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英国最主要的早期人文主义者。他出身伦敦市民上层，在牛津大学学习，和埃拉斯慕斯交往，后来任下议院议长和英国最高法官。英国的圈地运动和随宗教改革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莫尔同情人民，反对宗教改革，并因此被杀。莫尔写过许多关于宗教改革的论战文章、历史和传记，而主要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1516)。
《乌托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作者出使尼德兰，遇见一个葡萄牙航海家，通过和他的对话，作者批判了当时的英国和欧洲社会。第二部分，航海家描写乌托邦的社会制度。《乌托邦》有力地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作者目击农民由于圈地运动而陷入惨境，对于这“羊吃人”的社会提出忿怒的谴责。他以对人民的深厚同情，揭发了法律的残酷，封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统治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贪得无厌的掠夺和寄生生活，以及其他不公平现象。他认为社会罪恶的原因在于私有制，必须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社会正义。针对这一情况，他设计了自己的理想国。在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私有制，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人人劳动，产品丰富，按需分配。这里没有专制暴政，没有宗教迷信和宗教狂热，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但乌托邦的经济基础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中古式的手工业，它的政治组织是若干城邦的联合体。乌托邦仍然允许奴隶存在，脑力劳动者仍占优越地位，宗教仍然是必要的。它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宗法社会、中古生产方式、城邦政体的混合物，纯属空想。这部作品是资本主义产生以后一系列畅想未来的著作的开端，对后来描写理想社会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是英国文艺复兴的繁荣时期，出现了大批作家。在诗歌方面，这一时期内产生过大批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新创作，歌颂爱情，歌颂祖国，宣扬新思想。诗人们借鉴古典的和外国的诗歌格律，介绍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体，并创造了在英国诗坛影响深远的无韵诗体。这批诗人中，除莎士比亚以外，最有成就的是埃德门•斯宾塞(1552-1599)，他的长诗《仙后》(1589，1596)歌颂女王，宣扬资产阶级新人应具的品质，是第一部英国资产阶级的民族史诗。在风格上，他继承了骑士传奇文学，也模仿意大利的阿利奥斯托。
诗歌的繁荣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也是分不开的，意大利的文艺理论推动了英国在这方面的活动。锡德尼(1554-1586)的《为诗一辩》(1580)是对清教徒的反击，总结了英国民族文学的成就，并传播了意大利多年来探讨的关于三一律等的创作理论。
从五十年代开始，古希腊、罗马和当代其他国家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英语，对传播新思潮，推动文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应当顺便一提的是《圣经》的翻译，从1525年起共出过9种英译本，以最后的1611年译本为定本。《圣经》的翻译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译文朴质、严肃，能够发挥英国民族语言的特点，自成风格，对后来英国散文影响很大。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小说也开始发达。一种属于传奇性质，适应贵族趣味，如约翰•李利的《攸弗依斯》(1579，1580)、锡德尼的《阿刻底亚》(1590)。另一种反映社会下层的流浪汉生活或手工艺人发家的经历，如纳施(1567-1601)的《不幸的旅客》(1594)、狄罗尼(1543?-1600?)的《纽伯利的杰克》(1596-1600)，这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声。
