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韩、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韩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韩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散文的题材、内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张，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为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别是经过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在散文创作上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再度强调了唐代古文家所倡导的“明道”的口号，进一步清算了浮华不实的文风；二是要求文风朴实，语言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扫除了在文中使用冷僻艰深词句的旧习，缩小了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此后，宋代散文基本上沿着他们所开辟的古文之路发展。
四、苏轼的散文创作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重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在于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并非仅是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更重视在“意”的支配下的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散文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他的散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地方。
苏轼擅长写作议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以谈史论政为要。这类文章大都能针对时弊，有为而发，言之有据，目光犀利，议论纵横，气势恢弘。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与感染力。更能代表苏轼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这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引人入胜，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特点。苏轼的辞赋和四六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疏宕潇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他又是骈文大家，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四六文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在迁谪时的诸表启，几乎和泪代书，凄恻感人。苏轼的四六文以散文的气势和笔法去作骈文，务去华辞，提炼雅语，以疏通畅达、流转自如见长，不以文采密丽取胜，开宋代骈体新风。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五、南宋的散文和骈赋
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在总体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1．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苏、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李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更是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案，文笔酣畅，意气风发。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的许多作家都撰有笔记专集，如陆游有《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罗大经有《鹤林玉露》、洪迈有《容斋随笔》、范成大有《吴船录》等。这些笔记散文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正、诗文评论、小说故事、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应有尽有。不少文章的文字表达生动有趣，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南宋的笔记集流传下来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
2．南宋理学家的散文
两宋理学发达。理学家把人内在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北宋的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观点（《二程遗书》）。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他们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性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一些改变。朱熹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他强调“道”的重要性，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其次，朱熹又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人，在创作上，他强调作家的人品修养，承认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多次强调“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80）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不近人情，只是反对流于滥而已。他还反对模拟，提倡创新，强调平淡，注重涵咏、曲折、风致，特别推崇比兴和温柔敦厚的风格，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朱熹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理学家的诗文主要是用来说理的，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们也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些虽是宣扬理学思想，但能借助生动的形象；有些则突破了自己理论上所设的藩篱，抒发了较真实的感情，在表达上也能做到明洁浅易、平淡自然。
自从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的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可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
第五章 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1．话本的产生与体制
“话本”是说话艺人表演时所用的底本，“话”就是故事的意思。“说话”是唐宋以来一种表演伎艺的名称，就是说书或讲故事。从事“说话”伎艺表演的人，称为“说话人”。作为一种表演伎艺的专业名称，“说话”始见于唐代，但是我国的说唱艺术在唐代以前早就存在了。而后随着“说话”艺术的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宋代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
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为城市经济的发达、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观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特点。他们学有专攻，分工很细，属于“说话”范围的伎艺就分为四家：一为小说；二为讲史；三为说经；四为合生。其中以小说、讲史两家最为重要。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讲史是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
