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星诗社其他诗人中以卓阿金•杜•贝雷的抒情诗写得较好。他的初期作品模仿彼特拉克，很不自然。他在罗马居住时所写的《悔恨集》(1558)的主题是爱情、友谊和乡思，摆脱了初期的模仿作风，写出内心的蕴结和悲伤。
七星诗社的爱缔安•若岱勒是个剧作家。悲剧《克莉奥佩特拉》(1552)是他的代表作，以古代罗马历史事迹为情节，具有后来古典主义悲剧的一些特征。十六世纪法国产生了好几个剧作家，其中以罗伯特•加尼埃(1524-1590)的成就较高。他写过七部悲剧，罗马悲剧家塞内加对他影响很大。这时候的剧作家在人文主义运动的促进下，向古代文学和历史著作寻找故事情节，模仿古代剧作家。有的人从意大利接受三一律，开始探索戏剧理论。从这些现象看来，十六世纪可以说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萌芽时期。
杰克•阿米奥(1513-1593)翻译过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他的译本(1559)不但对丰富法兰西语的词汇，而且对西欧文学贡献都很大。一些古典主义作家曾向他的译本寻找戏剧创作题材。
米舍勒•爱冈•德•蒙田(1533-1592)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作家，先后当过法院顾问和市长。他从小便学会了拉丁语。他读古希腊、罗马作品时不断写心得，作笔记，为他后来的《散文集》(1580-1588)打下基础。这部文集是很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构成的，每篇有一个题目，讨论一个独立问题，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联系。他生活优裕，对当时法国激烈的阶级斗争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同时，动乱的时代又使他深感个人生活受到威胁，产生了怀疑论的思想。在《散文集》中最著名的一篇《为雷蒙•德•塞崩德辩护》里，他说人是渺小的，人和禽兽不同之处在于人能够思考。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有分歧意见，有矛盾。人人都自以为掌握真理，别人总是错误的，于是产生争论，甚至导致战争。其实，几百年来，人类追求真理，其结果只是证明自己的无知。他教人不要说：“我懂得，”要说：“我懂得什么呢?”他这种情绪论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文主义者的精神状态，他们对旧的信要失去信心，而对新的事物又缺乏高度热情。蒙田怀疑，但不否定一切。他认为生活是真实的，应当尽量享受它。享受生活首先要精神自由，心情恬静，不让习惯、偏见等束缚自己的思想，不让贪婪、吝啬等欲念扰乱自己的心情。《研究哲学就是为了学死》一文教人不要害怕死亡，尽情享受生活。他这种思想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对他说来，只要个人真正享受到生活的快乐，什么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都无足轻重。《论儿童教育》一文也反映了他的怀疑和享乐的思想。他不主张把很多知识教给儿童，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痛苦，而不是快乐。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所谓道德高尚、悟性高、判断力强的“绅士”。他的观点代表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观点。蒙田用漫谈的口吻写《散文集》，给读者以亲切自然之感。他的文章富有形象性，不乏诗意。《散文集》在法国散文史上有重要地位。蒙田也是欧洲近代散文这一体裁的创始人。
第五节　西班牙文学和塞万提斯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班牙结束了反摩尔人侵略的斗争，国家趋于统一。1469年卡斯提尔公主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联姻，标志了西班牙专制君主制国家业已形成。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在美洲进行残酷的殖民活动，掠夺了大量的黄金。查理一世1516年继位，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称查理五世，西班牙成为称霸于欧、美两洲的强大王国。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王权的鼓励下一度繁荣。
西班牙的强盛时期极为短暂，十六世纪中叶后已经开始衰落。资本主义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王权很快走向反动，不断发动对外掠夺战争，大量耗费资财。专制王权又和教会勾结，镇压一切进步思想。“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但是，西班牙人民从未停止过斗争，反抗专制政府和天主教教会黑暗统治的起义连续不断。
