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基辅罗斯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王公们不断地相互残杀，而突厥族的波洛夫人则盘据在黑海沿岸，严重地威胁着罗斯人民的安全。作者指出形成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既非敌人强大，也不是神的意旨，而是王公们的争权夺利：
王公们抗击邪恶人的斗争停止了，
兄弟手足只顾争吵：
“这是我的，那也是我的!”
对于一些细小的事情，
王公们却说：“这是大事。”
于是他们给自己制造了内讧，
而那邪恶人便从四面八方
侵犯罗斯的国土，势如破竹。
作者通过基辅大公的“金言”和自己的呼吁，要求王公们和人民踏上金马镫，为“罗斯的国王”、为“伊戈尔的创伤”雪耻报仇。基辅大公被写成一个捍卫全罗斯利益的英明统治者，他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远征记》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马克思说：“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
史诗一方面谴责伊戈尔贪图个人荣誉、孤军出征的轻率行动，另一方面却热烈歌颂他敢于抗御敌人的英雄气概。“钢铁铸成的”伊戈尔不顾日蚀的凶兆，誓师出征。他的战士个个都是“在号角声中诞生，在头盔下长大，用长矛利刃进餐”的健儿。作者把这次远征看作全民事业的一部分，伊戈尔的惨败震动了整个罗斯，伊戈尔的妻子在城头上的哭诉正反映了人民的悲痛和希望：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你对任何人都是温暖和美丽的：
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照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上，
你用干枯扭弯他们的弓，
用忧愁塞住他们的箭囊?
伊戈尔的远征不仅和人民有血肉联系，而且和罗斯土地也是息息相关的。不论伊戈尔出征、战败，还是逃回罗斯，罗斯大地上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甚至山川日月，都积极地分担他的命运，从而加强了史诗的爱国思想和抒情气氛。作者虽把自然万物都当作有灵之物，但基本上还是表现了基督教思想，马克思说：“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
《远征记》和民间歌谣有密切的联系，如史诗中的固定修饰语、象征、哭诉、比喻等手法都取自民间歌谣。　　
骑士文学盛行于西欧，反映了骑士阶层的生活理想。以出身而言，最早的骑士来自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他们替大封建主打仗，从后者获得土地和其他报酬。骑士有了土地，住在堡垒里，剥削农奴，成为小封建主，思想上是支持封建等级制的。后来骑士土地成为世袭，于是形成了固定的骑士阶层。十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十字军东侵提高了骑士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接触到东方生活和文化。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了。爱情在他们生活中占主要地位，表现为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并为她们服务。他们常常为了爱情而去冒险。在他们看来，能取得贵妇人的欢心，能在历险中取得胜利，便是骑士的最高荣誉。由于他们处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低层，他们中间有些人也有锄强扶弱的一面。他们并不反对基督教；正相反，他们有时也为宗教去冒险，因为基督教对他们是有利的。但他们往往不顾基督教的出世思想和禁欲主义而要求享受生活，要求文化，从东方回来的骑士把东方文化带到了当时还处于野蛮状态的西欧国家。他们之中产生了一些诗人和歌手。他们的诗作歌唱现世生活和爱情，歌唱骑士的冒险，同时也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弥漫着宗教神秘思想，并且往往掺杂着一些怪异故事。
十二、十三世纪是骑士文学的繁荣时期，以法国为最盛。骑士文学分两种：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
