极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展。1827年雨果发表了《克伦威尔序言》，全面提出浪漫主义的纲领，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史上一件大事。《序言》从戏剧角度猛烈抨击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强调自然中的一切都可成为艺术题材，并提出对照原则，认为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两种不同要素的对比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任务就在于再现一切事物的对比，他指出古典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只描写“崇高文雅”的一面，而忽略了“丑怪粗野”的一面。同时《序言》也提出艺术选择问题，认为艺术是自然的集中而强烈的表现，不是单纯表现事物本身；艺术的真实是一种高于现实的真实。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必须进行选择，不是选择“美”的东西，而是选择有特点的东西。《序言》还涉及了描写地方色彩、韵文体优于散文体以及吸取普通语言等问题。尽管《序言》有些看法是错误的，例如认为基督教把人类引进新的发展阶段，并根据基督教宣扬的“善”与“恶”两种因素构成人的本性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提出艺术上的对照原则；但就其总的精神来说，《序言》还是强烈地反映了1830年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公开决裂，也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继续分化，对当时文坛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积极浪漫主义不但有它的纲领，而且有它的刊物(《地球》)、组织(“第二文社”)和基本队伍，参加这个队伍的除了作家以外，还有画家和雕刻家。1830年2月雨果的《欧那尼》上演，剧本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以及演出时剧院中那场激烈的斗争，显示着积极浪漫主义反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胜利。
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勒内•德•夏多布里盎(1768-1848)出身于旧贵族家庭。法国革命爆发后，他曾至北美旅行，后来因在反革命战争中受伤，流亡伦敦，在那里发表了反对启蒙思想的《革命论》，并着手撰写《基督教真谛》。1800年他发表中篇小说《阿达拉》(《基督教真谛》中一个片段)，1801年，正当拿破仑和罗马教皇签订合作协定之际，《基督教真谛》全书出版，对于恢复宗教势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他又将书中另一个片段《勒内》抽出，和《阿达拉》合印出版。
《阿达拉》描写爱情和宗教的冲突，结果宗教战胜了爱情。作者在这里力图使人相信基督教的“庄严伟大”，宣扬原始罪恶、惟有基督教能使人免遭尘世苦难等反动观点。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印第安女子阿达拉爱上异教徒夏克塔斯，但是由于母亲许过愿把她献给上帝，她不敢违背誓言，让母亲在来世受苦，于是服毒自尽。阿达拉临终时，由于传教士对她进行天国的说教，她也就不再感到死亡的痛苦。夏克塔斯曾经因为阿达拉的死而诅咒过天主教的残酷，最后也与天主教和解了。在《勒内》里，夏多布里盎以他自己为蓝本，描写一个没落贵族青年的形象。勒内为了追求“无名的幸福”，焦躁不安，四处飘泊，抱怨宇宙人生，而对死亡和荒凉残破的景物则特别留恋。勒内这种宿命论的、无法解脱的忧郁心情，实际上是被剥夺了特权的贵族阶级对法国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夏多布里盎对勒内这个人物抱有无限的同情；他把他写成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并认为这种不幸正是出身高贵的勒内与众不同之处。假如说，作者在《阿达拉》里，力图使人相信基督教的“庄严伟大”，那么在这里，就是要挽救那个注定要灭亡的贵族阶级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