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寂青楼大道边，纷纷白雪绮窗前。池上鸳鸯不独自，帐中苏合还空然。屏风有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眠。辽西水冻春应少，蓟北鸿来路几千。愿君关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时妍。
这种诗大抵以辞采的艳丽和音节的流荡取胜。内容写女子因别离而惋惜青春，是自汉代乐府和古诗以来最常见的题材。但此篇末句之惊心动魄，却也是少有的。因其讲求平仄和对仗，后代也有人认为此诗已开唐人排律之体。
江总的五言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陈亡以后入仕于隋时所作绝句《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写思乡之情，言简意长，寄慨深沉：
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
阴铿（生卒不详）字子坚，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先仕梁，入陈，徐陵荐其诗才，为文帝所赏，官至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他与何逊齐名并称，诗歌风格相似，以写景见长，但也有不同之处。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
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晚出新亭》）
依然临送渚，长望倚河津。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
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林寒正下叶，钓晚欲收纶。
如何相背远，江汉与城闉。（《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这两首诗均是阴铿的名作。前一首风格与何逊很相似，后一首则另有特色。诗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远去的帆影，和江边萧散的秋色，诗人送别不及，孑然一身，怅惘若失，真可说是一幅清空淡远的图画。大抵阴铿诗写景成分较何逊更多，面画感更强，而语言的雕琢痕迹较浅，有一种清灵的感觉。可惜作品传世甚少。

第五节　南朝民歌

这里说的“南朝民歌”，产生年代始于三国东吴，迄于陈。留存总数近五百首，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前者产生于六朝都城建业（今南京）及周围地区，这一带习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江陵附近）、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等几个主要城市，是南朝西部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吴歌”、“西曲”是原有的名称。北魏孝文、宣武时南侵，收得这两种歌曲，借用汉乐府分类，总谓之“清商”（见《宋书·乐志》、《魏书·乐志》）。后世沿袭之，至宋代郭茂倩编纂《东府诗集》，仍将这两种归为《清商曲辞》。
《宋书·乐志》引何承天语：“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歌也。”《神弦歌》是吴歌中的一种。何氏所言，至少可以说明神弦曲在东吴时已流传。不过南方民歌的兴盛主要是在东晋以后。《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又《晋书·乐志》：“盖自永嘉渡江以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均说明吴歌在汉族政权南移以后，有很大发展。西曲的情况，亦可同类视之。
南朝民歌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地理环境。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流域，这里气候湿润，物产丰饶，山川明媚，花木繁荣，容易陶养居民热烈而浪漫的情思，对享乐生活的追求，以及以艳丽优美为特征的艺术趣味。这从楚辞与《诗经》的比较中，已可以看出。《南史·循吏传》说，宋世太平之际，“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又说齐永明时，“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其实南方的民间歌舞一向比较发达，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只要有适当条件，随时都会变得活跃，决不止是宋、齐两代某些特定的时期才如此。

其二是经济的发展。江南经济在南朝发展为全国经济的重心，这一点我们在《概说》中已经言及，古史中对此亦有大量记载。《宋书·孔靖传论》说：“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郡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南方城市也因此繁荣：建业“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宋书·五行志》），“市廛列肆，埒于二京（指长安、洛阳）”（《隋书·地理志》），长江中游，则“荆州物产，雍、崏、交、梁之会”（《南齐书·张敬儿传》）。总之，南方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一是江浙，其中心城市建业一带为吴歌的土壤；一是荆楚，其中心城市江陵等地为西曲的滋生地。
