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斗争小说：革命活动的舞台不仅是正面战场发生的战争，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人占领区的群众运动和地下斗争。这类题材的作品按时间顺序也可以形成一个系列，如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活动的欧阳山的《三家巷》，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活动的《红旗谱》、《青春之歌》、《小城春秋》，反映抗日战争的《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反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红岩》等。
革命历史小说的风格类型：
A、战争史诗：受苏联战争小说的影响，写的是大兵团、大战役、大场面，以全景性的方式再现战争历史，试图表现已经被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类作品可以说是对革命历史辉煌片断的浓墨重彩的缅怀，抒发历史胜利者的豪迈情绪，带有相当强烈的庆功色彩和浪漫情怀。代表是《保卫延安》和《红日》。
B、成长小说：这类小说写的是主人公的人生道路，表现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也就是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但在20世纪特有的革命文化语境中，成长小说更倾向于叙述主人公从一个普通人向一个革命者，也就是一个新的社会理念的接受者的成长历程。通过他们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者）的成长历程来证明中国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唯一正确性。小而言之，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中国共产党为其选择的人生道路，走一条从个人反抗到社会反抗的革命道路；大而言之，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中国共产党为其选择的道路，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实际上是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来证明作为历史的结果的合理性、合法性。代表作是《红旗谱》和《青春之歌》。
C、通俗传奇：从传奇的角度去表现革命的正义性和艰苦卓绝，呼应当时文学叙事的主旋律。它常常以战争作为题材，但它描写的战争通常不是正规的战争场面，而是游击战。革命传奇小说是从中国古代英雄传奇演变而来，注重情节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强调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代表作是《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红岩》。解放区文学已经出现这种类型的小说，如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和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
革命历史小说意识形态的独特性：
革命历史小说是典型的党性文学，它不仅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以中国共产党党史为题材，而且全力以赴地表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念乃至方针政策。于是整个革命历史小说构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发展再到夺得政权的“宏大叙事”，具体的革命历史小说作品则成为这一宏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如交响乐中的一个乐章。
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主体的文化构成：
革命历史小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精神已经成为文学创作指导思想后的产物，“五四”新文学以来现代知识分子作为创作主体的格局已经基本解体，创作主体多为“工农兵”，这些作者或出身农村，或出身城市贫民或工人，有过较多的底层生活体验，有的是职业军人。这种出身和职业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与现代职业知识分子的作品完全不同的风格气质。
革命历史小说的艺术新质：
从风格上说，它带来了一种粗犷、明快、豪迈的风格。从题材上说，它开拓了新的生活领域和生活体验，对底层生活有切实的描绘，对战争场面有逼真的记录。
革命历史小说的思想艺术局限：
作家的文化积累普遍不足。这种文化积累的薄弱从思想与审美两个方面对他们的创作形成了制约。
思想方面，这批作家的创作可以说完全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只是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完全的应和，所以，今天的读者几乎不可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挖掘到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思维方式上，有简单化之嫌，这种简单化既表现为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单面和心理的浅显，也表现为作品中人物关系和集团关系的简单，还表现为对其所描写的题材缺少超越性的审视，以及对战争、人性、人的命运这些已经触及到的重大问题的反思。
审美方面，这批作家同样没有自觉的审美意识，他们是真正的“业余”创作，其写作更多依靠热情的支撑，缺少专业的技术和技巧。
《青春之歌》的主题：