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出现一些人文主义学者，他们创办学校，批判宗教偏见，介绍并模仿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的文学，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但是人文主义思潮遭到反动统治的摧残，发展迟缓。贵族骑士文学流行一时，反动的宗教思想对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十六世纪后半期，人文主义文学才达到繁荣，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西班牙文学进入“黄金时代”，以小说和戏剧的成就为最大。
小说方面，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骑士传奇和田园传奇虽很流行，但是在一部对话体的小说《瑟列斯丁娜》(1497)中，已经出现了以下层人民为主人公，描写社会现象的新倾向。
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产生一种新的小说类型——流浪汉小说。这种小说和中古市民文学有相通之处。西班牙城市发达较晚，流浪汉小说就是城市发达后的产物。它多半描写城市下层生活，并从下层人物的角度去观察和讽刺一些社会现象。主人公常是失业者，在封建和资本主义交替时代，靠个人机智谋求生存，抵抗压迫。他们没有什么道德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往往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小说所反映的正是当时西班牙骑士传奇作家所不屑于反映的生活，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
西班牙最早、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流浪汉小说是《小癞子》(1553)，全名为《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作者不详。小说由主人公小癞子自述他的经历。他从小就离开贫困的家庭，供人驱使，最初给一个刻薄的瞎子领路。后来他侍候一个吝啬的教士，因为偷吃面包，被赶了出来。第三个主人是绅士，此人穿着漂亮，气派华贵，可是身无分文，靠小癞子每天乞食供养。以后小癞子的主人有教士、出卖赦罪符的僧侣、驻堂神父、公差等。这些人大都贪婪吝啬，靠欺诈为生。他也学会了欺诈，中求发迹，不顾廉耻。最后，他当了叫喊消息的报子，靠不义之财，靠妻子和神父私通，过着富裕的日子。
这部小说通过小癞子的流浪史，写出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物，以幽默俏皮的手法，大胆地讽刺了僧侣的欺骗、吝啬、贪婪、伪善，贵族的傲慢和空虚，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的腐朽和衰落。作者善于刻画形象，语言简洁流畅，叙述生动自然，笔调辛辣有力，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体裁，受到广泛的欢迎。
大约半个世纪以后，西班牙出现另一部重要的流浪汉小说：马提欧•阿列曼(1547-1614)的《阿尔法拉契人的古斯曼》上下两部(1599，1604)。他模仿《小癞子》的写法，以更大的规模反映西班牙社会生活。此后，这种小说大量出现，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初期。
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一般采用自传体的形式，以主人公的流浪为线索，人物性格比较突出，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广阔的社会环境描写交织在一起，已初具近代小说的规模。但是主人公的性格没有发展，情节和情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对于以后欧洲小说的发展，特别在长篇小说的人物描写和结构方法上，有过深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在小说方面的最高成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生于西班牙中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医生。1569年他到意大利，后来参加西班牙驻意军队。在对土耳其的海战中他带病上阵，负了重伤，左手残废。1575年回国途中，他被土耳其海盗掳去，在阿尔及利亚服苦役五年，1580年由亲友赎回。他以一个英雄的身分回国，但是后半生却贫困潦倒。他曾任军需官、税吏，接触到农村生活；他一度因不能上缴公款而入狱。这种种经历使他逐渐看清了西班牙的现实和人民的被压迫地位。
塞万提斯曾采用当时流行的各种体裁进行创作，他写抒情诗、讽刺诗，也模仿田园传奇和骑士传奇写了《伽拉苔亚》(1585)和《佩尔希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1617)，他写过长诗《巴尔那斯游记》(1614)，也写过许多剧本，出版的有《喜剧和幕间短剧各八种》(1615)和悲剧《奴曼西亚》(1584)；小说方面有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1613)、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其中以悲剧和长短篇小说较为重要。