其三是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汉末以来，传统道德规范失去了束缚力，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思想较为开放的时代，追求人生的快乐、感情的满足，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不但男子，妇女也往往逾矩不驯。干宝《晋纪·总论》说，晋时女子每每“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这是站在否定的立场说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风气。在这样的风气下，专门歌咏男女之情的民歌自然容易被人们喜爱。
其四是贵族的好尚。魏晋南北朝的贵族社会，于物质享受外，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对艺术的兴趣，也是空前强烈的。在南朝，绘画、书法、棋艺等，是上层社会中流行的爱好，而音乐尤为突出。不过，他们的兴趣，已不在典雅的旧清商乐，而在新异的、活泼艳丽的江南民歌。裴子野《宋略·乐志》说：“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就是皇帝的宫廷中，也专门蓄养了吴声、西曲的乐部。南朝贵族对民歌相当熟悉。《晋书》载，谢石曾在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宴席上“因醉为委巷之歌”；《南史》载，沈文季曾在齐高帝的宴席上唱《子夜来》；《南齐书》载，王仲雄曾在齐明帝面前唱自作的《懊侬曲》。至今尚存世的文人拟民歌之作，及依照民歌新制乐曲的歌辞，为数仍有不少。这些对南朝民歌的发达，必然给予极大的刺激。
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汉乐府民歌不同，它是集中于写男女之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并且绝大多数以女子的口吻，表现女子对男子的爱慕相思。此外还有一部分作品专门描绘女子体态容貌的美丽。由于这些歌曲多是由歌女在宴会等各种场合演唱的，自然以女性的口吻比较合适。歌中既反映了南朝统治区域（主要是城市中）的民间风俗、社会状况，也反映了当代统治者的生活情趣。
南朝民歌的作者情况，也比较复杂。这些歌曲是在城市中产生的，其作者应该主要是歌女和中下层的文士。因此，它们固然具有鲜明的民歌情调，语言也相当浅显，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表现了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修辞技巧。至于有无贵族文人的拟作混杂在内，也很难说。总之，我们把这些无名氏作品笼统地称之为“民歌”，主要应当从这些作品属于社会性、集体性创作这一特点来着眼，绝不可偏狭地理解为“劳动人民”的创作。
吴声歌曲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其中主要曲调有如下几种：
（１）《子夜歌》。据说这种歌曲是一个名叫子夜的女子所造，这大约是由曲名附会而生的说法。又相传东晋孝武帝时，发生过鬼唱《子夜歌》的事，当然更是荒诞。但由此可知，《子夜歌》至少在东晋已经流行，其歌声是悲哀的（《唐书·乐志》也说它“声过哀苦”）。
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擥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
（２）《子夜四时歌》。这是《子夜歌》的变曲，以四时景物为衬托。以上二种均有辞采艳丽的特点，而《子夜四时歌》更为精致，有几篇并有引用典故和前人诗句之处，出于文士之手或经他们修饰的成分当更多。
光风流月初，新林锦花舒。情人戏春月，窈窕曳罗裾。（春歌）
青荷盖渌水，芙蓉葩红鲜。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夏歌）
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秋歌）
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谁知相思苦，玄鬓白发生。（冬歌）
（３）《读曲歌》。“读”或作“独”，当为不配乐的徒歌之意。这一种和以下《懊侬歌》、《华山畿》的歌辞，语言比较朴素。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一夕就郎宿，通夜语不息。黄蘖万里路，道苦真无极。
（４）《懊侬歌》。“懊侬”即吴语“懊恼”，烦闷愁苦之意。
故其辞多悲切之语。
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
月落天欲曙，能得几时眠。凄凄下床去，侬病不能言。
（５）《华山畿》。为《懊侬歌》的变曲。相传华山《在今江苏境内》有一女子殉情而死，死前作此歌。今存二十五首中第一首即故事中少女所唱。其余亦是情歌，但与此传说无关。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啼著曙，泪落枕将浮，身沈被流去。
（６）《神弦歌》。共十一种曲，今存十八首。其性质与其他各种民歌均不同，是江南民间的祭神乐歌，起于东吴。但所写神灵往往具有人的姿容和情感，颇类似楚辞中《九歌》。
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白石郎曲》）
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青溪小姑曲》）