小说以“九 一八”事变到“一 二九”运动这一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个从个人反抗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及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烈的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分化，表现了中国的一代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的成长，歌颂了革命的青春。
林道静的身世
林道静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她的生母的悲惨遭遇，她在家庭中受压迫的地位，她在学校中受的教育，赋予她十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单纯的性格和强烈的进取心，促使她拒绝了地主养母为她安排的做官太太的生活道路。她毅然出走，到北戴河谋生。初到海滨，她还有欣赏大海的闲情逸致，但很快“华人与狗不得通过”的木牌、逃荒妇人的自杀、余敬唐设下的让她做县长小老婆的圈套，沉重地打击了她的幻想，一个有为的、不甘堕落的青年竟为社会所不容。于是她对前途绝望了。在这样的时刻，那个在她眼中具有“骑士兼诗人”风度的余永泽便成了她的救命恩人。
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关系
学者李杨认为，余永泽代表的是虚幻的“骑士英雄”，他救了林道静肉体的生命，是林道静对个体生命的爱与美（相对于她家庭给她的恨与丑）的唤醒者。余永泽的温存体贴，曾使林道静感到幸福。但她那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和倔强的性格使她渴望着“独立生活”、“做自由的人”。她认为做余永泽的家庭主妇，也是“寄人篱下”。“温暖淡雅”的小屋使她不安；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使她同余永泽感情上出现了裂痕，她认为余永泽自私、平庸、只注意琐碎生活。接触到革命青年之后，更使她感到同余永泽的格格不入。直到他们之间出现严重的政治分歧，余永泽反对她参加革命活动并直接导致了卢喜川的被捕，她才清醒：“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旅’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林道静与卢嘉川的关系：
卢嘉川是一个英勇、沉着、机智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学生领袖。李杨认为卢嘉川代表的是“精神英雄”，是女主人公阶级意识的启蒙者。是林道静精神上的拯救者。
林道静与江华的关系
江华是抗日救亡运动中另一个领袖人物，他身上有更多的工人阶级的气质，显得稳健、敦厚、质朴。他是与林道静共同战斗的“革命英雄”，唤醒了她的斗争意识，介绍她入党，也唤醒了她的女人意识，使她从对卢嘉川朦胧的爱意中解脱出来，与他结合。
第九讲：十七年的小说（四）
传奇体革命历史小说：《铁道游击队》与《林海雪原》
第十讲：十七年的小说（五）
百花小说
重放的鲜花
《重放的鲜花》原来是一本书的名字。它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一部文学作品集。它选编的是1957年反右期间被定为毒草的在全国有影响的小说、特写、散文和诗歌作品。其中包括17位作者20篇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在1956年到1957年间发表的。除3位老作家外，大多是创作上刚刚起步的青年作家。这些作品在1957年多被打成毒草，作者多被划成右派。新时期以来，这些作家作品纷纷得到平反。作品被重新出版命名为“重放的鲜花”，作者多重新开始文学创作，成为文坛上一个为人瞩目的右派作家群。
百花小说的两种类型：
一种是“干预生活”的小说，以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改选》、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耿简《爬在旗杆上的人》、刘绍棠《田野落霞》为代表；另一种是爱情题材的小说，以宗璞《红豆》、丰村《美丽》、邓友梅《在悬崖上》、陆文夫《小巷深处》和阿章《寒夜的离别》为代表。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双重内涵：
1、青年人的心理成长：林震在组织部度过了第一个春天，他意识到，“他作好的事情简直很少，简直就是没有，但他学了很多，多懂了不少事，他懂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懂了斗争的困难和斗争的价值。他渐渐明白，在这平凡而又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担负着无数艰巨任务的区委会，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作不成任何事情的”。它表达了一个富于理想和朝气的年轻人初经涉世的心理体验，生活并不像年轻人所受的教育那样简单美好，生活是复杂的，当然，也正因为是复杂的，才是有意义的。
2、刘世吾形象塑造：小说借林震这样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眼光，通过刘世吾这一人物形象，揭示了生活中一批革命干部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这些人丧失了战争年代所拥有的激情，出现了混世的、油滑的、麻木不仁的作风倾向。小说正是对现实生活中官僚主义现象的揭示，对刘世吾这一官僚主义者形象的塑造，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反响，王蒙也因此在文坛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刘世吾形象分析：
1、刘世吾形象概括：刘世吾是组织部的副部长，这是一个有着丰富革命经历和经验的党的干部，在小说中，他有魄力，有才能，有见识，却失去了革命的热诚，对工作往往持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他的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表现出一种看透一切、见惯不怪的工作作风，恰与林震的满腔热情形成对比。