悲剧《奴曼西亚》以古代西班牙奴曼西亚军民反抗罗马侵略者的历史为题材，写法类似中古道德剧，剧中出现许多寓意性的人物。奴曼西亚人在罗马军队围困下坚持抗战十四年，他们的遭遇惨绝人寰，但始终英勇不屈。最后，罗马军破城而入，全体居民自杀殉国。塞万提斯这部悲壮动人的历史悲剧歌颂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性格，深受人民喜爱。
《训诫小说》包括十三篇作品，其中有曲折的爱情故事，有世态风俗写照，也有哲学议论。这些小说受到意大利小说的影响，但充满着西班牙生活的特色，表现了作者反对封建偏见，反对压迫奴役，肯定个性自由，同情人民遭遇的人文主义思想。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小说的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共两部。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立刻受到读者欢迎，反动集团在1614年出版了一部伪造的续篇，歪曲塞万提斯的作品。塞万提斯为了抵制伪作的恶劣影响，立即写完第二部，1615年出版。
当时西班牙王权用骑士的荣誉和骄傲去鼓动贵族建立世界霸权，而美化封建关系、情节离奇虚幻的骑士传奇正适合他们的需要。塞万提斯痛恨这种文学，他在全书的自序中公开宣布他要“攻击骑士小说”，“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
《堂吉诃德》故意模拟骑士传奇的写法，描述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堂吉诃德是拉•曼却地方一个穷乡绅，本姓吉哈达，他读骑士传奇入了迷，想当游侠骑士。他拼凑了一副破烂不全的盔甲，自称为堂吉诃德，骑上一匹瘦马，取名“驽骍难得”，而且仿照骑士的作法，物色了邻村一个养猪女郎为自己的意中人，给她取个贵族名字叫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决心终身为她效劳。一切齐备，他就离家出走，从事游侠，前后共三次。最初一次，他单枪匹马出游，受伤而后。后来，他找了邻居桑丘•潘沙作侍丛一同出去。堂吉诃德满脑子都是骑士传奇中的古怪念头，以为处处是妖魔鬼怪，是他冒险的机会。他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当作受迫害的骑士，把皮酒囊当作巨人头，不顾一切地提矛杀去，结果闹出无数荒唐可笑的事情。这些行动不但害了别人，也使自己挨打受苦，弄得头破血流。但是他执迷不悟，直到几乎丧命，才被人抬回家中。临终时他醒悟过来，立下遗嘱，不许他的唯一的亲人侄女嫁给骑士，否则她就得不到遗产。
《堂吉诃德》揭露了骑士传奇的荒唐和危害(如第1部第6章、第48章)，尽情嘲笑了骑士理想和骑士制度。从这部小说出版以后，西班牙再也没有出现过骑士传奇。
作者通过堂吉诃德主仆的游侠经历，反映了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小说中出现将近七百个属于各阶层的人物，如贵族、僧侣、地主、市民、兵士、农民、演员、商人、理发师、骡夫、牧羊人、强盗等等。所写的生活面从公爵的城堡到外省的小客店，从贫穷的农村到杂乱的城镇，从平原到深山，从大路到森林，构成一幅完整的社会画卷。小说第二部关于公爵城堡的描写，集中揭露了贵族的腐朽实质。贵族们虽然态度傲慢，生活奢华，实际上借了债无力偿还，精神上更是空虚无聊，以捉弄堂吉诃德主仆来排解愁闷。书中有许多地方描写旅店的情况，广泛暴露了当时社会上庸俗自私的市侩习气。又写到人民的贫困和受压迫的情形，如小农奴安德列斯受地主虐待等。小说还接触到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风俗习尚等方面，充分揭示了这个威震世界的西班牙王国已经破绽百出和它必然衰落的趋势。
主人公堂吉诃德是欧洲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典型。他是个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按骑士传奇行事，疯疯癫癫，滑稽可笑。但是他的荒唐行为往往出于善良的动机。他攻打风车，是自以为要清除万恶的巨魔。他释放苦役犯，是为了反对奴役，给人自由。堂吉诃德痛恨专横残暴，反对压迫，同情被压迫者，向往自由。他把维护正义，锄强扶弱，消除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天职，而且见义勇为，从不怯懦，为了主持正义，个人生死可以置之度外，具有英勇无畏、忘我斗争的精神。堂吉诃德也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渊博学识的人，只要不触及骑士这个题目，他的思想和谈吐都很清醒而深刻。他谈到不分你我、人人和谐相处的古代理想社会，谈到自由的可贵、奴役的可恨，谈到清廉公正、爱护百姓的政治理想，还谈到文治武功、贵贱等级、教育文艺等，广泛地涉及了人文主义者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但是他脱离实际，完全生活在幻觉之中，他对着臆造的敌人不顾一切地横冲直撞，只能闯祸坏事。同时，他想恢复的是过时的骑士制度，把游侠骑士单枪匹马打抱不平的方式当作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结果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他的善良动机总是得到相反的结果。这个形象反映了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理想和西班牙现实的矛盾，也反映了西班牙人文主义者的弱点。塞万提斯看到现实的黑暗，也看到骑士游侠的方式不能解救社会，但是看不到在反动统治下决不可能实现人文主义理想。于是他在嘲笑骑士制度的同时，又回过头来，以理想化的骑士精神来反对没落的封建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庸碌自私。他揭露了西班牙现实，然而他的理想却是回复到古代社会。