骑士抒情诗的中心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民族从法兰克王国瓦解以后，政治独立，商业发达，贵族文化也趋于繁荣。“它在近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普罗旺斯诗人被称为“特鲁巴杜尔”(或译行吟诗人)，多数是封建主和骑士，也有少数手工艺人和农民。他们的名字流传下来的有数百之多，但作品留存的很少。他们的诗歌一般咏唱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其中以“破晓歌”最为著名。“破晓歌”叙述骑士和贵妇人在破晓时候分离的情景。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统治阶级中，婚姻是包办的，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封建主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并举了《尼伯龙根之歌》中克里姆希尔特等人的婚姻为例。他又指出，骑士爱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个人之爱，其作用是破坏了封建主夫妇之间的忠诚，并且说普罗旺斯爱情诗的精华是“破晓歌”。这种诗歌在当时很受欢迎，后来就变得千篇一律了。普罗旺斯诗人运用的诗体有的是从民间诗歌接受过来的，有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他们的诗格律谨严，技巧复杂。他们对诗学作过一些探索，有“明”和“暗”两派。明派主张诗要明朗易懂，暗派提倡隐晦难解的风格。十三世纪初北方贵族在教皇策动下镇压了南方“异端”运动，南方一些贵族如土鲁斯伯爵等，由于容纳“异端”，也遭到覆灭，在他们宫廷中居留的许多普罗旺斯诗人逃亡国外，把抒情诗传统带到意大利，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抒情诗歌的发展。
德国这时也产生过大量的骑士抒情诗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瓦尔特•封•弗格尔瓦德(1170-1227)。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骑士家庭，一一九八年后在各地漫游了二十多年，熟悉人民的疾苦，他的作品超出了一般骑士抒情诗的范围。如有名的抒情诗《菩提树下》不是写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而是写普通青年男女的淳朴爱情，音调和谐，语言简练，有民歌风味。更有意义的是他的政治诗和格言诗，主要反映当时教皇和王权的斗争。作者态度鲜明地维护王权，揭露教皇分裂德国的阴谋，谴责教皇的虚伪，表现了爱国精神。
骑士传奇的中心是法国北方。法国北方的诗人被称为“特鲁维尔”(也译为行吟诗人)。骑士传奇的主题大都是骑士为了爱情、荣誉或宗教，表现出一种冒险游侠的精神。骑士传奇不同于英雄史诗，它没有历史事实根据，而是出自诗人的虚构，有的取自民间传说，有的模仿古希腊、罗马的作品。骑士传奇可以按题材分为三个系统。
一、古代系统一般是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作品，像《亚历山大传奇》、《特洛伊传奇》、《埃涅阿斯传奇》等。这些传奇写古希腊、罗马故事，但它们的英雄则具有中古骑士的爱情观点和荣誉观点。
二、不列颠系统是围绕古克尔特王亚瑟的传说发展起来的，其中主要写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西欧各国流传很久。法国诗人克雷缔安•德•特洛亚(12世纪)是这个系统的代表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朗斯洛或小车骑士》(1165?)、《伊凡或狮骑士》(1175?)、《培斯华勒或圣杯传奇》(1180?)。《朗斯洛》是最典型的骑士传奇，写亚瑟王的骑士朗斯洛和王后耶尼爱佛的恋爱。为了寻找耶尼爱佛，朗斯洛不惜牺牲骑士的荣誉，不骑马而坐上小车，随后又冒生命危险爬过一道像剑一样锋利的桥。在比武场上，不论耶尼爱佛命令他退让或还击，他都唯命是听，绝对忠诚。他集中体现了骑士的爱情观点。《培斯华勒》写骑士们到各处寻找盛过基督的血的圣杯，充满神秘幻想。德国诗人哈尔特曼•封•奥埃(1170?-1215?)、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1170-1220)等都以克雷缔安的作品为蓝本，写出长篇的骑士传奇。
《特利斯坦和伊瑟》(12世纪)也属于不列颠系统，是在德、法两国民间流行很广的一部亚瑟王传奇。保留下来的只有法国两诗人贝卢勒和汤玛(均12世纪)及德国诗人高特夫里特•封•史特拉斯堡(创作时期约在1205-1220)等人的残篇。这个传奇写特利斯坦和伊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其功效是使人永世相爱。他们受到伊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这个故事肯定骑士的爱情，把爱情描写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这一点来说，是和基督教把爱情看成是邪恶的那种宗教道德观点相抵触的。