2、刘世吾的工作理论：对待工作，刘世吾有一整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诸如“条件成熟论”、“成绩基本论”和“是非胜负论”等等。所谓条件成熟论就是对错误现象并不及时指出或纠正，而是要等条件成熟之后才处理。这既是为不负责任寻找借口，也反映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是与非的暧昧性。成绩基本论刘世吾也有一番说法，他是这样说的，“当然，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有没有缺点，而在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着的。”所谓是非胜负论指的是刘世吾自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基于这样的认识，刘世吾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的认识论中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形象。
宗璞简介：
1928年生于北京，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她生长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高等知识界的熏陶。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分配到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1953年调中国文联研究部，后调《文艺报》工作。1960年调任《世界文学》编辑，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1948年发表小说处女作《A K C》。1957年发表《红豆》。新时期较有影响的小说有《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鲁鲁》和长篇小说《南渡记》等。
《红豆》基本内容：
描写1949年北平某教会大学的一对男女学生的爱情生活。女主角江玫要留下来革命，与一心想飞离大陆的男主角齐虹决裂，表现了“为了革命而舍弃爱情”的主题。与当时文学作品清一色写工农兵不同，小说写的是知识分子的爱情。江玫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别选择。作者将一出爱情悲剧设置在北平解放前夕的学生运动的背景上，赋予小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同时也真实、细腻地展示了江玫在爱情与革命之间抉择时的痛苦心绪。
邓友梅简介：
山东省平原人。1931年出生。1942年参加八路军，当交通员。一年后精兵简政，复员回家。1944年在日本当华工，1945年回国，在新四军当文工团员，见习记者。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1956年发表《在悬崖上》。1957年被划成右派。此后当过建筑工人、钟表工人、农场工人。1978年重新发表文学作品。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话说陶然亭》、《那五》、《烟壶》等。
《在悬崖上》基本内容：
通过技术员“我”和“我”的妻子女会计，以及加丽亚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较深刻地表现出不同的爱情观念的冲突。技术员和女会计的结合，本来是幸福美满的。但是作为第三者的加丽亚却插足于他们的爱情生活，从而诱发了技术员那种喜新厌旧、朝三暮四的思想，开始厌恶自己的妻女，并要与妻子离婚，从而走到了爱情的悬崖。小说向青年人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课题：如何在爱情的航道上、在风雨交加的气候下把握好情感之帆的正确方向。技术员、女会计、加丽亚分别代表了50年代城市青年人富有典型意义的三种爱情态度：忠贞不贰的爱情、易受诱惑的动摇不定的爱情、轻佻而不负责任的爱情。作者将这三种态度的年轻人的性格、经历交织、撞击出一个发人深思的爱情故事。
陆文夫简介：
1928年出生，江苏泰兴人，1948年由苏州高级中学毕业后赴苏北解放区，分配到华中大学干部训练班学习。1949年到新华社苏州支社任采访员。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小巷深处》。不久因“探求者”案被处理。1978年重返文坛。当选第四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新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小贩世家》、《围墙》、《美食家》和长篇小说《人之窝》等。
《小巷深处》基本内容：
写的是“一个妓女的新生，和她在爱情上的波折”。主人公徐文霞十六岁时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新中国成立后当了纺织女工。她渴望得到爱情，但她的身世使她在面对青年技术员张俊的爱情表白时内心充满了愁苦和矛盾。经过一番波折，他们终于得到了美满的归宿。这篇小说“写的是人道主义，而且文笔还有点优美”，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刻划得细腻生动。
苏州风俗画：
苏州曾是中国现代旧派通俗小说作家的大本营。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中有两个是苏州作家，即包天笑和周瘦鹃。“中国侦探小说家之第一人”程小青也是苏州人。陆文夫长期生活在苏州，曾受过周瘦鹃、程小青等人的影响。其作品描写当代苏州小巷的世俗生活，从历史、社会、文化、人生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示苏州的地域文化风貌。一幅幅市井风俗画、一个个小巷人物、一段段世俗生活，构成了一座小说艺术的苏州园林，陆文夫因此而获得“陆苏州”的美誉，他的作品则被称为小巷文学。
第十一讲：十七年的散文
（一）、50年代初、中期的叙事散文
