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杨炼的阐释是真诚的。《易》不只是杨炼过去作品的集大成，而是它们的精髓与升华。但历史总是弄巧成拙，这部集大成式的升华的作品，却远没有当年的那些“演习式”（按杨炼的说法）的初稿激动人心，更不用说轰动一时。毫无疑问，这部长诗就作为史诗，或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史作象征性的叙述而言，它是一部登峰造极的作品——不管是就其艺术形式的宏伟雄奇，还是就其艺术冲动（不会再有后来者有如此雄伟的史诗冲动）而言，它都是一部空前绝后的诗篇。
    这部诗的结构宏大而缜密。这部诗的篇名居然是杨炼自造的字，可惜电脑里没有这个字，它把这个字解释为是“人”字上穿“日”字结构而成。由此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天人合一”，以此作为本诗的中心思想。按杨炼的解释，《易经》有六十四卦，并非如后人解释的那样是按线性排列的六十四卦，而是六十四卦并存，每一卦同时与其余六十三卦共同构成整个“易”的世界。因此，杨炼的诗《易》把“六十四卦”看成一种假设。它的《易》分四部，每部十六节，不用《易》的抽象符号，只标出某象，某数字，为了保持《易》“象自然之形”的原始自由特征，内部结构上，以天与风、地与山、水与泽、火与雷组成四部，对应于中国古典哲学四大元素：气、土、水、火。诗的四部分：1，《自在者说》（即“气”，它括天和风）；2，《与死亡对称》（即“土”，包括地和山）；3，幽居（“水”包括水和泽）；4，降临节（“火”，包括火和雷）。在诗人的构想中，这部诗的四部分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每部分既有自己的独特的结构、语言方式和内涵，又互相联系，层层深入，构成一个精神上的同心圆。“诗人的感受在不同层次上展开，却又都归于同一圆心：人之存在。人跃入生存的深渊，不断跃入，同时发现‘更彻底的’与世界对话的语言。或者说：人通过在自身中的不断陨落反而包含了世界。”[38]这部诗之复杂缜密，以至于诗人要写一篇长文作为导读附于诗后，没有这部导读，读者很难搞清楚这部诗的来龙去脉，但就是专业研究者，也很难有耐心读完这篇繁琐复杂的自我解读。那么，普通读者又如何能名够理解诗人的一片苦心呢？
    这些诗无疑写得气势雄伟，想象奇丽，诗人力图去创造一个超验的广袤无边的空间：“太多的天空辗转于一次巨大的日食/云与云猛然相撞，陌生的不速之客/在颤栗的快感中被流放/一把斧头闪闪砍过所有啼哭的石头/我看见我泛滥成灾……”。诗人热衷于去创造一个远古时代开天辟地的神话，世界自我创生的奇观，在这个关于“天”的讲述中，与其说诗人在用现代汉语重写《易经》关于天的观念，不如说诗人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在创造“天行健”的景观。这些诗基本上不能释义，不是说句子与句子，词与词之间不好理解，而是它意指着一个非历史非人类的宇宙世界。杨炼声称这些诗句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相联系，或者说就是天人合一观念的显现。但这些诗根本看不出人类社会的经验，它们是一些纯粹的关于概念的想象，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诠释。尽管有些诗句看得出一些隐隐约约的人类经验：
那么，你们，热衷什么繁荣什么？当铁蹄无遮地相逐一匹
    死鹿之中原，天空与岁月并行。嚅嚅乳名一任宰割，狂
    奔成滚滚沙砾，晦涩成苍蝇充血的复眼。而太阳镀金的
    面具下满头白发。你们能奢望什么夸张什么？
                     ——《风》第二

    我们只能服隽于诗人用词造句极富有才情。这些诗句能令人想起什么呢？是“逐鹿中原”这个典故吗？但就是这样一个被分解的典故也过于抽象，也许还暗含着关于某种集权统治的权力压迫，但过于概念化，使人如坠虚妄之境，不得要领。如果只是一首诗中的一些句子，它无疑可以作某种理解，但整部长诗通篇如此，就令人难以承受。这部诗并不是意义隐晦的问题，而是它根本就没有意义，它拒绝意义，它只崇尚一个超人类的幻象空间，它是对一些概念的概念化书写。我们想，这首诗可能只属于三十一世纪，就目前而言，它超出人类的解释范围，到那时，可能作为汉语造就的另一部“易经”。