话本的产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口头流传。许多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以及社会新闻等，经过说话艺人的收集、整理、加工而成；二是书会编撰。伴随着瓦舍和职业艺人的出现，书会先生应运而生，到了南宋，保护书会先生利益而成立的行会——“书会”出现了。书会先生专门替说话人和戏曲演员编写话本和脚本，随着书市和印刷术的发展，话本由写本变为刊本，广为流传，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了可供阅读的通俗白话小说。大体而言，传世宋元话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叙事粗糙文字粗糙的说话艺人的底本，如《三国志平话》等；二是以说话艺人口说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详，可能出自当时的读书人或书会先生之手，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三是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言小说等改编而成的通俗故事读本，如《宣和遗事》等。
2．小说话本
宋元话本数量很多，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宝文堂书目》等书记载，约140多篇小说话本的题目，但由于话本小说的流传之初以单本形式出现，所以多有散佚。保存至今者也可能经过元明人的加工润色。从前人的记载和小说的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考察，基本上可判定为宋时遗留的话本小说约有40余种。
小说话本取材广泛，内容丰富，突破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以上层社会或士大夫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藩篱，广泛地反映了宋元时期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与世态人情，充分体现了市民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意识。
现存的小说话本，其题材和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爱情；二是公案；三是神仙鬼怪。其中以描写爱情婚姻和诉讼案件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宋元小说话本中爱情故事，通过对妇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种种遭遇，揭示反封建的社会主题，表现她们为争取婚姻自由，追求幸福生活所作的反抗和斗争，作品往往突出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主动追求。如《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都是这类题材的优秀作品。
小说话本的另一个突出内容是公案故事。以讼狱事件为题材的这类故事，直接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揭露和鞭挞了腐朽的封建吏治。《错斩崔宁》、《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都是这类题材作品中的代表作。此外，《合同文字记》、《三现身龙图断案》、《简帖和尚》等篇，也从不同侧面反映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人们还可以从中见到当时的世态民情和社会风纪。
宋元小说话本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首先，追求情节曲折，故事性强，这是小说话本的显著特点。小说话本还注重故事情节结构的完整性，讲究开头，注重结局，严谨完整，以适应市民群众的心理要求和欣赏趣味。其次，运用生动的白话口语叙事状物。再次，小说话本也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并善于通过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物言行等的细致刻画来表现人物，塑造出了许多生动鲜明具有个性的人物。总之，宋元小说话本描写细致，生动逼真，字里行间留存着说书艺人的风致，表现出叙事的口语化、声口的个性化和谈吐的市井化等特点。
3．讲史话本
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明“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之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另外，称之为“平”，当是强调讲史虽脱胎于话本史书，而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
现存宋元讲史话本中，宋人编的有《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梁公九谏》是讲史话本的早期作品。元人编刊的讲史话本，今存《全相平话五种》，即《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等。这些讲史话本，实际上是传统的史传文学与民间口传故事结合的产物，在体制结构方面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篇幅较长，分卷分目，因为讲史内容丰富、复杂，必须有较大的篇幅才能讲完。最长的如《五代史平话》有十余万字，一般也有四、五万字左右。由于篇幅长，为了讲说与阅读方便，大都分卷分目，通常标出故事情节内容，成为后来章回小说回目的滥觞。二是每部讲史话本，开端都有一二首七绝或七律诗，称为“开场诗”，或概括全部历史，或交代该部讲史话本的内容，或以评论发端。在话本的末尾都有一首七绝或七律的“散场诗”，用以总结全书的内容。三是采取断代编年的叙事方法，叙述时标出故事发生的年号、月份，按时间发展顺序讲述故事情节。此外，在讲述故事本事之前、“开场诗”之后，往往先讲说一段前代的历史，以与讲史话本的本事相衔接。此外，讲史话本以讲述为主，语言多为半文半白，在叙事之间常常穿插诗词、书传、表章、信柬，以便引起兴趣，增加读者或听众的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
4．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产生于北宋，盛行于金及南宋，至元便渐趋衰亡。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若干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杂以简短叙述，用来说唱长篇故事，故称为“诸宫调”。演唱时采取歌唱与说白相间的形式。就其整体而言属于叙述体，但部分唱词有模拟故事中人物口吻的代言体。北宋之后，诸宫调继续流行于中原地区一些城市和南方临安等地，故有南、北诸宫调之分。伴奏的乐器也不同，大约南方用笛子，北方用筝和琵琶，故北方诸宫调又称为“搊弹词”或 “弦索”。现存诸宫调有《刘致远诸宫调》（残本）、《天宝遗事诸宫调》（辑本）、《西厢记诸宫调》。
《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本事见元稹《莺莺传》，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原作的主题，歌颂男女主人公爱情，认为：“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改变原作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为男女双方共同争取自主婚姻而和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家长斗争、取得胜利的喜剧。张生从轻薄书生成为用情专一的志诚人物，莺莺也从柔弱哀婉、无力左右自己命运而成为追求爱情、敢于反抗的人物。同时红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西厢记诸宫调》是很成熟的以唱为主的说唱艺术。它一共使用了十四种宫调的一百九十三套曲，共五万多字。作品充分发挥了诸宫调说与唱相辅相成的特点，将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来，既曲尽其妙地叙述了男女主人公波澜起伏、好事多磨的恋爱故事，又深入细致地刻画出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心理活动。
