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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长达4年之久的经济萧条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经济骚乱和总统走马灯式的更迭。从表面上看，阿根廷危机的原由是长达 4年的经济萧条。但其根本原因与亚洲金融危机一样，都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必然结果。不同的只是：亚洲各国是钉住汇率制度并开放资本市场，其逻辑的必然结果是货币冲击危机；阿根廷是货币局制度并开放资本市场，其逻辑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动荡。本文从开放经济条件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导致的米德难题出发，分析阿根廷危机和亚洲危机的必然性。
　　一、米德难题
　　一国政府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有4个：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前3个是内部平衡目标，后一个是外部平衡目标。根据丁伯根法则，每一个政策目标要求一种相应的政策工具。如果一国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就需要两种政策工具，即汇率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20世纪50年代，詹姆斯·米德在其《国际经济政策理论》一书中，就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同时实现经济体系的内外平衡问题做了分析。根据米德的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如果想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的均衡，必须运用收入和国际收支两个不同性质的政策工具。收入政策指财政和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政策包括汇率政策、贸易保护政策和外汇控制政策等。其中任何单一的政策工具都不可能达成经济的内外同时均衡。要达成内外均衡必须要有政策组合。根据米德的理论，要想保持固定汇率制度，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也就是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据此推论，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资本的自由流动会最终冲垮固定汇率制度。因此，在固定汇款率制度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之间存在一个“二元冲突”，即用一种政策来实现两种平衡的“米德难题”。

　　二、米德难题和金融危机的关系
　　根据上述理论，一个国家如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并开放了资本市场，危机的发生从逻辑上说只是或迟或早的事情。最佳的例证即是亚洲金融危机。
　　我们知道，亚洲金融危机前，各国实行的是钉住汇率制度并开放了资本市场。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并开放资本市场最直接的结果，第一是使国内私人企业有了从国际资本市场举债或融资的渠道和机会；第二是使国际资本有了利用两国利差进入该国套利的渠道和机会。这种安排所造成的资本供给方和资本需求方的汇合，是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表现为资本的超量汇集和突然逆转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亚洲金融危机的例证看一下这种配合的具体过程和结果。
　　20世纪90年代初期，亚洲各国相继解除资本管制后，国际商业和投资银行进入了该地区，利用当时国际借贷市场和各国国内借贷市场的利差进行融资套利交易。例如在泰国，针对泰铢的融资套利交易就有三种(IMF，1998)。第一种是在银行间市场借入美元和日元，将所借货币兑换成当地货币，并将这笔当地货币在短期银行间市场上转贷，贷款到期后，再将本金和利息转换成美元和日元。第二种是在美元和日元短期债券市场借款，再将实得款项转换成当地货币存入银行，并持有定期存款。第三种是利用货币市场，在发达国家发行货币市场债券，并将所得款项投资于用当地货币表示的货币市场工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融资套利交易的三种方法一直在亚洲市场有利可图。截至1997年中期，利用银行间市场获取的融资套利交易的收益，在20个季度中有18个季度高于发达国家市场的投资收益。
　　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固然有利于经济特别是有利于出口外向型经济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利的一面。最大的不利之处即在于：所有的矛盾都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累积，不像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矛盾时时通过汇率的波动而消化。尤其在出现内部和外部不平衡的时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并开放资本市场将出现用一种政策达成两个目标的冲突。
　　在泰国，开放的资本市场和国内外利率差在导致资本进入的同时，也使经常帐户赤字不断增大。这时，适逢发达国家调整利率，受国外利率上调的影响，机构投资者开始收缩在亚洲的交易。泰国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体系开始吃紧。根据银行体系脆弱会对汇率产生影响的传统看法，国际商业和投资银行看低泰铢，开始进行抛空融资套利交易。
　　这时，摆在泰国政府面前的就是如何解决内外平衡的问题。要想解决经常帐户赤字，一种方法是运用支出转换政策即通过汇率贬值来扩大出口，但这种方法被固定汇率卡住而不能使用；另一种方法则是运用金融政策即通过提高利率以吸引资本的流入，但使用这种方法势必影响国内的生产和银行体系，因此也不能使用。实际上，在“二元冲突”已经出现的条件下，政府根本没有政策工具可供选用，惟一选择就是利用储备进行干预。但这种选择实际上是为对手方提供无风险获利机会，自己将自己逼入绝境。
　　正是因为固定汇率制度和开放的资本市场不能并存，所以，自米德提出“米德难题”并经芒德尔—弗莱明模型证明之后，研究危机的时点，即什么时候投机资本会攻击固定汇率，就成为新的问题。这也是危机冲击模型出现的理论背景。三、米德难题和阿根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