桑丘•潘沙是小说的另一主人公。他和堂吉诃德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他们两人的外表和性格都形成鲜明的对比。桑丘具有西班牙农民的特点，作者在他身上也注入了自己的理想。他是一个帮工，家里穷得无以为生，才听信堂吉诃德的劝诱，出来游侠。他希望得到一次意外的成功，做个海岛总督，改变他一家的窘况。他的处境说明了西班牙农民的贫困。桑丘贪图小利，胆小怕事，时时为自己打算，也反映了农民狭隘自私、目光短浅的一面。但是桑丘头脑清醒，随时都提醒堂吉诃德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他的语言诙谐生动，一出口就是连串的谚语，表现了他的健康乐观的性格。桑丘当总督的情节最突出地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才能，他毫无自私的念头，断事英明，办事公正，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堂吉诃德用骑士方式不能实现的理想，在桑丘的行动中却实现了。
《堂吉诃德》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者注意塑造人物，着力刻画了两个典型。人物性格复杂多面，不是静止的，是有发展的。作者往往把堂吉诃德主仆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加以夸张，反复强调他们的某些特点，并通过他们之间的对比和他们彼此推心置腹的谈话，来突出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塞万提斯虽然模仿骑士传奇，但是主人公的游侠不在离奇虚构的环境中进行。《堂吉诃德》虽也近似流浪汉小说，但情节更为丰富、复杂，环境都经过一番选择和安排。例如书中常常以旅店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因为这里可以出现各种人物，看到各种社会关系，更便于描写广阔的生活。小说在主要情节之外，还穿插一些独立的故事，更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第二部中，这类故事经过作者的有意改进，融合到主要情节中去了。《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它对于欧洲近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戏剧相当繁荣。十六世纪初期的戏剧家还大都是模仿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的戏剧，后来有些作家努力摆脱古代戏剧的法则，创造适合本国人民需要的作品。五十年代后，西班牙戏剧进入繁荣时期，优秀的剧本大量涌现，固定的公众剧场建立起来，面向广大群众的民族戏剧逐渐形成。这种繁荣景象，一直继续到十七世纪初期。
费力克斯•洛卜•德•维加•卡尔皮奥(1562-1635)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主要代表。他出身于马德里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曾在许多贵族手下供职，参加过1588年“无敌舰队”对英战争，1614年接受教职，成为僧侣。他写过各种体裁的作品，主要成就是戏剧。据说他写了1800多部剧本，现在还留下400多部(其中有些作品是否为维加所写，尚有争论)，另有宗教剧四十多部。
维加在论文《当代写作喜剧的新艺术》(1609)里，主张戏剧创作应该以满足当代观众的要求为准则，不必拘泥于古代的陈规。他说自己创作时要用三重锁把一切规则锁住，并把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抛出书房。他谈到戏剧应该逼真地反映现实，可以“和自然一样”，悲剧和喜剧因素应掺杂在一起。他主张写三幕剧，而且特别重视情节安排的技巧。这些看法实际上也就是西班牙民族戏剧基本原则的总结。
维加取材极为广泛。其作品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也受到贵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影响。从内容来看，他的剧本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写爱情和家庭问题，其中一大部分被称为“斗篷加剑”的喜剧，因为主人公多半是以斗篷与剑为服饰的贵族。维加把爱情看作一种可以冲破封建道德和等级偏见的力量，他歌颂青年追求爱情自由的斗争，如《园丁之犬》(1618)、《带罐的姑娘》(1627)，有些剧本还描述了人民怎样为维护自己的爱情与权利而向专横的贵族展开斗争，如《最好的法官是国王》(1620-1622)。但是也有些“斗篷加剑”的喜剧只写贵族家庭纠纷和维护贵族荣誉的题材，局限较大。第二类剧本是谈社会政治问题的，主要取材于民族历史和民间传说。这类剧本揭露了暴君的罪恶，塑造了一些理想君主的形象，如《塞维利亚之星》(1623)。有些则直接描写西班牙农民对封建主的反抗。