《西曲歌》今存一百三十余首，其中大部分是舞曲，小部分是倚歌（《古今乐录》：“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据史籍记载，许多种舞曲都是文人在民歌的基础上制作的。但这仅指乐曲而言，至于歌辞，多数仍出于民间。西曲不像吴歌那样集中，以下择取数例，不再一一说明。
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
远望千里烟，隐当在欢家。欲飞无两翅，当奈独思何。（《乌夜啼》）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襄阳乐》）
暂请半日给，徙倚娘店前。目作宴瑱饱，腹作宛恼饥。（《西乌夜飞》）
送欢权桥梁，相待三山头。遥见千福帆，知是逐风流。（《三洲歌》）
夜来冒露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夜度娘》）
此外，《乐府诗集》收录在《杂曲歌辞》一类中、称为“古辞”的《西洲曲》，可能也是经过文人加工的南朝民歌（或谓江淹所作）。五言三十二句，大抵四句一换韵，似用八个小曲联缀而成。内容写一个女子对情人的怀念，情意缠绵，辞采清丽，声调婉转，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南朝民歌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
其一，它所表现的爱情，几乎完全是浪漫色彩的，而极少有伦理因素的考虑。诗中的男女主人公，往往是“非礼”的关系：或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私相爱慕，或是冒犯世俗道德的偷情，或是萍水相逢的聚合。有些明显可以看出是写妓女的生活——这在多涉及商贾漂泊寄寓生涯的西曲中尤为突出。这种爱情生活能够在南朝民歌中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并广泛流布，自然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但从诗歌的美学意味来说，也是为了更能够表现对爱情的单纯的、热烈的、天真而痴情的追求，表现对人生的幸福与快乐的渴望。
其二，从表现的情绪来说，南朝民歌中欢娱之辞所占比例很小，其基调是哀伤的。这一方面因为在浪漫的、非礼的爱情关系中，受阻被隔，空怀相思，或一晌贪欢，转首负情，是常有之事，所以容易形成悲伤的情调；但另一方面，从审美趣味和娱乐性来说，也是由于伤感的情绪比欢娱的情绪更显得优美，更容易动人。美好的事物、真诚的感情受到破坏，不能实现，会在人们心中唤起对它们的更为热烈的向往与追求。其实不仅民歌，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是以悲哀的情绪为主导的。
其三，南朝民歌的语言，是出语天然，明朗而又巧妙。吴歌中的《大子夜歌》（“大”是赞美之意）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这一评价也适宜于整个南朝民歌。区别来说，南朝民歌的语言，有的较为朴素，有的较为鲜丽。但即使是后者，也不同于文人诗的华美典雅，而是一种浅俗的鲜丽。大量运用双关隐语，是南朝民歌的一大特色。由此避免了过于简单直露、一览无余的表现。但这种双关隐语，意义绝不晦涩，所以说这是明朗而又巧妙的修辞。
双关隐语的构成，主要是利用谐音字和一字多义，这种双关隐语，常常又和比喻、象征手法结合使用。如《子夜歌》中“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莲”谐音“怜”字，同时这两句又比喻男方的感情犹豫含糊。再如《三洲歌》中“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风流”既是字面上的“风吹水流”之意，又暗喻男女之间的“风流情事”，这是利用多义词。
又如《读曲歌》中“朝霜语白日，知我为欢消”，朝霜比喻女子，白日比喻男子，“消”借霜的消融比喻人的消瘦。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得诗歌的感情在热烈大胆的同时又显得婉转缠绵，并且增加了语言的活泼和形象的生动鲜明。
其四，南朝民歌的形式，以五言四句为主，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余的四言及杂言体诗，篇幅也很短小。短小的篇幅对形成明快的诗风，具有关键的意义。南朝民歌中占主导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南朝民歌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以前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在建安时代兴起了中国古代文人诗的第一次高潮。而此后，魏、晋乐府停止了对民歌的采集，文人诗也一步步雅化。雅化也是一种发展途径，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但也带来文辞的艰深奥涩、繁复芜杂，音乐感的破坏等等弊病。而南朝民歌的兴起及其在上层的流播，再度把新鲜的血液输入到文人创作中。于是从鲍照到齐、梁的文人诗，雅俗结合渐渐成为主导的方向，从而改变了面貌。另外，前面说过，南朝民歌与宫体诗的兴起也有直接关系。
唐代以后，南朝民歌继续影响着文人的创作。最显著的例子是李白。他的很多短诗，以语言清新自然见长，就是学习南朝民歌的收益。人所共知的名篇《静夜思》，显然是脱化于《子夜四时歌》秋歌中“秋风入窗里”一篇。直到清代为止，历代文人模拟南朝民歌的现象，始终没有断绝过。

第三章 北朝诗文与民歌