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新大陆的发现，资产阶级的国外掠夺，使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历史和地理著作，给文学创作以启发，并为它提供了素材。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是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出身贵族，因受贿，削官入狱，据说他因为在露天试验雪的消毒作用时受寒得病而死。培根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发展了唯物主义，反对中古经院哲学和神学。他认为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提出归纳法作为认识方法。这些思想都包括在他的《学术的推进》(1605)和用拉丁文写的《新工具》(1620)等哲学著作中。但马克思也指出培根的唯物主义“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他的未写完的《新大西岛》(1627)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科学能够有很好的发展条件。
培根对文学的主要贡献是《论说文集》(1597，1612，1625)，共五十八篇。这些文章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读者为对象，谈论哲学、宗教、政治制度和国家以及处世、修身、养性等问题。他反对天主教，但不否定宗教，他鼓励商业和殖民，在统治术上，他和马基雅维里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论述处世接物的文章中肯定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的资产阶级道德标准。有些文章也记录了一些有用的经验，如《论读书》。
培根不像怀疑主义者蒙田，他对一切问题都有很肯定的看法。在文章风格上，他不像蒙田那样随意，而以凝炼有力著称，用最经济的词汇表达丰富的思想，文句很像警句格言，有时近于枯涩。思想的组织安排极为缜密。这些特点都表现了拉丁散文的影响。文章中也常常点缀着富有诗意的比喻，如“名誉像一条河，轻飘而虚肿的东西浮在上面，沉重而坚实的东西沉到底下”。又如他把语言比作织着人物故事的帷幕，人不说话就像卷起的帷幕。培根一向被人认为是英国论说文的创始人。
十六世纪英国文学以戏剧的成就为最大。英国民间戏剧的传统从十三、四世纪以来一直没有中断，在城市和乡村都很活跃，十五世纪戏剧已成为宗教斗争的武器，到十六世纪中叶，一些中学和大学开始演出古代戏剧，扩大了戏剧的内容。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剧一度繁荣。九十年代以后，英国戏剧进入全盛时期，产生了几十个有成就的剧作家。伦敦在1642年清教徒封闭剧院以前，公私剧场不下二十所。这个时期的戏剧广泛地反映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各阶层的要求，作家们把戏剧当作最能生动反映现实、表达他们的思想的一种文学形式。艺术上也达到高度成熟阶段。
当时的观众包括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女王经常召剧团进宫演出；另一部分观众是贵族和社会上层；而绝大多数观众则是市民和市民下层如小业主、帮工、徒工、仆役等。剧场常常成为徒工暴动的集合点。由于政治斗争十分尖锐，政府严密控制言论和出版，剧作家不得不用古代、外国或本国历史故事为题材来表达他们的见解和要求。
当时为贵族和城市上层服务的剧场称为私家剧场。公共剧场则对广大市民开放，都是沿袭中古剧场或旅店院落的规模，予以改造而成，是个圆形建筑物。剧场的中心是一块露天空地，舞台突进池心，其余三面有三层廊座环抱。市民下层观众付较低票价站在池心看戏，贵族有时坐在台上。演出一般在下午。台上无幕，道具简单，背景是固定的两层建筑，上层往往当作阳台或楼，下层作为内室。剧场由资本家集股经营。演员也集股组成剧团，自备服装道具，剧本由演员自己或其他剧作家提供。一个剧团的演员兼股东一般十一、二人，相当于行会的行东；以下有“雇佣演员”若干人，相当于帮工；再下有童龄演员，相当于徒工。收入由剧场主和剧团分摊。女角都由童龄少年扮演。由于伦敦受清教徒控制，公共剧场一般被迫设在城外，剧团还不得不寻求王室或贵族保护，号称女王的或某某大臣、贵族的仆人。由于迫害、瘟疫或其他原因，剧团往往必须到外地甚至外国去流浪、演出。
莎士比亚以前的主要剧作家是一批所谓“大学才子”。他们大都受过大学教育，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很有才华。他们的倾向性不尽相同，但都在某些方面对英国戏剧作出了贡献，莎士比亚正是在他们成就的基础上，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推向高峰。
“大学才子”中最早的是约翰•李利(1554?-1606)。他的喜剧具有贵族人文主义倾向，多半用古代神话和古代文学为题材，以田园或大自然为背景，用典雅的散文，写爱情故事，歌颂女王。他的剧中保留了将严肃情节和滑稽情节糅杂在一起的英国民间戏剧传统。
托玛斯•基德(1558-1594)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剧作家，出生于伦敦一个公证人家庭，没有进过大学。他参加过无神论团体，曾被逮捕，死于贫困。他的《西班牙悲剧》(1589)以西班牙宫廷阴谋为背景，通过父亲装疯为儿子报仇的故事反映了宫廷的倾轧，揭发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家。他认为生活应该幸福，但现实却充满了不平。基德注意情节结构，主要人物性格鲜明，他的无韵诗体能激动观众，在风格上接近罗马悲剧家塞内加。这部作品从第一次公演起，在英国舞台不断演出几乎达五十年之久，对莎士比亚影响很大。
