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小说的发展过程来说，历史著作、尤其史传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史书与小说，性质原本不同。但中国古代史书，常在细节上运用虚构手段。尤其是，中国文学中叙事、描写及刻画人物形象的技巧，首先不是在“小说”的范围而是在史传中培养起来的。一直到很久以后，小说家仍然在史传中吸取养分。

第一节　志怪小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这里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态度，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作为一个基本的概括，鲁迅的总结是正确的。但也要注意到，志怪小说的来源和实际面貌比较复杂。着重于宣扬神道，还是倾心于怪异事迹，以及小说中表现人生情趣的多寡，其间的区别还是很大。
现存志怪小说中，有署名汉人之作，主要有题为班固作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题为郭宪作的《洞冥记》。
以前研究者多认为出于六朝人的伪托，但近来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对此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书中暂存疑。三种都是讲有关武帝的神仙怪异故事，其中《内传》叙西王母下降武帝宫中之事，篇幅颇长，文辞华丽而铺张。年代确定的志怪书，当以题名曹丕作的《列异传》最早。现此书已亡，在几种类书中有引录。其中“宋定伯卖鬼”故事很有名。宋定伯少年时，夜行逢鬼，便诈称自己也是鬼，一路同行，巧妙地消释了鬼对他的疑惑，并骗得鬼怕人唾的秘密。其后他把鬼强行背到市场上，鬼化为羊，他唾羊使其不能变化，卖得一千五百钱。这故事很有幽默感，也颇能反映中国民间的一种心理，便是造出鬼来吓人，又想出法来骗鬼，俗云“糊弄鬼”即是。另外，《谈生》叙一书生与一美丽女鬼为婚，因不能遵守三年不得以火照观的禁约，终于分离，留下一子。这故事优美动人，后代还有新的演变。因不能抑制好奇心而受到惩罚，这是各国民间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由此可以见到人类的一种普遍心态。
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作者干宝（？—３３６），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又好阴阳术数、神仙鬼怪。《搜神记》序中，自称作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亦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即赏玩娱乐的意思。此书原已散佚，由明人重新辑录而成，现为二十卷，四百多则，其中偶有误辑。
《搜神记》的内容，一是“承于前载”，但并不都是照旧抄录，有些文字上作了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出于作者手笔。其中大部分只是简略记录各种神仙、方术、灵异等事迹。也有不少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在虚幻的形态中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思想感情。尤其有价值的，是一些优秀的传说故事。如《李寄斩蛇》、《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董永》、《吴王小女》等，都很著名，对后代文学有较大影响。
《东海孝妇》叙一孝妇为冤狱所杀，精诚感天，死时颈血依其誓言缘旗竿而上，死后郡中三年不雨。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即以此为蓝本。《董永》叙董永家贫，父死后自卖为奴，以供丧事，天帝派织女下凡为其妻，织缣百匹偿债，而后离去。《天仙配》的故事由此演变而来。以上二则，本意都是表彰孝行，但又不尽于此。前者还控诉了官吏的昏庸残暴，后者又表现了穷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这两点，分别成为《窦娥冤》与《天仙配》的中心。
《韩凭夫妇》写宋康王见韩凭妻何氏美丽，夺为己有，夫妇不甘屈服，双双自杀。死后二人墓中长出大树，根相交而枝相错，又有一对鸳鸯栖于树上，悲鸣不已。这故事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了韩凭夫妇对爱情的忠贞。结尾是一个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诗意的幻想，后世“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结尾可能受其影响。这种幻想是美丽而又软弱的。《吴王小女》也是一个生死相恋的故事：吴王夫差的小女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三日，完成了夫妇之礼。故事的情调悲凉凄婉，紫玉的形象写得很美。在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来得热情、勇敢、执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比较起来，《李寄斩蛇》和《干将莫邪》，更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前者写闽中庸岭有巨蛇为祟，官府只能每年招募一名童女献祭，李寄自出应募，以她的机智和勇敢杀死大蛇。