自晋室东渡，北方为少数民族所统治。由于知识阶层的流失，而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自身缺乏文化传统，再加战争不断，经济萧条，精神生产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整个十六国时期一百数十年中，北方文学极为寂寥，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作家、作品。
至北魏统一北方，社会逐渐安定。而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此时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直接有利于统治轶序的儒学，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北魏后期出现了几位较著名的文人。代表北方土著文人最高创作成就的，是两部并非纯文学的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而文坛上的一些领袖人物，其艺术造诣既不足与南朝大家相抗衡，其作品主要也是模拟南朝文学。《颜氏家训·文章》篇说：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为朋党。
当然，北方文学也并不是毫无自身的特点：《隋书·文学传序》说：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这里说北方文风的长处，一是风格质朴，一是便于实用。实用与否，实际上是一个应用文范围的问题，其作用，也只是可以纠正南方的应用文过度浮华、辞不达意的毛病。至于质朴的文风，则不但与应用文有关。有时，要表现粗犷、雄壮的美，质朴的语言要比华丽的语言更为适宜。而南朝文人对美的理解，久已形成一种偏狭地崇尚华丽的观念，适当吸取北方文学“重于气质”之长，确是有益的。
南北朝后期，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南方的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其中最特出的有庾信、王褒。他们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并且也确实创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开始结合南北文风之长，为后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此后直到隋唐，这种结合不断深入，而随着时代的新的需要，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节　北朝诗文

一、“北地三才”
温子昇、邢邵、魏收，史称“北地三才”，是土著作者中的佼佼者。
温子昇（４９５—５４７）字鹏举，太原（今属山西）人。晋大将军温峤之后。其祖于刘宋时北上避难。子昇生长于北方，仕北魏、东魏，官至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他的诗留传不多，其中几篇短小的乐府，文辞都很简朴，但不免粗糙，只有《白鼻驹》一篇较好：
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
这种写贵族少年放荡生活的诗，是魏晋乐府中常见的。温子昇此篇虽辞语简单，但画面感很强。
他的其他几首诗，都是明显模仿南朝文风的。如七言之作《捣衣诗》：
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
声调、用辞，以及杂用五言句的形式，都可以在梁代歌行中找到祖本。
温子昇的文章传世较多，一般说来，虽多用骈偶，但不重藻饰，也不甚精彩。其中《寒陵山寺碑》较有名。
邢邵（４９６—？）字子才，河间（今河北任丘北）人，家世仕宦。北魏孝明帝时，以文名倾动京师。由魏入齐，官至中书监、国子祭酒，地位甚高。
邢邵诗仅存八首。其中《思公子》很接近于齐梁文人从南朝民歌中脱化出来的绝句体：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但他的《冬日伤志篇》，又较多保存了魏晋诗的余风：
昔日堕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抚瑟望丛台。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鸟声哀。终风激檐宇，余雪满条枚。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
邢邵少年时居于洛阳，专以山水游宴为娱，生活放浪。晚来衰病，而昔日繁华的洛阳城也同样因战乱而荒芜不堪。抚今追昔。感慨无穷。这诗的情调颇类于阮籍的《咏怀诗》，但并未着意模仿。比起同时的南方诗歌，虽不够精致，却有寄寓深沉之长，多少表现出北方文学“重于气质”的优点。
魏收（５０５—５７２）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南）人。由魏入齐，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著有《魏书》。他的诗也多模仿南方风格，《挟琴歌》较佳：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筯下成行。
这诗节奏轻快，色泽明丽，放在齐梁诗中，也毫无逊色。二、《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杨衒之都是崇尚实学而又有文学才华的作者。他们的著作，叙事多用散体，写景多用骈体，总体上仍以散体为主，在南北朝散文中各具特色。
郦道元（？—５２７）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仕北魏，袭父爵为永宁伯，历任地方官员，又做过御史中尉。后为关右大使，被反叛的雍州刺史萧宝夤所杀。著有《水经注》。