罗伯特•格林(1558-1592)属于“大学才子”之列，他一生放荡潦倒，写过许多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自传体小册子。他曾和莎士比亚合作写剧。他的剧有反对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倾向，他希望他们悔悟，进行道德改善，如《伦敦的一面镜子》。他突出平民的高贵品质来和贵族对照，如《僧人培根和僧人本盖》(1590)、《威克菲尔的护林人》(1592)。前者中的两个僧侣追求知识，是浮士德式的人物；在后者中，民间传说的英雄佐治•格林和罗宾汉成为重要人物。格林把民间传说、民族历史作为素材，又在舞台上呈现出纯粹英国乡村的气氛，这是他对当时英国戏剧的贡献。
克里斯托弗•马娄(1564-1593)是坎特伯雷鞋商之子，在剑桥大学读书，也是“大学才子”之一，同基德一样也在伦敦参加过无神论团体。他说宗教是为了使人恐惧而产生的，他叫人不要怕鬼，并鄙视上帝和神父们，他指责圣徒叫人们违反良心向官吏屈服。但从他的作品看来，他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束缚。他在酒店与人口角械斗时被杀，有人认为这和政治有关。
马娄共留下六部剧作。《贴木儿》(1587，1588)和《马耳他岛的犹太人》(1590)表现资产阶级追求无限权力和财富的欲望，但作者又指出权力和财富并不能使人幸福。蒙古可汗贴木儿征服了亚、欧许多国家，不可一世，却不能挽回他心爱的皇后的死亡，自己作为“上帝的鞭子”也有死去的一天。马耳他岛的犹太富商巴拉巴斯，贪婪成性，屋里堆满黄金，狠毒地药死自己的女儿，害死她的爱人。财富毁灭了他的“人性”，最后自己也落进沸镬丧命。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592-1593)是马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是根据新译成英国的德国民间故事书而写成的，叙述浮士德把灵魂卖给魔鬼，魔鬼供他驱使二十四年，到期他的灵魂被魔鬼劫往地狱的故事。在这部作品里，作者肯定知识是一切力量中最伟大的力量。有了知识就可以获得财富，就能探出“所有外国君主的秘密”，就能“用一道铜墙把德国围起”，“让学生们能穿上绸锻衣服”，一句话，能征服自然，实现社会理想。但是要获得知识首先必须和宗教蒙昧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浮士德的悲剧反映了人文主义者最终未能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历史真实情况。
马娄对英国戏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巨人性格，巨人是中古道德剧中暴君的丑角“罪恶”等形象的新发展。在马娄剧中，巨人占中心地位，这是和人文主义者强调个人作用的思想分不开的。马娄把充满浪漫主义热情的抒情风味带进戏剧，而结构则显得松弛，没有摆脱中古连台在戏的习惯。无韵诗体经过他有力的锤炼，表达能力大大提高。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充分，艺术性也最高。他的作品为资产阶级的兴起作了最有力的舆论准备。他出生于英国中部斯特拉福城一个富裕市民家庭，少年时代在当地“文法学校”学习古代语言和文学。二十岁后，他到伦敦谋生，广泛接触到各阶层的生活，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1590年左右，他参加剧团，开始舞台和创作生活。他的绝大部分戏剧是利用现成材料加以改编而写成的，在改编过程中给以新的内容和艺术加工。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写过三十七部戏剧，此外还有两首长诗和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1613年左右，他离开伦敦，回到家乡，1616年逝世。
莎士比亚的创作可以按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590-1600)正值伊利莎白女王统治后期，国内，宗教改革、血腥立法、镇压农民起义，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时英国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封建势力还很强大，女王比较成功地运用王权维持了封建势力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平衡。对外，英国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增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自信。这时，莎士比亚的作品，基调是乐观的。他的喜剧宣扬爱情(仁爱精神)可以战胜一切，提倡个性解放；历史剧则反复批判封建专制和封建割据，宣传开明君主的理想，鼓吹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