事毕，李寄对以前被蛇所食的九个女子的骷髅说：“汝曹怯弱，为蛇所害，甚可哀愍！”歌颂了英勇斗争以求生存的精神。后者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被杀。其子赤比长大后，为父报仇。故事的后半部分写得壮烈无比：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头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这个故事中所表现出的人民对于残暴统治者的强烈的复仇精神，是中国文学中少见的。文中写干将莫邪之子以双手持头与剑交与“客”，写他的头在镬中跃出，犹“瞋目大怒”，不但是想象奇特，更激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以悲壮的美得到鲁迅的爱好，被改编为故事新编《眉间尺》。
《搜神记》中的优秀作品，其情节之完整与丰富、形象之鲜明生动，较以前的志怪小说有一定发展，已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形态。其文字简洁质朴，有魏晋史家之文的特征。
《搜神记》之后，优秀的志怪书当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宗室，袭封临川王。他爱好文学，著述甚多，除《幽明录》外，传世还有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不过，这些著作当有他门下的文士参与编写。
《幽明录》亦久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二百六十多则。它和《搜神记》不同之处，是很少采录旧籍记载，而多为晋宋时代新出的故事，并且多述普通人的奇闻异迹，虽为志怪，却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生活气氛。其文字比《搜神记》显得舒展，也更富于辞采之美。这和宋代文学总的发展趋势一致。
《刘阮入天台》是一则有名的故事。写东汉时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迷途遇仙，居留十日，回家后已是东晋中期，遇到的是七世孙。它虽是写人仙结合，但除了末段刘、阮还乡一节，不甚渲染神异色彩而充满人情味。故事中的两个仙女，美丽多情，温柔可爱。如初见一节：
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
这种描写，实际是对人间幸福与欢乐的追求，散发着美好的生活气息。在这方面，《卖胡粉女子》更是绝佳之作：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与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室，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殓。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吾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复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这个故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它虽写了一个死而复生的故事，但神异色彩极为淡薄。相反，人物、情节都很贴近生活，令人有真实感。富家子每日借买胡粉以接近所爱慕之人，女子在情人猝死时惊惶失措，慌忙逃走，被发现后却毫无畏惧，决心以身相殉，这些描写，都毫无夸张，令人相信。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的私通行为，并不指责，反加赞美，肯定了人们追求幸福与快乐的权利。比照南朝民歌，可以看到时代的思想特点。此外，这故事虽不很长，但能以简练的语言写出曲折变化的情节。单慕、互爱、欢聚、猝死、寻拿、哭尸、复生，环环相扣，波澜迭起，在志怪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当然，《幽明录》中也充满了离奇的故事。如《庞阿》一则，写石氏女爱慕美男子庞阿，身不得随，精魂常于夜间来庞家，最终二人结为夫妇。这是最早的一个离魂故事，虽是离奇，抒情性却很强。还有很多鬼魅故事，也比较注意感情气氛的渲染。
总之，《幽明录》比以前的志怪小说，更注意人生情趣，也更有文学性。像《卖胡粉女子》这样的作品，已有脱离志怪、着重于人间生活的倾向。
除以上所述，较好的志怪书，还有十六国时代王嘉的《拾遗记》，多述历代遗闻；旧题陶潜所作《搜神后记》，内容与《搜神记》相仿。其中《白水素女》一篇，即民间“田螺姑娘”的传说，流传很广；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也以神怪为主，文辞清丽，叙事委曲，是其所长。《阳羡书生》一则，演化佛经中的故事，幻奇之极。
志怪小说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唐代传奇，首先是在志怪的基础上，加以繁衍扩展，形成着意虚构而又怪诞离奇的长篇，而后再转向人间生活。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志怪小说始终没有消失。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文，乃是有意识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幻奇的故事中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生情感的作品，蒲松龄《聊斋志异》可以作为代表。至于六朝志怪中的故事，为后代小说、戏剧所吸收，加以创变，推陈出新，更是不胜枚举。