    当然，这组诗有些段落还是写得很生动，它们多少还显示了世俗的经验，如“……岁月不动；孑然一身被全能的黑暗咀嚼/整个世界流去像一根白羽毛翻转……”（《天第四》）；“一瞬间看见自己就是深渊/我们在我们外面//所有无人  回不去时回到故乡”（《水第七》）“每一只鸟逃到哪儿  死亡的峡谷/就延伸到那儿……”（《火第八》）；这些诗都显示出杨炼极大的才情。当然，这首诗应从其整体构思来把握，而就是其整体构思显示了杨炼非同凡响的宏大思维，但也就是在整体上，这部诗是如此令人不堪重负。
    诗人对这部长诗的阐释象是一次广告式的宣谕，为了让人们注意这首诗的创造性，诗人甚至不惜压抑过去那些辉煌一时的作品，也许那些作品的辉煌已是无可置疑的了，当务之急则是要让人们理解这部高难度的宏篇巨掣。我们惊叹诗人巨大的想象力，杨炼在中国诗人中有才高八斗之誉，其想象之奇异瑰丽，感情之浓烈充沛，是其他诗人难以比拟的。也正因为此，在80年代上半期，为现代化的想象所鼓动起来的中国青年，对杨炼的诗趋之若鹜。在80年代上半期，人们一方面为落后的现实悲痛欲绝，另一方面又想找到文化上的自豪感聊以自慰。杨炼的史诗如期而至，它使人们在批判传统时具有赎罪般的解脱，传统因此具有了博大精深与沉重压抑的双重性。而杨炼本身也正是这样对待传统的。杨炼的史诗因为有了时代提供的共同想象为基础，那些远古图腾，残墙断垣，片简瓦砾，与其说是历史传统的馈赠，不如说是现实自我想象依据。10多年过去了，人们已经无心批判现实，所有现实的矛盾都暴露得一览无遗：只剩下单纯的权力结构和具体问题，已经不需要借助对传统的批判来指桑骂槐，也无须对几千年的历史左顾右盼来遮遮掩掩，现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在大街上就能直接批判现实，并且是用最直接的语言说出直接真理。曾经达到史诗颠峰的杨炼显然陷入了错觉，他的史诗之旗因为鼓满了现实激情才一呼百应，而他却认为是纯诗的魅力使人们热泪盈眶。杨炼站在史诗的颠峰看到自己顶天立地，他想只有  ，那是他个人的自我想象，这如何激发他人的共同想象呢？杨炼失去的不是对他的《易》的呼应，而是失去了一个诗的时代，更不用说一个史诗的时代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这部诗（就纯粹的诗而言）是一部杰作，再也没有人可以花费数年之久，以四部六十四段之巨，完成一部纯粹抽象的概念之诗。
杨炼近年还写了不少诗，但似乎都是一个类型，例如《类似阴影的房子》（《今天》1995，1），《十六行诗》（《今天》1996，3），限于手头的材料，未能阅读杨炼其他的诗篇。就这几首诗而言，可以看到杨炼对词语和句式的运用非常老道，依然不屈不挠地说出真理，尖锐地直接指斥事物的本质。但杨炼似乎过于酷爱死亡与黑暗，这些诗最频繁出现的词语就是死亡，或者黑暗。例如：“你们在相邻的锅里烹调的死亡很鲜美/你们相邻的壁炉里/一节松木静静燃烧了百年”（《邻居之一》，《今天》1991，1）；再如“血  点燃最后一支蜡烛/紫色的夜空就开始纺织伤口//死者  也像一个没人阅读的作者/怀着隐秘的孩子在楼下走动”（《邻居之三》）这些诗句中只要把“死亡”二字换成任何一个词语，都会是一节了不起的好句子。“死亡”变成当代诗人奇怪的精神归宿，似乎只有提到它才会显得深刻，“未知生，焉知死？”似乎提到死就是对生的绝对领悟。《十六行诗》中的《伦敦》、《水的归程》、《塔中的一夜》等，也是再三地写到死亡与黑暗。杨炼自己在一篇题为《沉默》的短文里提到，1991年柏林“光流”艺术节上，当他被问道：“你的诗充满了黑暗，光在哪里？”杨炼回答说：“诗句是黑暗，但我在写——这就是光！”这是很机智的诗意的回答，但不是诚实的回答，杨炼的诗中过多地依靠“死亡”和“黑暗”，这不能不说严重限制了他的诗的想象空间和情感的多元化层次开掘。