他早期两首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1593)和《鲁克丽丝受辱记》(1594)都根据奥维德的故事写成。前者描写爱神对青年猎手阿都尼的爱情与追求，后者谴责荒淫强暴的行为，艺术上总的特点是华丽纤巧。《十四行诗》(1592-1598)中的大多数，据一般公认，是写给一个青年贵族的，另一组诗是写给一个深肤色的女子的。这些诗歌颂友谊和爱情，诗人把它们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表征，他特别强调心灵的结合、忠诚和谅解这些人文主义思想。诗人歌颂青春和美，以与现实中的丑恶相对照，坚信美好的事物应当永存，并可以借助于文艺而成为不朽。诗中也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批判和生活体验。十四行诗具有新兴资产阶级肯定生活、要求解放个性的反封建理想，也流露出患得患失、取悦贵族的倾向。诗人的情绪变化多端，有时欢乐，有时忧伤，有时表现嫉妒，有时沉思。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彼特拉克更向前发展一步，主题更加丰富，对待爱情已没有宗教情绪或封建等级观念。他改变了意大利的格式，按四、四、四二编排，每首诗更能体现起承转合，情感和思路曲折而有变化。他喜欢从生活和大自然中，从乡村、城市、法庭、舞台、宫廷、战场、商人的柜房、教堂等场所寻找生动的形象和比喻。他常用对照、多义词、重复、停顿、头韵、长短音的错落来烘托内容，增强音乐性。十四行诗这一外来形式在莎士比亚笔下得到了发展。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写过九部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剧，在当时盛行的历史剧中成就最高。九十年代王权虽仍巩固，但王位继承问题日趋迫切，封建势力蠢蠢欲动，英国有可能重新出现内战局面。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关心民族命运，反对封建内讧，要求在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巩固国内和平与统一，使国家臻于富强，这是符合资产阶级发展的利益的。他比当时任何剧作家都更系统地探索了过去两三百年的历史，他认为观察历史可以比较准确地预示未来。在历史剧中他批判了一系列的封建君主，谴责了封建集团间的血腥战争，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
最早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上中下三部(1590-1591)写这冲龄登位的国王统治五十年间(1422-1471)的事迹。第一部写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由于贵族不和而失利；第二部写国内贵族的纷争和平民起义，导致内战；第三部写号称“红白玫瑰战争”的封建内战，属于红玫瑰贵族集团的国王在内战中被杀。在三剧中，亨利被写成一个软弱无能，既不能保全国外领地，又不能制止贵族内讧的君主。《理查三世》(1592)与前三剧合为四部曲，写篡夺王位的白玫瑰集团爱德华四世死后，同族贵族理查用卑鄙、血腥手段排除了六个王位继承人，登上统治宝座(1483-1485)，很快为敌党所杀，结束了玫瑰战争。理查不仅是个暴君，而且是个阴险狡诈、冷酷毒辣的特点。《约翰王》(1594)是一部独立的历史剧，写约翰(1199-1216)虽然有反天主教的一面，但企图谋害合法继承人，篡夺了王位，引起外患。《理查二世》(1595)、《亨利四世》上下部(1597-1598)和《亨利五世》(1599)构成第二个四部曲，从历史顺序看来，第一个四部曲正衔接在第二个四部曲之后。作者把理查二世(1377-1399)写成优柔寡断、听信宠臣的昏君，不能维持贵族势力的平衡，他的堂弟利用时机夺去王位，自立为亨利四世(1399-1413)。亨利四世登位，由于王位来路“不正”，终生惴惴不安，虽然两次平复贵族内乱，但太子不务“正业”，和流氓鬼混，王位前途仍然堪忧。后来太子逐渐改过自新，继位为亨利五世(1413-1422)。亨利五世用对外战争解决了国内矛盾，战胜法国，夺回在法国的领地。莎士比亚写他性格中有善良仁慈的一面，有时能以普通人自居，在他身上多少寄托了对君主和民族英雄的理想。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排除封建制度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尤其关心封建割据的局面和王权的封建性质。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它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开明君主，他要能镇压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莎士比亚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即通过道德改善的途径把封建君主改造过来，使之成为后来历史上的立宪君主。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莎士比亚的谋虑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但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在他的历史剧里无例外地出现市民、社会下层、广大人民群众，他同情他们的疾苦，并认为他们能明辨是非，但他并不相信他们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改革仍须自上而下。