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尼亚，诗人格里高利•亚历山德雷斯库(1810-1885)的作品，反映了罗马尼亚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诗人和剧作家瓦西列•亚历山德里(1821-1890)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写过不少民歌体的抒情诗和叙事诗。他的《罗马尼亚的觉醒》(1848)等爱国主义诗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族解放。他的创作对罗马尼亚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保加利亚，这正是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复兴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同时也是革命诗歌最发达的时期。诗人多勃里•钦图洛夫(1823-1866)写出了《起来啊，起来啊，巴尔干的英雄》等爱国主义诗歌。彼特科•斯拉维伊科夫(1828-1895)的《给保加利亚人》(1879)和长诗《大队长鲍伊卡》(1873)，反映了保加利亚人民对自由解放的渴望和决心。在保加利亚文学史上，革命诗人和政论家赫里斯托•波特夫(1848-1876)占有重要地位。他出身于一个进步教师的家庭，十五岁到俄国敖德萨求学，深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影响，决心反对土耳其人的奴役。1867年他亡命罗马尼亚，在流亡期间同保加利亚革命领袖瓦西尔•列夫斯基等人相识。1876年保加利亚爆发四月起义，波特夫率领一支两百人的队伍，横渡多璃河，进入保加利亚境内，参加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在五月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波特夫的一生很短促，他只活到二十八岁，但他留下的诗歌和政论却对保加利亚民族解放事业和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诗大都是在1870年前后写成的，其中以《告别》(1868)、《哈吉•迪米特尔》(1873)、《瓦西尔•列夫斯基的绞刑》(1876)等最为有名。《哈吉•迪米特尔》结尾处有这样的句子：
在争取自由的战斗里倒下去的人，
他永生不死：大地、天空、野兽、自然，
都要为他哭泣悲伤，
歌手们也要用歌曲来将他颂扬……
这几行诗在保加利亚尽人皆知，它们好像是波特夫为自己战斗的一生所作的写照。波特夫之后，很多保加利亚爱国志士都是唱着这几行诗从容就义和英勇牺牲的。
在塞尔维亚，民俗学者符克•斯泰芳诺维奇•卡拉吉奇继续进行搜集和编辑塞尔维亚民间史诗的工作。在斯洛文尼亚，出现了诗人法朗塞•普列舍伦(1800-1849)，他在1847年出版的诗集中收集了他的优美的抒情诗作。在门的内哥罗，诗人彼得•涅果什(1813-1851)在著名诗剧《山地花环》(1847)中，描写了十八世纪初门的内哥罗人民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
这个时期，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们正在创建自己的民族文学，号召人们抛弃土耳其语和希腊语，改用祖国语言进行教学和从事写作。意大利南部的阿尔巴尼亚侨民居留地出现一种“阿尔别列什(阿尔巴尼亚的古名)文学”，其代表人物是耶罗尼姆•德•拉达(1814-1903)，他著有浪漫主义长诗《密洛萨奥之歌》(1836)。后来他又发表长诗《无辜的斯坎德培》(1872-1884)，来歌颂十五世纪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对土耳其人的英雄战斗。
在十九世纪中叶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文学里，匈牙利的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出生于一个农村屠户的家庭，自幼清苦度日，没有读完中学就独自出外谋生，当过兵，做过演员，浪游过很多地方，非常熟悉劳动人民的苦难。他热爱匈牙利的诗歌，1838年开始写诗。早期作品带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并具有民歌的自然与纯朴的特色。
裴多菲在1844-1845年所写的诗歌，鲜明地表现出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倾向。《贵族》、《反对国王》、《匈牙利的贵族》等诗揭露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爱国者之歌》、《生和死》、《祖国颂》等作品，反映诗人对祖国与人民的热爱和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
1844年是裴多菲向民歌学习的丰收年代。这一年他写成两首长诗：《农村的大锤》和《亚诺什勇士》(旧译名《勇敢的约翰》)。《农村的大锤》是一首讽刺史诗，诗人用辛辣的语言讥笑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并对贵族地主表示憎恨和蔑视。《亚诺什勇士》是一首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英雄叙事诗，它通过主人公——贫穷的青年牧羊人亚诺什的经历，表现了匈牙利人民抗暴政、求解放的热烈愿望和斗争精神，诗中也充满着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
1846年，裴多菲的思想和创作生活中发生一次重大的转变。从这年春天起，他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组织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编辑刊物《生活场景》。他在1846和1847年所写的诗歌如《我梦见流血的日子》、《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骨气》、《蒂萨河》、《为了人民》等，都洋溢着渴望战斗的革命热情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的赞颂。从此裴多菲就用诗歌当武器来为人民的斗争事业服务。像《致十九世纪的诗人》、《致奥洛尼•亚诺什》、《穿破烂衣服的士兵》、《诗歌》等诗，都明确地表现了诗人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观点。他在《致十九世纪的诗人》中这样写道：
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
千辛万苦地和人民在一起!