三、拜占廷系统是用拜占廷流传的古希腊晚期故事写成的作品。《奥迦生和尼哥雷特》(13世纪)写贵族子弟奥迦生爱上女奴尼哥雷特，遭到父亲的反对。他为了爱情忘了保卫国家、抵抗外敌的骑士责任。这部传奇说明从罗兰到奥迦生的二、三百年中，骑士精神已经衰落了。《奥迦生和尼哥雷特》中咏唱和叙述互相交迭，咏唱部分是用韵文写的，叙述部分是散文体。
骑士传奇反映的生活面狭窄，虚构成分较多。它往往以一两个骑士为中心人物，把他们的冒险经历组织成一个长篇故事，在人物外形、内心活动、生活细节等方面都有细致的描写，对话生动活泼。这些艺术特点使骑士传奇初步具备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
第三节　城市文学
西欧各国从十一世纪起，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城市，形成了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城市是在不断斗争中发展的，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二、十三世纪，市民为自己的独立，不分阶层，共同反抗封建主，建立公社。第二阶段是十三、十四世纪，手工业主反抗城市贵族上层分子，进行“行会革命”。第三阶段是十四世纪以后，城市平民(帮工、徒工、雇工等)反抗城市贵族和大行会。国王一向利用城市来和割据的封建贵族作斗争。城市是王权的支持者，因为市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农民反封建的斗争逐渐表面化，他们和城市平民结成一股强大的反封建力量，冲击着封建制度。这又迫使小封建主向国王寻求保护，并支持王权。教会和国王之间虽有矛盾，但它一直是封建制度最顽强的支柱。
十二世纪，城市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它要求有自己的文化教育，办起私立的非教会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阿贝拉尔的学校。彼埃尔•阿贝拉尔(1079-1142)是早期城市文化的代表。他用理性来限制宗教信仰的权威，他针对封建制度的辩护士所提出的“信仰而后理解”的口号，提出“理解而后信仰”的相反的口号。尽管他并不根本否定宗教信仰，而只是反对盲目信仰，但教会还是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同时，在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异端”运动，形成了世俗文化。教会感到危险，竭力加以压制。它设立宗教裁判所，作为镇压“异端”教派和自由思想的工具。它又从理论上反攻，圣•贝拿尔(1091-1153)、圣•阿尔伯特(1193-1280)、圣•托玛斯•阿奎那斯(1224-1274)等是捍卫教会权威的理论家。
城市文学的产生同城市斗争及“异端”思想有密切关系，同时也适应了市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城市文学多数是民间创作，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乐观精神，描写市民生活或提出市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它歌颂市民或农民的个人机智和聪敏，反映了萌芽中的新阶级的精神特征。它的主要艺术手法是讽刺，有时尖锐，有时温和，这要看作者是站在城市上层还是下层的立场。此外，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封建文学和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梦境等手法。它的风格简单朴素，语言生动鲜明，有时流于粗俗。
法国是西欧城市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城市文学也最发达。“韵文故事”是法国最流行的一种城市文学类型，当时数量很多，保留下来的却很少。它的特点是故事性和讽刺性都很强。作者把社会生活用生动的语言写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把骑士和僧侣的丑态揶揄尽致，同时也暴露市民的贪婪自私。它反映的社会面广，从骑士、僧侣、法官到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仆役以及乞丐都成为它描写的对象。记述上和农民有密切联系，而且城市斗争在最初阶段是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布吕南》揭露乡村教士贪婪成性，想骗取农民的牛，结果却赔了自己的牛。《驴的遗嘱》谴责教会巧立“遗赠”之名，强夺农民的财产。《以辩论征服天堂的农民》写一个农民死后想进天堂，圣彼得、圣汤玛、圣保罗不许他进去。农民和他们讲理，把他们驳倒，他们只好让他进入天堂。故事中虽有迷信的因素，但也说明农民认为天堂不能让统治阶级垄断，农民也有权进去。《农民医生》写一个农妇受了丈夫的殴打，于是捏造说她丈夫会治病，但一定要打他一场，他才会承认自己是医生。这农民挨了打，被迫当医生。凭他的机智，他终于摆脱窘境。这个故事赞扬了农民和市民的机智狡猾，下层妇女第一次在中古文学作品里占重要地位。十七世纪莫坦克哀采用这个情节，经过加工，写成《屈打成医》。这一类文学在德、英等国也很流行，如德国有关阿米斯牧师的故事。
