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

新月社 于1923年在北京成立，代表人物有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闻一多、陈源，其成员基本上是欧美留学生。他们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阵地发表作品，1926年4月，徐志摩在他主编《晨报副刊》上创办《诗刊》，提倡新格律诗为宗旨，发表一系列旨在实现“三美”[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的新格律诗，其中以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成就最大，最能体现新格律诗的形式。这些新诗探索，为我国新诗发展作了独特贡献，影响深远，值得人们的肯定。 新月社: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移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周刊。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纠正了五四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等是新月社的佳作。


                     五四文学运动及意义

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 这场文学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重要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观，论证文学变革的必要性，明确地提出了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 文章提出，文学改良要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陈独秀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更为鲜明、坚定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
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本，批判封建时代的文学为“非人的文学”；倡导新文学应是人的文学，其根本目标在于能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 。
1919年1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平民的文学》，进而提出“为人生的文学”的口号。
李大钊发表重要文章《什幺是新文学》。 文章中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 李的努力，促进了新文学的理论主张有了长足的进展。
近代翻译文学先驱林纾介绍西方文学卓有建树但林纾的旧的文学观念十分顽固，视文学革命为洪水猛兽。为维护封建道统，他撰文对白话文大加讨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表示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 新文化阵营对此进行了反击，林纾最终只能自叹老迈，寄慨将来，哀哀地收场。
1922年，新文学阵营又与学衡派进行了斗争。
    胡适对新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主要是在语言、形式及思想内容方法上的贡献。首先，在语言、形式上1916年10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内容：“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称胡适的这篇文章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稍后，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胡适又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1918年，他在《建设新文学革命论》中，又把所谓“八不主义”总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幺话，说什幺话；话怎幺说，就怎幺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幺时代的人，说什幺时代的话”。他强调，他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强调了“说你自己的真心话”、“说老实话”的白话文主旨，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对于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重要的倡导和推动作用。这也正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白话文的运用迅速增长，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书面表述上的支配地位，也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崭新纪元。其次,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与方法上，胡适重视个性主义，主张采用写实主义。他在1918年发表《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挽救缺少活力的中国社会；同时,提出要以写实的方法“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这些主张引发了“五四”后一年间的问题小说与社会问题剧的创作热潮。胡适还在《新谈诗》等着述中提出过“诗体解放”说，认为新诗要摆脱旧诗词的束缚向自由诗发展。胡适的“诗体解放”虽说要忽视语言艺术规律，但却鼓舞了新诗人的“金科玉律”。对新文学具有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