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得不到保障。
5、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已经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而且创造了独特的文化，需要有一整套适合他们加速发展的措施，而不是未经周密思考的、脱离传统劳动形式的大迁徙，以致消灭传统，改弦易辙，另起炉灶。如强制把妇女儿童从养鹿队迁到中心庄园，把儿童寄养在学生宿舍，从而丧失了传统的教育方法；强制改变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6、土壤、植被被破坏，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导致土著居民食物结构的改变，致使死亡率上升，出生率急剧下降。
更糟的是办事人员不懂业务，如对商品交易不懂得协调，对经济财务又极不负责，致使这些少数民族生活水平更趋贫困化。
7、在另一些民族地区却又发生了“人口爆炸”，农业人口过剩，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发生了困难，不安定因素日趋严重。随着物质文化的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无所依恃，导致民族矛盾扩大。原苏联的许多民族学家已经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并纷纷撰文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第十四章  中国人类学的回顾与展望  P426
诞生在西方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传入我国，至40年代末有了初步的发展。
第一节
早期的中国人类学，在发展进程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是西方人类学开始传入我国的时期。
1、
（1）严复于1896年首译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介绍了进化学说。
（2）人类学这个学科名称最早在1902年已在我国出现，《清史稿》有记载，1902年刊物广告中已列有英国人威尔逊所著《人类学》等书，声明诸书已译出过半，请勿重译。
2、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第三节文学科大学的中外地理学门科目的主课中有《人种及人类学》课。同年，林纾、魏易合译德国哈伯兰（M. Haborandt）的著作出版，中译本名《民种学》。
3、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先驱和奠基者蔡元培在1926年发表《说民族学》一文，从此我国正式采用“民族学”作为学科名称。蔡氏持进化观点，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一文中有体现。
4、20世纪20年代末，已有进化学派人类学的一些著作译成中文出版，著名的如泰勒（E. B. Tylor）的《人类学》由宫廷璋编译成《人类与文化进步史》，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摩尔根（L. H. Morgan）的《古代社会》由杨东莼、张栗原合译，1929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
（二）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人类学在中国有了初步的发展。
1、蔡元培在1927年以前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曾设人类学讲座。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设民族学组。1934年中央研究院增设体质人类学，成立人类学组。
2、西方早期的人类学、民族学主张以现存的“未开化的”、“原始的”、“自然民族”及其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我国民族学家也大都同意这种说法。
3、在蔡元培主持和组织下，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一批青年人类学者分赴黑龙江、海南岛、台湾、广西、云南、湖南等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陆续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调查报告。著名的如颜复礼、商承祖《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1929），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1930），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1930）等。
4、20世纪20年代留学西方的老一辈人类学家是我国第一代人类学者。30年代至40年代初赴欧美留学后回国从事人类学工作的第二代学者比以前增多了，开始有了一个基本的队伍，建立了教学、研究机构，培养了人才，从而使人类学在中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这时在学科名称上，既使用“人类学”，也使用“民族学”。
5、抗日战争期间，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迁至西南和西北地区，人类学者们有更多的机会至西南、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因此加强了人类学、民族学教学。
6、这一阶段有许多著名的西方人类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
7、留学欧美的老一辈学者在介绍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突出的当推吴文藻和杨堃。杨堃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介绍和传播法国社会学派的理论学说与研究方法。
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教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课程，他一直把这两门关系密切的学科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他特别推崇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8、在这一阶段中，有许多学者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撰写了论著。凌纯声曾作过较多实地调查。杨成志早在1928年就赴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
9、这一时期还开始进行汉族地区的人类学调查研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原名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和林耀华的《金翼》（1944）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作，当时这两本书用英文出版，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有中译本。
10、在综论性的著作中，以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1934）的影响为最大。
11、解放前出版的人类学、民族学刊物，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编的《人类学集刊》和《人类学丛刊》等也经常刊载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文章。

二、理论方法上的不同特色 P433
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的特点：一是表现了理论方法上的不同特色；二是学者们共同探索人类学中国化。
（一）新中国建立前中国人类学研究表现出两种不同类型。
1、南派
（1）所谓“南派”，以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和南方的一些大学的人类学家们为代表。他们接受了早期进化学派的一些观点，但更多地受后来的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并与我国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相结合；相对地说不大注重理论，而偏向于材料的搜集和解释。他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有进化的过程，提出应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的主张，而人类学方法正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史所必需。
（2）由于忽视理论，因而论著中往往限于收集材料，进行烦琐的描述，不能说明所研究的社会及其文化发展本质问题。比如著名一时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