    1998年，杨炼发表一则短文《中文之内》（《今天》，1998年，第1期，），以回应他的德文译者顾彬说的：“我恨译杨炼的诗，太难了。”，杨炼对顾彬的含蓄的批评并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诗人，他所要求的是——“持续地赋予形式”；他表示，他的诗“难得还远远不够呢”。没有人会否认杨炼对诗的形式具有高度的敏感，他的汉语修辞功夫所达到的高度和复杂度是任何中国诗人都难以启及的。但杨炼同时不能忘记，诗并不是只是修辞学游戏，“文本之内”并不只有语言学的意义，如果说，诗性和诗意要通过复杂而困难的修辞学系统才得以体现，这未必是成功的表意策略。“中文之内”如果堆积了过多的词语，这绝对不是汉语言诗歌高水平的表现形式。杨炼不乏深厚广博的诗人情怀，有着对历史与现实，对文化和政治的敏锐洞察力，杨炼为什么要在狭隘的“中文之内”作茧自缚呢？
    不管怎么说，杨炼是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对汉语表现功能的超常发挥，他特有的对形而上精神意蕴不懈的追寻，他始终怀有的个人风格，这些都使他保持卓尔不群的气质。我们相信他的调整是暂时的，作为一个智力和想象力都超常的中国诗人，杨炼不会甘于寂寞。
3，多多：怀乡的犁和马
    作为朦胧诗最早的地下诗人，多多在朦胧诗如火如荼的时候却袖手旁观。虽然其中写过一些小说，但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1989年流亡海外，多多的诗情似乎才又燃起。在早期的朦胧诗人中，多多的诗就以抽象著称。大多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汉学家都倾向于从中国文学中找到中国的本土性（文化的和政治的），中国的寻根文学寥寥几篇小说在西方的兴趣长盛不衰，原因概出于此。荷兰青年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在他的博士论文《多多与中国地下诗歌运动？》似乎在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多多的诗具有悖离中国性的倾向。他的结论是：“多多作品的鸟瞰图显示了一种按时间顺序的，背离政治性与中国性的发展”，“他这十年来的诗与其说是关于中国人的境遇，不如说是关于人的境遇；以悖论的方式，他的诗是如此个人化以至获得了普遍性”，“因而多多的诗证明了中国文学存在着在政治之外的领域复活的可能性……他的诗并不限于利大英（Gregory Lee）所说的‘中国现实的复杂的反映’，并且……也肯定不是‘骨子里的中国性’”[39]就论及到多多的诗似乎不需要中国经验也可以理解。特别是他流亡后的诗，与中国经验并无紧密联系。中国诗人王家新不同意柯雷的观点，认为多多的诗中依然有很明显的中国经验。他举出多多写于1993年的《依旧是》的开头部分为例：
    走在额头飘雪的夜里而依旧是/从一张白纸上走过而依旧是/走进那看不见的田野而依旧是//走在词间，麦田间，走在/减价的皮鞋间，走到词/望到家乡的时刻，而依旧是//站在麦田间整理西装，而依旧是……

     王家新认为，这里一点也没有“背离中国性”，相反，这里出现的是一个特定的“回到”早年的田野，“站在麦田间整理西装”的沉痛的望乡者。王家新认为，这里的悖论是：“多多在超越政治对抗模式时却比其他人更有赖于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语境提供的话语资源，在成为一个‘国际诗人’的同时却又更为沉痛地意识到自己的中国身份和中国性——‘依旧是’这种话语方式即提示了这种无法摆脱的宿命感。”[40]王家新的分析当然没有错，问题可能是双方都要加以限定，都要有必要的前提。对于柯雷来说，相比较起其他的诗人，多多的中国经验显得不那么浓重和明显；但“民族—国家”的烙印，是很难从一个诗人的身上抹去的，更何况是多多这种远离祖国的诗人。但柯雷的提问显然很有意思，至少他触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多多的“中国经验”以如此隐蔽而复杂的关联方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