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具有史诗的宏大规模，虽然讲的是英国过去的历史，却写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和当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他用广阔的社会画面、多样化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反映了英国封建秩序逐渐瓦解的漫长过程。他描绘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主要是王权与封建贵族之间、封建主与封建主之间、国内封建主和国外封建主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反复斗争。他塑造了一系列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人物——君主、大小封建贵族、主教、大小官吏、市民、手工艺人、农民、仆役、兵士以至流氓强盗。许多人物，尤其是封建暴君，不仅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各有特点。帝王将相的场面和群众的场面、悲剧和喜剧的场面、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相互交织。人民群众在他的历史剧中不是主要人物。他们有时是帝王将相等主角的陪衬，有时是作者的代言人，有时作者对他们表示同情，有时则加以丑化。
《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剧，它写出了封建制度没落的趋势，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割据局面的批判，并形象地描绘了如何通过道德改善而产生理想君主的过程。亨利四世以封建的血腥方式篡夺了理查二世的王位，不仅自己日夜良心不安，而且由于不孚众望，给野心勃勃的贵族造成借口，他又和封臣争夺俘虏，引起叛乱。莎士比亚认为封建主之所以跋扈，敢于同王权较量，根源在于君主。他认为亨利四世、五世、六世以至理查三世一百年的混乱导源于亨利四世的行动。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又看出封建贵族的没落，他们傲慢、迷信，彼此各谋私利，不能团结一致，只能被国王击败。贵族青年飞将军代表封建贵族的新生一代，为了维护贵族“荣誉”和利益，敢于赴汤蹈火，但勇而无谋，终于战死。贵族“荣誉”在太子的流氓伙伴福斯塔夫口中更是受到百般奚落。剧本令人信服地表明，整个封建制度已经不成气候。但作者认为英国这个“患病的躯体”只要有“良言和少许药物”还是能恢复健康的。亨利四世自始至终要去耶路撒冷忏悔自己的罪孽，亨利五世则改邪归正，由一个浪子转变为英明君主，表现了作者对于道德改善所寄予的幻想。
剧本的主题不仅体现在国王与太子的行动以及国王与贵族的战争中，而且和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剧中描写了宫廷和贵族城堡中的生活，公路上的抢劫，政府的搜捕，四乡的征兵搔扰，官吏的无情压榨和层层敲诈，农民和手工艺人的失业贫困，以至酒店、妓馆的情景，构成一幅十六世纪英国动荡社会的生动画面。这一“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的核心人物是福斯塔夫。他是个破落骑士，是一批流氓的首领，倚仗他和太子的亲密关系，招摇撞骗以至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在战场上，他保持一种“有分寸的勇敢”，为了苟全性命，竟不惜装死，并进而虚报军功。他躯体肥胖，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膝盖，他走过的地方，贫瘠的土地好像少上了一层猪油。他是一个酒色之徒，他的谋生本领是吹牛、欺骗、诡辩、顺风转舵、趁火打劫、混水措鱼，他惟恐天下不乱。对于被抓的壮丁，他毫无同情怜悯之心。他出身封建阶级，但对于这一阶级视为最珍贵的品质——荣誉，则弃之如敝屣。他的生活理想只在于声色口腹的享乐。福斯塔夫正是封建关系解体时期“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冒险家”的典型形象。但是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又十分欣赏他的机智，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他被摈弃之后在悲愤中默默无闻地死去的情景。这种矛盾态度统一于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莎士比亚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而广泛的观察以及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悉心探索，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深厚基础。