在这方面与美国历史学派的看法是一样的。美国历史学派认为民族志资料的搜集可以脱离理论指导而进行，一旦有了足够的有用资料就会得到清楚的理论问题的答案。“南派”也被称为中国的历史学派。
中国人类学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已有的历史资料进行人类学研究。
2、北派
（1）所谓“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基础，以吴文藻为首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为代表。他们讲理论，重应用，明确地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吴文藻于1929年留美回国后，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把人类学社会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
他主张人类学应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中国人类学应研究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他认为，为应用人类学提供理论基础的功能学派理论，最适于用来研究中国国情。
他倡导开始社区研究，说明社区研究即对“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即生活方式或文化的研究，并提出研究的方法，即用功能方法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吴文藻本人很少进行实地考察，实现他的倡议的是他的学生们。
（2）费孝通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1）他强调研究目的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摸索出一条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
2）他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典型，其后又跟踪调查达半个世纪，使我们看到老一辈学者为使人类学中国化作出的典范。
3）当时的西方人类学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限制在殖民地上的被统治民族，而中国人类学者研究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国东部汉族农村，在理论和方法上为人类学开拓了新的领域。
4）费孝通以江村作为微观研究的样本，透过江村看中国农村，说明中国农村各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人类学上的卓越成就使他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获得人类学成就的最高奖赏、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奖（1981年），以及美国应用人类学学会授予的马林诺夫斯基奖（1980年）。
（3）林耀华的《金翼》对中国汉族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的家族制度进行人类学研究，该书描写了两个家庭的兴衰，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侵，给传统的中国农民生活和家庭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金翼》从不同的个别人的角度来处理费孝通对中国农村所描述的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事实。
（4）由于对当时社会情况的阶级分析不足，因此未能明确地说明中国的土地问题的本质；以人际关系的均衡理论作为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指导原则。而只讲功能、均衡，不讲矛盾、冲突，正是功能理论和一些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在。
（5）用功能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社会，是有局限性的，但功能方法论的某些方面可以借鉴。
吸取功能学派重视共时研究，注意各种文化因素的相互联系的长处，同时进行历时研究，可以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社会的横切面。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为指导原则，批判地吸收西方人类学各学派包括功能学派的理论方法，作为借鉴，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将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使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是解放前中国人类学家的共同愿望。
1、无论“北派”或“南派”，以及其他人类学者，都在寻找人类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1）只是“北派”注重理论，提出一些比较系统的见解，更强调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2）“南派”则着重历史研究，力图以人类学的理论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并给国内各民族以系统的分类。
（3）与此同时，持各种理论观点的人类学者，在研究讨论人类学、民族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的问题上，都表达了如何建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见解/
2、1934年冬，由何联奎等发起，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因抗日战争影响，活动不多。
3、老一辈学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为中国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我国，一些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学者也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过人类学调查。其中影响较大的，如俄人史禄国，曾于1915年至1917年在我国东北多次进行体质和文化人类学调查，后来用英文发表了《满族之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的研究》（1924）、《北通古斯的社会组织》（1929）等书，后者全面叙述鄂伦春和鄂温克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习俗，有丰富的资料，但也暴露了为沙皇俄国效劳的立场。
日本人鸟居龙藏在1896年至1899年之间先后四次对台湾高山族进行调查，1902年到湖南、贵州等地调查苗、瑶等族，出版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等书。

第二节  P440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人类学发展可分三个阶段。
一、1949年至1958年
1、人类学和社会学在解放之初便被视作资产阶级科学受到批判，上述四所大学的人类学系先后被撤消了。文化人类学一词作为学科名称再也不见使用。
民族学作为学科名称却保留下来，因为苏联的人类科学分类采用欧洲大陆式，即用人类学一词指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称为民族学。
2、周恩来总理曾大力支持民族学的发展。
他说，“对资产阶级民族学要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批判也不是全部否定。”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认为，不必拘泥于学科名称，重要的是进行实际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对少数民族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研究，一是民族识别调查，二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民族识别
1、民族识别是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确定我国有哪些民族成分，这是为了保障各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央民委曾多次派遣、有关各省区也组织由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工作者以及党政干部组成的民族识别调查组，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查。
我国目前的55个少数民族中，除了历来被公认的以外，有40多个民族是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后才明确成分的。在这样大的范围中进行族体的识别研究，是世界民族研究史上的壮举。人类学家们承担国家交给的任务，调查研究的结果直接提供政府作为决策的依据，这使他们体验到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是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现实问题服务的，是有价值的。