50年代初、中期叙事散文的繁荣具体表现为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的繁荣。当时散文创作主要有两大题材。一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描述。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展现了嫩江边岸上一个新型的大工业区建设起来的图景。杨朔的《石油城》写的是玉门油田的建设情景。二是对朝鲜战争的描述。巴金、魏巍、刘白羽、、菡子、黄钢的作品都有较大的影响。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讴歌了志愿军崇高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都有较大的影响。
（二）、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抒情散文
50年代末60年代初，抒情散文逐渐成熟并取代叙事散文成为散文这一大家族的强势文体。1956年出现了老舍的《养花》、丰子恺的《庐山真面》、秦牧的《社稷坛抒情》、杨朔的《香山红叶》、魏巍的《我的老师》等作品。1961年，《人民日报》开辟了笔谈散文的专栏，大量报刊提供了发表散文作品的园地，一批当代散文名篇在这一年问世，如杨朔的《茶花赋》、《雪浪花》、《樱花雨》，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樱花漫记》，秦牧的《花城》、《古战场春晓》，吴伯箫的《花》，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的《樱花赞》，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翦伯赞的《内蒙访古》等等。
（三）、散文三大家和散文创作模式
50年代末60年代初抒情散文的成熟是与三大散文家及其散文创作的成熟联系在一起的。杨朔、刘白羽、秦牧是十七年间影响最大、成就最高、审美意识最具有时代性的散文三大家。作为中国当代散文的“经典作家”，他们的散文形成了与他们的个性才能相吻合的审美模式，对一代中国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堪称十七年散文创作的典范。
杨朔散文被人们称作诗化散文。首先表现为诗的意境，将客观的“景”和“物”与主观的“情”和“理”融为一体，情景交融、物我一体。其次是诗的结构，迂回周旋，曲径通幽，水到渠成，常使用“欲扬先抑”、“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等手法，注意起承转合，尤其重视“转弯艺术”。三是诗的语言，强调语言的诗意、诗味、诗蕴，杨朔散文还有明显的“小说化”、“通讯化”的痕迹：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重视场景描写和对话描写，追求写作题材的时效性，淡化作者的主体性等。
刘白羽的创作风格是奔放雄壮。喜欢以华丽、雄辩、铺张的词句描写巍峨的高山、雄浑的大海、喷薄的日出、不灭的灯火，进而表达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追求所谓“激流勇进之美”。《长江三日》以雄健的笔调对长江尤其是长江三峡作了精彩的描绘，升华出“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的感悟；同时将三天的江上旅程也作了升华，“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与杨朔追求构思的精巧委婉相反，刘白羽追求的是宏大的气魄和雄辩的豪情。
秦牧散文有三性。一是思想性。思想性主要表现为秦牧散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创作动机，即说理，他的散文往往是为了说明某个道理而创作的。二是知识性。人们将秦牧散文誉为“小百科全书”，他谈天说地，道古论今，描绘山川，辨析名物，包含了大量的知识。三是趣味性。秦牧散文在传达思想、讲授知识的时候，并非采取说教灌输的姿态，而是采取娓娓道来、侃侃而谈的方法，有一种引人入胜的力量。思想是秦牧散文的心，知识是其体，趣味是其形，三者的有机融合，使秦牧散文成为与杨朔、刘白羽三足鼎立的一种散文模式。
杨朔、刘白羽、秦牧三位散文家的作品是十七年中国大陆散文的典范。他们从不同的路径进入了抒情散文的创作，以不同的个性才能为中国当代抒情散文提供了富于当时的时代色彩的审美规范。具体而言，杨朔是通过叙事抒情，着意于诗的精美蕴藉；刘白羽是通过描写抒情，落实为赋的华丽铺张；秦牧是通过议论抒情，表现出杂文的从容随意。当然，散文三大家也有其深刻的时代局限，其共同处在于“我”的丧失。对此，刘锡庆有较精到的议论，即杨朔是一种“自我置换”，以“普通劳动者”置换“自我”的散文模式；刘白羽是一种“自我膨胀”，“小我”膨胀为“大我”的散文模式；秦牧是一种“自我替代”，即以“知识”替代“自我”的散文模式。
本学期考核内容
写一篇文学评论，就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获奖作品中的某一部，分析其艺术价值。
标题自拟，字数3000字以上。2008年1月15日以前交。
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获奖作品篇目：
蒋韵《心爱的树》，原载《北京文学界》2006年第5期
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原载《人民文学》2006年第12期
葛水平《喊山》，原载《人民文学》2004年第11期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原载《钟山》2005年第3期
晓航《师兄的透镜》，原载《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全部转载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
第十二讲：十七年的杂文
十七年的杂文与“三家村”
一、三次理论探讨
1、杂文时代是否过去？
1950年4月4日，黄裳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杂文复兴》一文提出问题：“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问题似乎并未得到结论，然而事实则是杂文的沉默。”
2、“苏式小品文”的引进
1954年2月，应《真理报》邀请，《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195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代表团成员、《中国青年报》负责人陈绪宗的文章《小品文——进行思想斗争最灵活的武器》，全面介绍了“苏式小品文”。