《水经》是古代一部地理书，记录全国主要水道，文字很简单。郦道元为之作注，不仅说明原文，并且根据自己的见闻和众多的资料，对之多有纠正、补充，还旁及这些河流两岸的历史故事、名胜古迹、风土景物。后面这些内容，尤其是风景描写，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风山，风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门山。《山海经》曰：“孟门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黄垩涅石。”《淮南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故《穆天子传》曰：“北登孟门九河之磴。”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阸，兼孟门津之名矣。
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
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浚波颓叠，迄于下口。
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河水注·孟门山》）。
上段先写龙门的地理位置，而后引古书三种，说明龙门的形成原因，及有关传闻。下段着力描绘黄河水流经龙门时冲撞腾扑、汹涌险急的气势，虽着墨不多，却令人如临其境，大有惊心动魄之感。结束又荡开一笔，深有余味。《水经注》文章的格式、布局，大抵如此。
《江水注·三峡》也是脍炙人口的一节：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秋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献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写山写水，写四时景物的不同，文笔清丽，富有情趣。应当说明的是，郦道元一生足履不及江南，此类文字，大抵别有所据。
大体从东晋开始，山水文学呈现出高度发达的局面。不但有山水诗，文也以其宜于描叙之长，大显身手。除前已述及的一些名文，各地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风土记。据现存的书名、篇名和残余的片断来看，可以说涉及全国所有主要区域。这些风土记多少均有对山水景物的描写。所以说，不能把《水经注》看作是孤立的存在。这部书作为学术性的注本，而如此倾心描绘山水风光，既是深受时代风气影响的表现，亦利用了前人的大量成果。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郦道元的功绩，我们所要说明的，乃是这部书的特点与时代风气的关系。由于《水经注》多山水景物的描写，受到后代文人的喜爱。对于山水游记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北魏人，生平仕历等均不详。唯据此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著书时为抚军府司马。
“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益炽盛，且尤重偶像崇拜，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北魏都城洛阳全盛时期，一城内外，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恶化，洛阳陷于战火，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亦迁至邺。东魏武定五年（５４７），杨衒之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亡、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祸害。
《洛阳伽蓝记》共分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之东、南、西、北五个区域。以寺庙为纲维，涉及北魏都洛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异闻，内容相当丰富，就其性质而言，实是一种历史笔记，但结构严整，不像一般笔记那样松散琐碎。其史料价值历来为史家所推崇。
从文学方面说，《四库提要》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大体论写景的细致生动、穷形尽态，此书不如《水经注》；论篇章之完整、叙述之清楚，则以此书为胜。特别是记载人物活动、传说故事的部分，尤非《水经注》可比。
记叙寺庙的兴废，揭露统治者沉湎于宗教狂热而大肆浪费民力的实况，并由此反映北魏政治的兴衰，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开卷第一条即写由实际掌权的胡太后所建、规模为群寺之冠的永宁寺。文中有一大段以冷峻的笔调不厌其烦地记述永宁寺塔通体饰金的详细情况，归之于“不可思议”、“骇人心目”的评语；最后记永宁寺被焚毁，大火三月不灭，“悲哀之声，振动京邑”，寓意悲痛而深沉。
那些耗尽人力物力所建成的寺庙，又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品。书中多有写景之笔，不作精雕细琢，而于简略中得朗润高妙之趣。如写永宁寺塔：“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表现了庄严肃穆的气氛。写景林寺，又是另一番景象：“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