2、民族识别调查研究通过广泛的实践探索了民族的内涵和民族特征，在积累了各种民族存在样式的丰富材料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对此进行研究分析和理论概括。
这是我国民族科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这一成果也是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3、新中国建立以来对有关民族概念有过三次较大的争论。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
第二次主要争论什么是民族，资本主义时代以前有没有民族。一种意见认为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不可能产生民族，只有部族；另一种意见认为斯大林定义的民族四个特征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所产生的各种民族共同体。
第三次争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民族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何时形成有不同意见。
（1）198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杂志编辑部主持召开了“民族理论专题学术讨论会”。
讨论的焦点是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认为这一定义不仅适用于资产阶级民族，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
另一种意见认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而且四个特征缺一不可。
我国在进行民族识别时并没有照搬民族四特征，应该总结经验，对实践作出科学论证。
5、笔者（黄淑娉）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了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历经四年。不揣冒昧，曾撰文探讨我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
（1）我们的民族识别研究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定义出发，充分注意到斯大林所强调的，“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以及关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人们共同体中可以有四个特征的萌芽或潜在因素的论述。
但当我们用这些理论与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相对照时，就遇到了困难。感到不能照套四个特征。
（1）关于共同地域的问题。民族共同体是在共同地域上形成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分布状况不断变化。
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共同地域形成以后，其民族特征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此后的民族过程中，即使一部分人脱离整体分散出去，失去了共同地域，他们的民族特征没有也不会轻易丧失。
（2）关于共同经济生活这一要素。
我们看到的是，长期联系在一个共同经济结构中的不同族体，各自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特点，而没有形成一个民族体。
（3）关于共同语言的问题。
问题是失去了固有的语言还能不能成为一个民族。
畲族虽长期在汉文化的强大包围之中，甚至丧失了原有的语言，却还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意识，始终未被汉族同化。
（4）我国的民族情况表明
   如果共同的文化特点始终保留或部分地保留下来，就决定了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
（5）我国的民族识别研究十分重视民族自我意识的表现。确定民族成分，不仅有客观的科学依据，还十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
（6）决定以构成民族的最主要的特征——共同文化特点和民族自我意识作为识别民族的标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根据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对该族体存在状况的分析表明，构成民族特征的，一是共同语言；二是共同文化特点，构成民族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文化；三是民族自我意识，而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有赖于共同文化。研究者们充分考虑到斯大林的民族要素的论述。
（7）在每项民族识别研究中，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总是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识别民族应参酌历史，但不是根据族源区别民族。
但研究族源可以对该族体单位所呈现的民族特征有更深的理解，可以作为识别民族的参考。
（8）△在民族识别调查研究中认识到，体现族体间的差异的主要是文化特点的不同，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不同人类群体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作出解释。L. H.摩尔根早在1851年出版的《易洛魁联盟》这本被誉为民族志范例的著作中，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易洛魁印第安人的文化特点。
E. B. 泰勒在1871年对文化下了经典性的定义。
将文化内容划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或称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9）一个族体的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
1）它的形成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也受自然条件的一定影响。
2）族体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因素构成的统一体或整合系统，而不是若干文化因素的偶然堆积。
3）文化整体不断发生变化。从一个族体内部来说，它的文化因素经过历代相传，能够稳定、持久而不断发展。
4）一些比较稳定的文化因素如生活方式、家庭制度等，表现了一个族体的有代表性的特点。
5）民族文化内容是有阶级性的，但就一个民族社会来说，民族文化又有相对的一致性。
6）要说明不同族体的相异性，正是从不同的文化特征最能够区别出来。
（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P448
1、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的另一项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是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其规模比全国民族识别调查大。通过这次调查研究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明确了解放前各少数民族社会的性质，二是为每个少数民族编写了简史简志。
1956年至1958年，各省区先后组织了16个调查组开展调查研究，参加调查的有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工作者共达千人。
研究者们和各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调查研究。
2、这次调查实际上是第一次对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研究各民族在解放前夕的社会性质，这是摆在人类学工作者面前的极好课题。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为指导原则，各民族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调查研究的中心内容，剖析一个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横断面，特别需要人类学的专业知识。
人类学所擅长的直接观察、典型调查、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研究者们提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国各民族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之间也不平衡。