“苏式小品文”是“报纸进行思想斗争，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武器”，其任务是在“已经消灭了对抗的阶级”的前提下，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懒汉、自私自利分子、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小品文是一种讽刺的文章。……它接近文学作品。它是用轻松的文学的语言来写的；它里面有情节，有艺术形象，有稳喻；它的最大的特点是有笑——种揭露性的笑。”“苏式小品文”的讨论恢复了杂文的批评与笑的功能。
3、“小品文的新危机”
1957年初，在“百花齐放”的气氛中，徐懋庸发表了《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文章指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杂文“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那么，这类小品文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呢？”
二、两次创作高潮
1、1956—1957年的杂文创作高潮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杂文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创作高潮。《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全国有影响的报刊纷纷发表杂文。许多搁笔多年的杂文家重新拿起了杂文的笔。现代文学史上一批著名作家加入了杂文写作的队伍。一批年轻作家从这时候开始了杂文写作。出现了一批影响大的杂文作品，如巴人《况钟的笔》、《论人情》、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徐懋庸《小品文的新危机》，也出现了一批见解不俗、很有艺术品质的杂文作品，如唐弢《孟德新书》、李健吾《蛇与爱》、秦牧《宣扬友爱的民族传说》、周作人的《谈毒草》等等。
2、1960—1962年的杂文创作高潮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杂文写作重新得到鼓励，出现又一次繁荣的局面。《人民日报》开辟了一批有关读书的栏目，重新启动杂文创作的发动机，北京的《北京晚报》、《前线》杂志以及各地报刊媒介也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杂文，其中比较著名的杂文专栏有阿英的《读书札记》、唐弢的《晦庵书话》、路工的《访书见闻录》、邓拓的《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夏衍、吴晗、廖沫沙、唐弢和孟超的《长短录》、宋振庭的《星公杂文》、李欣的《老生常谈》、张黎群的《巴山夜谈》、丹丁的《历下漫话》等。
三、两次重创
1、反右运动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杂文创作重新回归萧条沉寂的状态。杂文家遭遇重创。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杂文作者却因为发表杂文成了右派。费孝通、黄万里、罗竹风等专家学者也是因为发表杂文被划成右派。
2、文革爆发
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杂文创作退潮。不久， “文化大革命”爆发，杂文再次遭遇灭顶之灾。
三、“三家村”杂文
1、“三家村”释义
“三家村”指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位杂文家。这三位杂文家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并且都在中共北京市委担任重要职务。“三家村”得名于他们三人1961年至1964年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辟的“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三家村”即三个人的意思。为了这个杂文专栏，他们合用了一个笔名吴南星。“吴”用的是吴晗的姓，“南”用的是邓拓的笔名“马南邨”中的“南”字，“星”用的是廖沫沙原来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
2、邓拓
原名邓子健，福建福州人，1912年2月26日生，1929年考取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转入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1934年插班到河南大学历史系就读，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1937年出版《中国救荒史》，成为中国这一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1937年到达晋察冀边区， 1944年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9年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并受聘为北京大学兼各教授。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主持了《人民日报》改版工作，推动了杂文写作的复兴。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以“按兵不动，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为名，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中央唱抬反调”。后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文教工作。1966年5月18日凌晨自杀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