第二节　志人小说

“志人”这个名目，为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设立，与“志怪”相对而言。《中国小说史略》又说：“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这里提出的观点很重要，即所谓志人小说，其写作目的，虽仍有记录史实、供人揣摩的考虑，但欣赏和娱乐的特点已经很强。
具有这种性质而时代较早的作品，有东晋葛洪假托为西汉刘歆遗书的《西京杂记》。其中《王嫱》一则写王嫱因不肯贿赂画师而远嫁匈奴的故事，为后世诗歌、小说、戏剧中常见的题材。不过，《西京杂记》虽以人事为主，但所涉较杂，而且大多数记载过于琐碎。专记人物言行的，则有东晋中期裴启的《语林》和晋宋之际郭澄之的《郭子》。二书均已散佚。
下面是《语林》残存的一则：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同类著作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集大成的一种。裴、郭二书的遗文，往往又见于《世说新语》（上面所举一条就是），可见此书带有纂辑的性质。当然也有据传闻撰写的。有梁代刘峻注，引书四百余种，以博洽著称，也是珍贵的史料。
《世说新语》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以类相从。内容主要记述自东汉至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尤重于晋。所记事情，以反映人物的性格、精神风貌为主，作为史实来看，绝大多数无关紧要。书中表彰了一些孝子、贤妻、良母、廉吏的事迹，也揭露和讽刺了士族中某些人物贪残、酷虐、吝啬、虚伪的行为，体现了一些基本的评价准则。但就全书来说，并不以宣扬教化、激励事功为目的。对人物的褒贬，也不持狭隘单一的标准，而是以人为本体，对人的行为给予宽泛的认可。高尚的品行，超逸的气度，豁达的胸怀，出众的仪态，机智的谈吐，或勉力国是，或忘情山水，或豪爽放达，或谨严庄重，都是作者所肯定的。即或忿狷轻躁、狡诈假谲、调笑诋毁，亦非必不可有。从而也就反映出士族阶层的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和他们的思想情趣。
尽管士族的实际生活，不可能如他们宣称的那样高超，但作为理想的期待、典范的表现，乃是要求摆脱世俗利害得失、荣辱毁誉，使个性得到自由发扬，精神得到升华。这种文化特征，在《世说新语》有集中的表现。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
对某些优异人物的仪表风采的关注，是因为这里蕴涵着令人羡慕的人格修养。同样的例子很多。如《容止》篇又记时人对王羲之的评价：“飘若游云，矫若惊龙。”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任由情兴，不拘矩度，自由放达，这是当时人所推崇的。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准上信至。看书竟，默默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
谢安是东晋名相，并非无所建树的人。当时他的侄子谢玄在淝水前线与前秦八十万大军对敌，国之兴亡，家之存绝，在此一举，他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只是临大事而有静气，才是超脱的风度。而在另一方面，有时细琐的小事，却可以令那些名流动情。一代枭雄桓温北伐，途中经过他往年往过的金城，见旧时手植的柳树长大许多，便慨然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唏嘘泪下。因为纵然身外的成败得失可以轻忽，生命本身却是无可忘怀的。还有那位见秋风起而思故乡莼菜、鲈鱼脍，便弃官归去的张翰，是这样悼念亡友：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住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伤逝》）
当代的士人，力图把精神生活从变幻的社会关系中拔出，切近生命的底蕴，这也包括在对自然的感悟中体味人生。《言语》载：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在魏晋的玄学清谈中，士人常聚集论辩，由此培养了语言表达的机智敏捷。这种机智又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一句话说得漂亮，便会流布四方，带来美誉。《世说新语》各篇中，随处可以读到绝妙话语，而又有《言语》一篇，作专门的记载。上面所举王子敬一条和前面提及的桓温一条，以及后面“过江诸人”一条，都是《言语》篇中的，这里就不再另外选例了。
《世说新语》中所写的上层妇女，往往也有个性有情趣，不像后代妇女受到严重的束缚；人们对妇女的要求，也不是一味地温顺贤惠。如《贤媛》篇载，谢道韫不满于丈夫王凝之，回娘家对叔父谢安大发牢骚：“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又《假谲》篇载，东晋名将温峤诈称为从姑刘氏之女作媒，自己把她娶了回来，“既婚交礼，女以手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温峤一时豪杰，又狡诈得有趣，所以新娘又高兴又好笑。但如此放肆，在后代难以想象。
《世说新语》的文字，素称简洁隽永，笔调含蓄委婉。它没有铺叙或过多的描写，更绝少夸张之处。但寥寥几笔，却能表现出相当生动的人物形象。这是因为作者采取遗貌取神的手法，删落枝叶，抓住人物本身最有特征、最富于意味的动作和语言，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且，它所记载的人物语言，大多是活的口语，使人如闻其声。前引王子猷雪夜访戴条，“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没有多余的字眼，在主人公的动作中，透出微妙的情味。又如谢安与客围棋条，“看书竟，默默无言，徐向局”，写得如深渊之止止，而未可测。再如温峤娶妇条，写新妇神态、口吻，活脱欲出。人的精神风貌、感情活动，本是微妙而难以捉摸的，渲染、描叙、说明，往往似有所得，而失之已多。相反，仅仅以简单的文字再现人物自身的活动，却可能得其神韵，作者很懂得这个道理。有时，作者为了突出所要表现的人物，往往采取对照的手法，两相映衬，其意自见。如《言语》中的一条：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三丞相愀然变色：“当共戳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用两句对话，就写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物。这种例子在书中甚多。
《世说新语》一向受到古代文士的特别喜爱，后世笔记小说记人物言行，往往模仿其笔调。直接仿照其格式的著作，也有很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列，如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等，就有近二十种。只是《世说新语》本是魏晋南朝士族社会中的产物，有显著的时代特点，历史不可重复，这一种艺术风格也很难重复了。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