莎士比亚在第一期还写过大约十部喜剧、一部悲剧。他的喜剧主要不是讽刺社会现实，而更多表现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喜剧的主题可以用罗马诗人维吉尔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话来概括：“爱征服一切。”作者歌颂爱情和友谊，宣扬个性解放放、婚姻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另一方面，他批判封建门阀观念、封建道德和封建压迫的其他种种表现，也批判资本主义所暴露的一些恶迹。资产阶级的“仁爱”原则通过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因而他的喜剧带有浪漫主义的抒情气氛。
最早的喜剧《驯悍记》(1593)、《维洛那二绅士》(1594)、《爱的徒劳》(1594)，虽然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的观点，但有时思想不够明确，艺术也还不够成熟。1595年以后，莎士比亚接连写了几部优秀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仲夏夜之梦》(1596)、《威尼斯商人》(1597)、《温莎的风流娘们儿》(1598)、《无事生非》(1599)、《皆大欢喜》(1600)、《第十二夜》(1600)等。
《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是悲剧，但在精神上则和这一时期的喜剧完全一致。这对青年一见倾心，但因封建世仇，恋爱受到阻挠，导致二人的死亡。最后，双方家长鉴于世仇铸成的错误，言归于好。
这出悲剧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爱情理想和封建恶习、封建压迫之间的冲突。诗人以抒情笔调，特别在月夜阳台两个主人公对话一场中，写出了一首赞美青春和爱情的颂歌。诗人多用日光、月光、星光等代表光明的比喻来形容青春爱情的美，在封建的黑夜放出光明。青年主人公虽然最后都牺牲了，但剧本表明美好的事物和真正的爱情是不朽的，死神是无能为力的，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封建偏见可以被克服。
《威尼斯商人》内容更加丰富，写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友人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转借现金，夏洛克出于忌恨，假意不收利息，戏约到期不还，可以割安东尼奥身上一磅肉。安东尼奥的货船到期未归，不能还债，夏洛克坚持要实践借约条款。巴萨尼奥的未婚妻鲍西娅假扮律师出庭，也按条款不准夏洛克多割、少割、流血或伤害安东尼奥生命。夏洛克败诉。
戏剧的主题是所谓慷慨无私的友谊、真诚的爱情、仁爱同贪婪、嫉妒、仇恨、残酷之间的冲突。剧本的主要线索是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对立。其次是巴萨尼奥和鲍西娅的爱情线索，作者用民间流传的从金、银、铅三个瓶子中抽签的故事，说明真正爱情不取决于外表的富丽。最后一条重要线索是夏洛克女儿杰西卡和基督教青年罗兰佐的爱情，由于夏洛克的阻止，二人被迫私奔。夏洛克同安东尼奥之间的矛盾，本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旧式高利贷者同新兴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作者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赞美安东尼奥，把他写成一个高贵的“商人王子”、“最和善的人”，他关心朋友的幸福，保存了“古罗马人的荣誉”。另一方面，作者又从人文主义观点谴责夏洛克对金钱的贪欲，贪欲使他丧失“人性”，使他变得嫉妒、阴险、残酷，贪欲超过了对女儿的爱。但作为一个受侮辱的犹太人，作者又对他寄予莫大同情，他用明确有力的语言大声疾呼道：“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么“犹太人没有手么?……你们刺我们，我们不流血么?……你们损害我们，难道们不应当报复么?”全剧矛盾的高潮是法庭一场，鲍西娅对夏洛克的胜利是仁爱对贪欲和维护贪欲的无情法律的胜利。鲍西娅是莎士比亚创造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淳朴，富于同情，有才智，自信，体现了莎士比亚理想中的资产阶级新女性。爱情故事给戏剧提供了浪漫气氛，夏洛克的仆人丑角朗斯洛特提出供了笑料。
《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和较早的喜剧一样，也都以青年男女爱情为主题，他们克服了某些障碍，获得幸福结局。作者思想更趋明确，曲折复杂、相互交错的情节糅合得更加贴切，除了主要人物——贵族青年男女以外，次要人物如丑角或其他喜剧人物也更加丰满，他们不仅给主要人物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世界带来欢乐，而且也增强了戏剧中的讽刺性和生活场面。剧中往往配有歌唱和舞蹈，更加强了抒情乐观气氛。在语言方面也基本摆脱了早期的缺乏内容的、为俏皮而俏皮的习气。《无事生非》和《第十二夜》都以贵族宫邸为背景，《皆大欢喜》则同《仲夏夜之梦》一样，更多以大自然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