《羊泉村》(1609-1613)是维加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描叙1476年羊泉村人民反抗领主的史实。剧中写卡拉特拉瓦骑士团队长费尔南•戈麦斯在驻地羊泉村企图污辱当地村长的女儿劳伦夏，劳伦夏被青年农民弗隆多索救出。随后费尔南又破坏这对青年的婚礼，劫走新娘，要把弗隆多索绞死。劳伦夏逃回村中，呼吁乡亲起来抗暴。全村人民起义，攻占城堡，杀死了费尔南。事后，国王赦免全村人民，把羊泉村收归自己管辖。
剧本揭露了封建主的专横暴虐，歌颂农民为维护自己的荣誉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剧中的农民集体的形象最为动人，他们的反抗情绪随事态的发展而增长，法官严刑拷打他们，全村三百多人众口一词说杀死队长的是“羊泉村”，连十岁的小孩也这样坚强。女主人公劳伦夏的形象也很生动，她从一个聪明倔强的姑娘成长为英雄。剧本最后也反映了维加对专制王权的看法，以为人民和国王的利益可以一致，共同反对封建主。
维加的剧本都是三幕诗剧，场次很多，场景经常变换，剧情进展很快，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交织在一起。维加善于安排富于戏剧性的场面，情节引人入胜，结局往往出人意外，偶然的因素在情节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维加剧本中人物众多，描写真实生动，但是性格刻画不够深刻。
维加的剧本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剧场几乎天天上演他的戏。塞万提斯称他是“自然的奇迹”。他的创作奠定了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基础，形成一个戏剧流派，并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戏剧。

第六节　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 
十四世纪以后，英国封建经济开始衰落，资本主义兴起。“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从十四到十五世纪，羊毛业有很大发展，到了十六世纪，英国资本主义成长更快，圈地运动使资本主义深入到农村。地中海航道的改变以及英国战胜西班牙后夺得的海上霸权，进一步刺激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的掠夺，促成经济的高涨。
在十四世纪，市民阶级已经兴起，到了十六世纪形成资产阶级。世袭贵族在农民起义、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之后，到十六世纪已大部消灭，一部分贵族资产阶级化，成为新贵族。另一部分贵族不甘灭亡，勾结国外封建势力，和王权斗争。王权在基本上消灭了世袭贵族，并进行宗教改革之后，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王权利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支持王权，以扫清世袭贵族的残余势力。但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权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资产阶级掀起清教运动来反对代表王权的国教，为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准备。资产阶级的发展是依靠残酷剥削国内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而取得的。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给资产阶级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也促成文学的繁荣。人文主义思想在新文学的园地里开花结果，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七世纪初期，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都很发达，成为文艺复兴时代英国文学的全盛期。但阶级矛盾在当时是十分尖锐的，因而文学也反映出不同的倾向，大体可以分为民主和贵族两类。圈地运动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陷于饥饿贫困的绝境，城市贫民人数激增，政府颁布血腥的法令迫使他们廉价出卖劳动力。有一些新兴资产阶级作家对劳动人民表示深厚的同情，他们不仅反封建，而且对资本主义也有所批判，如莫尔、莎士比亚。另一些作家则带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倾向，他们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关心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但和劳动人民有很大距离，如斯宾塞。