在魏晋以前，也产生过一些论文的著作，如汉代经师的《毛诗序》、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等。
但讨论的对象，只是一篇文章、一部书，或一种文体，而不是从整体意义上讨论文学。在子书里，自《论语》、《孟子》至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等，也涉及文学问题，那更是一些零碎的意见。而且，上述论著，都主要从政治、教化的实用观点来看待文学，在理论上也就无法深入。建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的削弱，文学能够更自由地从作家的切身体验来表现社会生活与个人情感，不但作品数量激增，体裁、题材、技巧均有很大发展，而且从理论上也有更大的关注和更深入的探讨。文学的性质与特点、文体的区分、创作的过程、作家的风格、文学的流变、评价的标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并不断获得新的认识，也有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批评著作的数量与质量，是前代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对文学理论极富于热情的时代。鲁迅称魏晋以后成为“文学的自觉时代”，首先也就是从这一时代的理论意识着眼。

第一节　《典论·论文》与《文赋》

《典论》是曹丕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已佚，《论文》是其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篇。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它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文学的价值的重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儒家古有“三不朽”之说，其一为“立言”（见《左传》）。但这主要指政治与伦理方面的论著，与文学并无多少关系。曹丕所说“文章”，则包括诗、赋在内。其实，文学——特别是偏重抒情的文学，很难说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但曹丕这样说，就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这对文学的兴盛，当然是有意义的。
文中涉及的几个问题，一是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人的长处与短处；二是在论述文学和评论作家时，提出了“文气”的概念，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谓：“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他所说的气，大体是指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气质不同，所以作品的风格有异；三是关于文体的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说诗赋的特点是“丽”，既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也预示了此后文学的大趋势。这几方面的内容，即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体的区分，都是以后文学批评中重要的课题。
陆机的《文赋》，较《典论·论文》有显著的进步。《文赋》的题义，不是以赋体来讨论文学问题，而是敷陈为文的情状，犹如《江赋》、《海赋》一样。所以，它的中心内容，是以自己的甘苦结合对他人之作的体会，描述文学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以及创作中的利害得失，属于创作论的范畴，但和一般的理论探讨不一样，有很浓厚的心理学意味。其中构思活动、灵感现象等，都是微妙而不容易把握的重大问题，作者都作了称得上深入细致的描述。讨论这样的内容，表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作者首先言作文之由，一是有感于外物，一是有感于前人的作品，强调创作的欲望源于生活的感动和对美文的爱好。一开始，就表明他所要探讨的对象偏重于艺术性作品。既而讲构思的过程，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文字：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创作的开始，是高度活跃的、无定规的一连串想象与联想，可上重天，可下九泉，而不是枯燥的理性思索。这就是今人所谓“形象思维”。这个问题，是过去从未有人触及的。同时这里还提出文贵独出心裁，不蹈袭前人。
以后说进入写作的情况：意和辞的关系，各种文体的特点，应当掌握的关键和容易出现的毛病。这里也有许多好的看法。如谈风格问题，指出各种文学作品，由于作者的好恶和作品所涉事物的不同，呈现为纷纭复杂的面貌；各种文体，由于性质不同，也各具特点。对于诗，作者强调其特点是“缘情而绮靡”，表现了他对文学的情感因素的重视，和对华美风格的爱好。谈作文关键，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即要注意声音的和谐，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声律问题；又提出“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即文章应有警策之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最后又有一节专谈感兴即灵感问题，也是绝妙文字：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灵感之去来，非意志而能控。来则文思泉涌，无往不得，去则笔底粘滞，苦索无获。作者将这种微妙的现象，描绘得何其生动！
总之，在《文赋》中，我们看到作者很少受传统文学观的束缚，对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艺术的美感，给予高度重视。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对于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感性活动而不同于一般思维的特征，作者提出了深刻的认识，这使人们对文学的特质，有了新的理解。《文赋》的各种论述，给予后代文学批评家以重要的启发。如《文心雕龙》以“言为文之用心”为写作的宗旨，就是本于《文赋》。

第二节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约４６５—约５３２）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少时家贫，曾依随沙门僧十余年，因而精通佛典。梁初出仕，做过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又任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为萧统所赏爱。后出家，法名慧地。刘勰受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响都很深。《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他在三十多岁时，“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梦见一回孔夫子，便兴奋得不知如何。作《文心雕龙》，也与他对孔夫子的崇仰有关，有阐明文章之源俱在于经典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