对处于不同情况下的民族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政策进行社会改革。
4、为我国每一个少数民族写一本历史也是从未有过的事。
5、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的研究任务与国家的民族工作需要紧密相连，使他们能够以自己的业务专长为国家做出贡献。从学科的发展方向来说，也是正确的、有利的。
6、在人类学被取消、民族学这个学科名称还存在而且在事实上得到初步发展时，又遇到了反右派斗争。这场运动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影响也很明显。
△当时的左倾思潮强调在调查中重经济基础，轻上层建筑，调查上层建筑被视为“猎奇”。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至今还缺乏全面系统的民族志资料。
7、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民族学科受到苏联民族学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延续到以后。课程设置和内容学苏联。
苏维埃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如С.П.托尔斯托夫、M.O.柯斯文、C.A.托卡列夫和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有关民族学概论、原始社会史、世界民族志的著作对中国民族学者的影响很大。关于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的理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二、1959年至1978年 P451
1、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在新中国建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民族学者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研究的指导原则的同时，也开始对人类学、民族学的资产阶级理论观点进行批判。
（1）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是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认为民族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接着又将原作为学习样板的苏联民族学斥为修正主义民族学，修正主义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总之民族学不存在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
（2）杨堃曾著文，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便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调查研究民族学资料而获得的科学成果之总和”；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就是批判继承和批判吸收。
2、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我国人类学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1）即使是在成绩显著的前10年，思想禁锢也很多，后来更是被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
（2）事实上，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传入我国，至40年代末我们还来不及对这门学科进行详细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二战后的变化更是知之甚少。
（3）在极左思想支配下，凡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都应该全盘否定，况且人类学还曾经被帝国主义者利用来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服务，就更无存在的余地了。
（4）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完全可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1979年以后 P453
A、
1、“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2、1980年10月，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在贵阳成立，1984年改为中国民族学学会。1980年6月在北京成立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这三个学会都出版不定期的论文集。
3、经梁钊韬先生的奋力筹划，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被撤消了31年以后，于1981年复办起来。
厦门大学于1984年也建立人类学系。
云南大学在90年代设立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人类学学科，于2001年获国家教育部批准成为人类学的国家重点学科，我国人类学学科第一次进入了国家重点学科的行列。
4、各省区普遍建立民族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是1958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5、还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学科的复活，学者们纷纷撰文讨论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对象等问题。
（1）
1）杨堃认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三者之间，纵然有区别，也无关重要。主要是各学派的学术传统不同、着重点不同和研究方法不完全一致就是了。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应指一门学科。而且最好是叫做民族学。”
2）李有义说：“研究人类文化或社会部分的称为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实际上和民族学是相同的，但是它们的渊源不同。在美国几乎完全使用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但不论是人类学家或是民族学家，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同行。”
3）林耀华也指出：“社会（文化）人类学基本上等同于民族学。”
（2）
1）有些学者强调人类学应包括四个领域，人类学研究人类的体质和文化，文化人类学应包括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三个分支学科。
2）梁钊韬认为
a）文化人类学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保留“文化化石”较多的现代民族，所以往往被认为等于民族学，其实仍有些区别；
b）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按研究对象说，考古学是属于古代的，民族学是属于现代的，所以民族学是文化人类学的分科，二者并非完全等同。
3）陈国强引述林惠祥的意见，即“人类学除体质人类学外，还应包括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考古学、民族志三个学科”之后，提出：“文化人类学重在原理的研究，可贡献说明的原理于考古学和民族志。”
6、我国的人类学科发展到今天
（1）在北方已习惯采用欧洲大陆式的名称，人类学指体质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的称为民族学。
（2）南方几所大学（包括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采用美国式的学科分类，将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后者在广义上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上与民族学大体相当。
7、我们认为，根据不同的学科分类方法对学科的理解和解释虽然有不同，但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
（1）人类学包括四个领域，研究体质的称为体质人类学；就社会文化研究方面来说，通常所称的文化人类学一般指狭义而言，与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三者相同，尽管不能划等号。
（2）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我国历史悠久，考古学和语言学都有自己的学科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
8、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十分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