城市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种民间创作是《列那狐传奇》。这个故事在西欧各国传播甚广，十二、十三世纪法国有很多民间诗人用它写诗，保留下来的有二十七组诗，共三万多行，这二十七组合起来构成全部故事，主要情节是列那狐和依桑格兰狼之间的斗争。他们因个人恩怨，互相仇恨。依桑格兰尽管力气大，但每一次都遭到列那的暗算，吃了大亏。他向诺布勒狮控告列那。诺布勒很想敷衍了事，但在商特克雷公鸡和班特母鸡哭诉之下，他不得不传列那到庭受审。《列那狐的审判》是二十七组诗中最精彩的一组，故事性强，讽刺尖锐，性格描绘也很精确。列那被判有罪，但凭他的狡猾智慧，终于逃脱，获得最后胜利。
《列那狐传奇》是一部讽刺作品。它以兽寓人，并且赋予群兽以人的行动、语言、思想和感情，这样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败。诺布勒狮是国王，横行霸道，独断独行。依桑格兰狼和布伦熊等是贵族廷臣，为非作歹，强取豪夺。贝拿尔主教是一头笨驴；教皇代表缪萨尔是一只骆驼；普利莫在祭坛上大唱弥撒，是一条嗜酒的狼。下层社会也有代表人物，像鸡、兔、蜗牛等。列那狐的形象特别复杂。尽管故事说他是贵族廷臣之一，但在他和狼、熊、狮等斗争中，他却是一个反封建人物，至少是一个封建逆臣。他是智力的象征，他的胜利表示市民智慧战胜了封建暴力。二十七组诗都把市民的机智狡猾作为优良品质而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列那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人也有矛盾。他欺压他们，他们抵制他，反击他。在这些斗争中，列那总是失败者，他欺压弱小的行为受到谴责。这部作品贯彻了小人物可以战胜大人物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列那狐又是城市贵族上层分子的形象。
《列那狐传奇》问世后，法国有好几个诗人为它写续篇，德国、英国、弗兰德斯、意大利都有译本或模仿作品。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歌德根据这则故事写成叙事诗《列那狐》。
《玫瑰传奇》也是法国城市文学中一部重要作品，作者是威廉•德•洛利斯(?-1235?)，他未把全诗写完就去世了，由若望•德•墨恩(1240?-1305?)续完。这部传奇采用寓意手法，人物除诗人本人外都以概念为名，如爱情、美丽、理智、吝啬、嫉妒等。前半部写诗人梦游花园，爱上一朵玫瑰。爱情、直爽、欢迎等支持他，嫉妒、危险、谣言等多方阻拦。玫瑰受到监视，诗人朝夕思念。在后半部，爱情大力帮助诗人，发动文雅、慷慨、直爽、怜悯、大胆等和诗人一起克服种种障碍，终于得到玫瑰。前后两部分的主题思想是对立的。前半部基本上继承了骑士文学的传统，宣扬骑士爱情观点，有一大段谈爱情理论，是模仿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的艺术》的。后半部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感情。它批判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谴责十三世纪教皇用来蛊惑人心、压制“异端”的游乞僧团，强调要以理智和自然的原则对待爱情和生活。这部作品在中古时期发生过广泛的影响。
城市文学作家在抒情诗方面也作出了成绩。法国的吕特勃夫(?-1280)是中古时期第一个优秀的市民抒情诗人。他出身于社会下层，一生贫病交迫。他的诗歌多半描写自己的穷苦生活。他讽刺僧侣、骑士、法官和城市贵族上层分子，揭露托钵求乞的游乞僧是腰缠万贯的富家翁，指出罗马教廷是黑暗腐化的地方：
谁带着钱来罗马，
谁就获得僧禄。
中古时期的抒情诗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弗朗索瓦•维庸(1431-1480?)，他在巴黎下层社会中长大，生活放荡不羁，盗窃财物，经常和法院警卒作对，先后遭到监禁和流放，几乎死于绞刑。他是一个典型的流浪诗人，写过两部诗集：《小遗嘱集》(1456?)和《大遗嘱集》(1461)。他大胆暴露内心的复杂感情，甚至包括卑鄙的感情。他有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生活，以半严肃半诙谐的口吻写他的“遗嘱”。他抱着焦虑恐惧的心情，面对死亡的威胁，写他的有名的《绞刑犯的谣曲》，表示他对生命的留恋。他看出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但他指出有钱有势的人最后总是和贫贱的人一样，免不了一死。在《往日贵妇的谣曲》里，他说历史上有过不少美人，多少人拜倒在她们脚下，结果还不是香消玉殒，长埋地下?他写道：“去年的雪如今安在?”同样，在《往日王爷的谣曲》里，他写道，历史上有过不少帝王英雄，受人尊敬崇拜，现在还不是躺在坟墓里，长眠不起?“英勇的查理大帝如今安在?”