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在英国的另一表现形式是清教运动。清教这一教派反对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因素，反映资产阶级上层利益。它提倡节俭，以上帝的意志为借口，替资本积累作辩护。它反对世俗文化，尤其是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戏剧。从思想上说，它是一种新的禁欲主义。
具有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中最早的代表是杰弗利•乔叟(1340?-1400)。英国资产阶级文学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生活的时代，正值市民阶级兴起，农民起义震撼了封建统治的年代。他和兰格伦同时，但反映了新的潮流和趋势。
乔叟出生于富有市民家庭，早年在宫廷服务，多次出使法国和意大利；脱离宫廷后，任伦敦海关监督和外省官职。他的长诗《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达》(1381?)是根据卜伽丘的长诗《菲洛斯特拉托》改写的，叙述特洛伊战争时期特洛伊王子特洛伊勒斯和一个贵族寡妇克丽西达恋爱，后来克丽西达又爱上希腊将领，背弃了特洛伊勒斯。作者从新兴市民阶级的立场出发，肯定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反对封建礼教和教会的禁欲主义。作者把爱情看作人的“天性”，嘲笑王子在开始时表现的对爱情的抗拒态度。他歌颂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同情王子的不幸结局，宽恕女主人公的“变节”。在性格塑造上，作者发挥了传奇文学中的心理刻画手法。故事虽然发生在古代的特洛伊，但诗中描绘的则是十四世纪英国贵族的生活图景。
乔叟的主要作品《坎特伯雷故事》(1387-1400)，以一批从伦敦到坎特伯雷去朝圣的客人的旅行为线索，写了24个短篇故事，绝大部分用诗体写成。卷首有总序，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作者介绍了朝圣的香客，有声有色地刻画了他们的外表、举止和精神面貌。他们之中有骑士、侍从、地主、自耕农、贫苦农民、形形色色的僧侣、女尼、市民、商人、海员、大学生、手工业者等，构成了十四世纪英国社会的缩影。
故事有的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口头文学，有的取材于骑士文学和宗教文学，但故事反映的生活属于十四世纪英国的现实社会。故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写爱情和婚姻问题的，作者的基本态度和《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达》中所表现的相同。他否定那种诉诸武力的、骑士式的爱情(《武士的故事》)，肯定女权(《巴斯妇的故事》)；他对丈夫一再考验妻子表示不以为然(《学者的故事》，即《十日谈》最后一个故事)，反对买卖婚姻(《商人的故事》)，主张夫妇互相敬爱(《自由农的故事》)。另一部分是讽刺僧侣的欺骗(《法庭差役的故事》、《船手的故事》、《赦罪僧的故事》中的开场语)，揭露教会对人民的压迫(《游乞僧的故事》)也有揭露金钱的罪恶的(《寺僧的乡土的故事》、《赦罪僧的故事》)。乔叟的故事体现了反封建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因素，反映出十四世纪英国历史的趋势，暴露了封建阶级尤其是教会的腐朽败落。但作者并未能摆脱宗教思想，表现了消极容忍的人生哲学(《梅利比的故事》)。和卜伽丘一样，他在肯定爱情，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也流露出市民阶层对纵欲的欣赏。这些都是本书的糟粕。
乔叟的现实主义成就很高。他为市民创作，继承了城市文学的描写现实的传统。在人物塑造、叙事技巧和语言运用等方面，他都远远超过英国以前和同时代的作家，甚至超过卜伽丘。他所塑造的人物不仅外貌栩栩如生，而且结合外貌展示人物的内心特征。他利用故事之间的插曲，或使人物用所讲的故事彼此讽刺，来突出人物之间的矛盾，使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喜剧性。在结构上，各个故事的框架并不呆板，作者从现实生活中选出朝圣的场面，予以充分发挥。作品尽管还有许多题外话，但由于他善于选择和安排情节，因此故事性强。他的风格特点是幽默和讽刺，在揭露人物的虚荣、伪善、庸俗、愚蠢时，不作强烈谴责，这是和作者的市民立场分不开的。乔叟不用法语或拉丁语写作，而用伦敦方言。他的语言生动活泼。他在许多故事中所首创的诗体，称为双韵体，成为以后英国诗歌中最通行的一种。乔叟被称为“英国诗歌之父”。
乔叟死后，出现了一批模仿者，但他们的成就不大。整个十五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文学处于停滞状态，但英国知识界(贵族、僧侣)仍不断和意大利有密切交往，介绍古代哲学和文学。十五世纪末牛津大学正式教授古代语言，出现了一批人文主义学者，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先导。印刷术的传入也有助于新思想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