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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诞生，既是医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的产物。它的指导思想却是新兴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现代理论，尤其是以系统认继其理论根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将人的生物体，人的心理行为、社会文化乃至生态环境等，共同当作一个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有组织的大的动态整体系统（如图）（注释：恩格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的临床应用》，载《医学与哲学》一九八二年第七期。）。
　　其中，第一个层次又都是一个有组织的相对恒定的子系统，并具有该组织层次特有的质和量的关系，要求独特的研究和解释标准。同时，作为一个更高层次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又共同构成了一种具有稳定的时空构型的连续自然系统，并不在同层次的组织系统之间存在著物质流和信息通过的边界。因此，任何系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管是细胞，还是人，都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不描述更大的系统（环境）的特征，就不可能完全描述作为动态系统的细胞或人的特征。总的说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注重到了人的生物学方面，同时也注意到了作为一完整的人的心理、意识方面和社会行为方面。认为人类疾苦的发生，有生物、心理、社会、生态诸多方面因素，只有在人类处于自然、社会、生理、心理的整体平衡协调广运动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健康。另外，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已不再是自然科学的线性因果式。疾病，过去一直是指导身体的某一部分、过程、系统在功能和／或结构上的反常这一纯生物学概念；而健康，则仅意味著没出有疾病。新的医学模式中，健康则指的是：“人不仅仅没有疾病和虚弱，而要有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的圆满适宜的状态。”达不到这一状态，即可称之为疾病或亚健康状态。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出现，标志著人们对过去一直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的医学有了全新的观念。新模式不仅包含原有的生物医学内容，更增添了哲学、心理、文化、伦理、社会、乃至宗教、生态科学的新内容。它再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升华成为某种哲学观、方法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多门知识、技术于一身的综合的人类文化体系，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使人类免除疾病，获得健康，永享幸福。
　　随著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识的不断深化，又有诸多医学家提出了一些更为全面的医学整体框架，如“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多元医不模式”、“大小宇宙相适应医学模式”、“综合健康医学模式”等。其总的倾向是更加强环境、社会、心理等因素在医学中的地位，并大量引入东方传统文化和医学的观念和方法，使医学的人本色彩、整体综合色彩更加浓厚。例如“大生态医学模式”将中国传统医学观念作为医学发展的未来导向，并将现代的生态科学归纳于医学框架中，提出自己对医学的认识（如图）（注释：陶功定《大生态医学——二十一世纪医学发展的战略走向》，载《医药与哲学》一九九八年十九卷二期。）。
　　但总的来说，以上这些提法，并未超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范畴。
　　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四０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就已经明确提出：“与其说医药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但直到今天，这一前瞻性论断才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