维庸诗集中的谣曲写得特别精彩，饶有民间诗歌的风味。他的两部诗集反映出十五世纪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状态。
这一时期农民运动在文学上也有所反映。英国下级僧侣威廉•兰格伦(1332?-1400?)的长诗《农夫皮尔斯》是英国农民运动的直接产物，当时流传颇广。诗的第一部分，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梦境和众多的寓意形象(如“七大罪恶”)，揭露了封建社会特别是教会和僧侣的种种罪恶。在他所梦见的农民皮尔斯这一形象中，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肯定劳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提倡平等。第二部分写皮尔斯追求真理和善的历程，多是经院式的辩论，形象性不强。这部作品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期提出改革要求，起过进步作用。当然它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寄希望于封建国王，并且受到很深的宗教影响，在作品的最后，作者幻想人们团结在统一的教会的旗帜下，向罪恶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谈到十四世纪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约翰•鲍尔的农民平等思想时，曾提及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并建议人们把它同“高雅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对比一下”，从而指出了这部长诗的基本倾向。
中古后期，谣曲盛行于各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如北欧各国、冰岛、英国、苏格兰以及南欧的西班牙，其中以英国的一组谣曲《罗宾汉谣曲》(保存了约40首)成就较大。罗宾汉出身自由农，据说生活在十二世纪，他不堪封建压迫，逃往绿林，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和一些同样受封建主压迫的农民、手工艺人结伙，出没绿林、城镇，专门抢劫财主和大僧侣，帮助受欺凌的穷人，并和追捕他们的官吏、地主、僧侣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射得一手好箭，非常勇敢、机智、豪迈，对战胜敌人充满信心。他虽然不愿给国王服务，并捕食树林中属于国王的鹿，但他并不把国王当成敌人。谣曲的艺术特点是故事性强，往往出现意外的情节，对话很多，富于抒情性。罗宾汉谣曲在十四、五世纪流传很广，在文艺复兴时和十九世纪还经常为作家所采用。类似罗宾汉的传说许多国家都有，如挪威的神箭手艾吉尔，瑞士的神箭手威廉•退尔，都反映了农民的抗暴斗争。谣曲这一诗歌形式直到现在仍然在一些国家流行。
中古时期，戏剧这一领域长期被教会占据着。宗教戏剧有两种：奇迹剧和神秘剧。其情节取自《圣经》和圣母或圣者的传说，充满宗教色彩，是宣传迷信的工具。十三世纪，市民思想打进宗教戏剧，有的作家把日常生活写进他们的奇迹剧，但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仍很浓厚。真正的世俗戏剧到十四世纪才出现。这时候，市民要求有自己的娱乐，组织自己的剧团。戏剧活动在欧洲各城市中都有一定的发展，而以法国最为突出。巴黎有两个重要剧团：法院书记剧团和傻子剧团。他们编写的剧本，有道德剧、傻子剧和笑剧三种体裁。
道德剧通过寓意的手法，宣扬宗教道德或世俗道德。
傻子剧用人物装疯作傻来表示市民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不满情绪，讽刺性较强。彼埃尔•格兰高尔(1475?-1538?)的《傻王的把戏》(1512)中的傻王影射法王路易十二，傻娘是教会，教皇被称作“顽固人”。
笑剧比道德剧和傻子剧在当时更有现实意义。笑剧人物一般是市民，反映的是他们的生活和处世态度。从中古时期保留下来的笑剧中最优秀的一部是《巴特兰律师的笑剧》(1470)，写一个骗上加骗的故事。布商想骗律师，受骗的却是他自己。律师替羊倌出谋，骗过了法官和他的主雇——布商，羊倌却又骗了律师，赖了他的律师费。在这部以欺骗为主题的剧本里，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骗术高超的那一面，他把机智和狡诈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加以赞扬。《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和《列那狐传奇》及韵文故事等同样说明着，市民在和封建贵族斗争中一开始是依靠机智来取胜的，同时也很好地证明，资产阶级文学是以骗子人物开始的。《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说不上有很高的艺术性，但按照职业身分来描绘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在这方面有一定成就。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作家采用它的情节编写喜剧。
第四节　从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和意大利诗人但丁 