《西厢记诸宫调》的语言优美，既不太文，也不太俗。作者一方面提炼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一方面吸收古典诗词中富有表现力的语汇，形成一种朴素而典雅、浑成而精美的独特风格。
第二编 元代文学
第一章 绪论
元代文学涵盖的时间，大致可以从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中国（1234年）起，到元朝被朱元璋推翻、元顺帝逃离大都（1368）止，约134年。元代的历史是比较短暂的，但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却有划时代的意义。
1．元代的社会与文学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在经济上也实行对汉民族的掠夺政策，元朝统治者最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完备的法律制度。随着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加上广泛而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剧烈社会动荡，终于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
不过，元代社会也有新的特点值得注意。元朝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民族之间空前的融合，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给文坛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西北游牧民族特有的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坛更加多姿多彩，给汉族文化在固有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成分。在文艺创作方面，杂剧作家们更是大量吸收少数民族的乐曲，以丰富作品的表现力，许多少数民族的音乐曲牌，也为汉族民众所喜闻乐见。
另外，在元代思想领域也出现了活跃、松动的局面。元朝立国时虽然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立，但蒙古民族原有的粗犷豪放的性格、重视实利的习惯并没有促使他们真正去推行这种思想，同时，官方虽然利用儒学，但对其它宗教思想也取宽容的态度，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信仰的多样化实际上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影响。至于儒学本身，也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分化为不同的流派，甚至出现了象邓牧那样把儒家大同与道家无为主张结合起来，敢于严斥君权、暴君酷吏和封建专制的思想家。总之，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思想领域呈现出各种观点和流派争雄斗胜的特色。
和儒学影响力淡化相关的是，元代知识分子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蒙古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视，儒生失去了仕进的机会，世传“九儒、十丐”的说法虽然不确，但儒生被忽视则是事实，这从而也使士大夫摆脱了对政权的依赖。一大批不能跻身仕途的下层知识分子，既不肯屈身蒙古统治者，弃儒为吏，又不甘心才能被埋没，他们不能不为自己一技之长谋一出路。于是，其中某些人就和两宋以来社会上编写讲唱文学的团体，即书会结合起来，替剧团等演出组织编写各种讲唱文学脚本，或为谋生，或为抒愤。地位的下降，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情绪，这一点是促成元杂剧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些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对于元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
元代统治者重视商业，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治国方针不同。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当时的大都，既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居民多至四五十万人。随着大中城市的涌现，市民阶层也不断壮大，他们的思想意识影响到包括戏曲创作在内的各个领域，其作用不能低估。
2．叙事文学的发达
元代文学的历史并不长，但它的发展走向却特别值得重视。元代散文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既无名家，也乏佳篇。元词的成就也不高，有人甚至认为“金元工小令（曲）而词亡”（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话虽绝对了点，但词在元代文学中确已退到从属的地位，因袭多而创造少。元诗的作家和作品都不少，成就高于散文与词，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百年间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了不同时期知识阶层的精神面貌，不少作品表达了关心民生疾苦、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抒写思想感情、人生追求、审美情趣的主要文学样式。特别是在表现重大人生思考、深刻的精神活动等方面，诗歌具有其他文学样式所不能取代的地位。但抒写身边琐事和赠答唱和的应酬之作亦复不少，官场得失、人世悲欢离合成了最常见的主题，而吟风弄月、雕章琢句则成为惯用的手法。与同时期的蓬勃发展的叙事性文学相比，诗歌的成就被遮盖了不少。
在传统的雅文学衰落的同时，元代的叙事性的俗文学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异军突起的是杂剧，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的成熟。元杂剧不仅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而且是元代文学中最有特色的代表，是元代社会一面忠实的镜子。在元杂剧于北方流传的时候，在南方地区，自南宋以来还流传着一种用南方曲调演唱的戏剧，称为“戏文”或“南戏”，其体制、声腔、乐器、风格与杂剧均不同。由于杂剧的南传、文人的参加，南戏的创作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并预示着它将进一步兴起。
其次，“说话”等说唱文学仍在继续盛行。与城市经济文化密切联系的小说由于借助出版商的力量扩大了传播的范围，获得了更多的接受者，现今能看到的讲史类话本的早期刻本，如《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均出于元代；说经类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刊于元。话本小说的广泛刊刻流行引起了一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的创作兴趣，到元代后期，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部巨著《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水浒传》在明代初年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元代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也有一定的发展。《娇红记》不仅继承、发展了宋代小说的新因素，而且在表现男女主人公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和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故事情节的细致描写等方面，都已超过唐传奇。明代“三言”、“二拍”中的不少作品实际上就是从宋元话本和元明文言小说两方面汲取营养而形成的。
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两个部分。散曲是元代盛行的一种新诗体，它既可以抒情，也可以叙事，但一般把它作为叙述体。散曲是一种起源于民间、与音乐关系密切、字句更为参差的自由诗。它与当时下层人民生活特别是市民有着更多、更直接的联系，形式自由活泼，内容也是无所不有，突破了传统的韵文的题材范围，有突破了当时诗词偏重于表现文人身边琐事及酬唱赠答的狭隘圈子。尽管元代散曲中也有不少反映市民阶层低级情趣如打情骂俏、渲染色情的篇章，但瑕不掩瑜，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元散曲的成就都比同时代的诗词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