中古欧洲的城市文学反映了市民的要求，具有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他们在作品中常常以机智战胜残暴愚蠢的封建主，对自己的胜利抱乐观态度，表现得很有信心。而市民对世俗生活的兴趣，又使城市文学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因素。城市文学的这些新的特点，使它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前驱。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还不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远远不能和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他们还不可能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较为发展、政治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这一阶层才得以初步形成带有自觉性的阶级意识，茁发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出了一批向文艺复兴过渡的作家。这些作家重视现世生活，肯定个人地位，或多或少地具有近代的民族意识。他们的作品继承了城市文学的现实主义因素，但比起城市文学来，不仅反映的现实面更为广阔，而且更能反映时代的重大问题。他们的讽刺已不是斗智、嘲笑，而是更能打中封建主和教会的要害。他们提高了俗语，使之更加丰富。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还没有摆脱封建意识和神学思想的束缚，艺术上也常常未能完全超出中古文学表现方法的范围。欧洲各国由于经济、政治条件的不同，这一类介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出现也先后参差不齐。他们当中有的带着更多的中古文学的特点，如维庸；有的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如彼特拉克、乔叟。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则是但丁。恩格斯把他称作“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属于圭尔弗党的没落的小贵族家庭，早年的文学创作属“温柔的新体”诗派。为了歌颂他所爱的女子贝雅特里齐，他写过一系列抒情诗。在这些诗里，他把妇女高度理想化。贝雅特里齐被写成一个从天国下凡显示奇迹的天使。她死后，但丁把歌颂她的诗用散文串联起来，名为《新生》(1292?)。但丁对贝雅特里齐的爱是精神上的爱，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他使用的艺术手法是中古文学所惯用的梦幻、寓意、象征等。除了《神曲》以外，《新生》是但丁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但它没有涉及当时社会的主要方面，艺术上还没有完全达到成熟的境界。
但丁好学深思，掌握了中古文化领域里的广博知识，这给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他曾参加政治活动，1300年当选为佛罗伦萨市的行政官。他坚决反对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于1302年被放逐，至死没有重返故乡。
政治生活使但丁触及了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放逐期间，他坚强不屈；他看到祖国壮丽的河山，接触到社会上各个阶层，加深了爱国思想。他的眼界扩大到意大利全国和整个基督教世界。
放逐初期，但丁写过两部著作。《飨宴》(1304-1307)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借诠释自己的一些诗歌，把当时各方面的知识通俗地介绍给一般读者，作为精神食粮，故名《飨宴》。书中盛赞俗语的优点，批判封建等级观念，阐明真正的高贵在于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人文主义思想。这部著作给意大利语学术性散文奠定了初步基础。《论俗语》(1304-1308)用拉丁文撰写，目的在引起知识界对于民族语言的注意。这是最早一部关于意大利语及其文体和诗律的著作。书中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问题起过重大的作用。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但丁用意大利语写作《神曲》的理论根据。
在放逐中但丁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和平与统一是当时的重要课题。他在意大利看不到能够实现和平与统一的力量，因而把希望寄托在神圣罗马皇帝身上。他用拉丁文撰写的《帝制论》(1310?)以经院哲学的推理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论证人类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能够充分发挥潜在的才能，而这一目的只有在皇帝统治下的和平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空想性质。但是他强调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涉政治，则表达了新时代的要求。书中还热烈赞扬古罗马的光荣传统，流露出作者的爱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