在《穿破烂衣服的士兵》中他又写道：
我的连队，我站在你们的士兵当中，
我和你们一同作战!
我用自己的诗歌作战……
我的每一首诗就是一个战斗的青年。
1847年2月间，裴多菲读了奥洛尼的长诗《多尔第》以后，立即写成《致澳洛尼•亚诺什》一诗，和奥洛尼结下终生的友谊。他在写给奥洛尼的一封信中，讲出了他对于诗歌的信念：“不管人们怎样讲，真正的诗歌总是人民的诗歌。我们都赞同这样的意见：应该使它成为统治力量!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也就更加临近了，而这正是这个世纪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每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的目标，这样的人再也不能冷眼旁观：为了几千个人过舒服的日子和享福作乐，千百万人却在受苦受难。让人民——上天堂，让贵族——下地狱!”
1848年初，革命浪潮席卷全欧，3月间匈牙利也爆发了革命斗争，裴多菲成为这场斗争的旗手，他的诗歌成为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重要武器。3月15日，裴多菲领导下的激进青年在佩斯发动起义。当革命群众聚集在国家博物馆前面时，裴多菲朗诵了他刚写成的《民族之歌》。这首著名的革命诗歌成了3月15日佩斯起义的宣言：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时候到了，现在干，或者永远不干!
是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就是这个问题：你自己选择!——
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永不做奴隶!
这一时期，裴多菲写了许多革命诗歌如《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大海汹涌着……》、《匈牙利人民》、《自由颂》、《把国王绞死》等，这都是人民革命热情的集中反映。同一时期写成的长诗《使徒》，描述一个怀抱着崇高理想、为人民献身的革命家锡尔维斯特所经历的艰苦生活道路和斗争的历史，他最后因为谋杀国王被判死刑。这首长诗充满着对人民解放事业的信心和对专制暴政的无比仇恨，但也反映了裴多菲的世界观的局限性。锡尔维斯特是个“孤独的革命家”，他热烈地期望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诞生，但他和广大人民群众缺少联系，他不是组织人民起来斗争，却把希望寄托在暗杀国王的行动上，这正是他最后遭到失败的原因。
1848年秋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向刚刚获得解放的匈牙利进攻，以科苏特为首的护国委员会成立，开始训练国民军，进行保卫祖国的独立战争。这时裴多菲写过不少政治抒情诗，表现了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和对叛徒的切齿痛恨，号召大家起来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1849年初布达佩斯失守，裴多菲写出《战歌》和《爱尔德利的军队》，用激昂的诗句鼓舞战士们。就在这年七月，裴多菲在作战中牺牲。
裴多菲的诗歌在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裴多菲所追求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

第八章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文学
第一节　概　论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俄，工业生产日益集中，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些国家争夺国际市场，继续执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剥削殖民地人民，引起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反抗，也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巴黎公社起义给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斗争方向，从七十年代开始，欧洲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相继获得新的发展，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但在工人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时期出现了英国的费边主义、工联主义，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俄国的孟什维主义，特别是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等，这些机会主义派别先后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严厉谴责和彻底揭露。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各国工人运动的左派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欧洲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继续开展。在北欧各国，经济上也有所发展，自由资产阶级或地主富农占统治地位，改良主义的影响较大。
二十世纪初，国际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俄国。1905年在俄国爆发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为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
这一时期，在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力量面前，资产阶级为了竭力挽救自己的衰落，除了用武力公开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还从思想上向无产阶级进攻，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法国的泰纳继承实证主义哲学，用实验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和精神活动，认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受着共同规律的支配，得出“罪恶和道德是同糖和硫酸一样在产品”的错误结论，从而否定了社会现象和精神活动的阶级内容。他认为人完全受制于物质环境，抹杀了人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并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提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三大要素的理论。泰纳的决定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七、八十年代，对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化思潮发生过重大影响。
九十年代在法国产生的以柏格森(1859-1941)为代表的直觉主义哲学，反对泰纳的决定论，强调人的主观认识作用。他认为唯一的现实乃是藏在粗糙的物质外衣下的“永恒的生命洪流”，人们只有通过直觉、本能和感情进入“永恒的生命洪流”，才能认识一切事物的实质。柏格森的直觉认识论是一种反理性、反科学的神秘主义。
反理性、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还突出地表现在德国尼采(1844-1900)的超人哲学中。尼采以反对资产阶级传统道德、反对基督教的面貌出现，鼓吹意志的力量，断言这种力量是自然和社会中一切过程的动力。他否定人类的进步，蔑视人民群众，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超人哲学，认为弱肉强食是一切生物的本性。尼采的反动哲学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是后来法西斯统治的理论基础。
十九世纪末，对欧洲各国思想界产生深广影响的，还有上一时期就已出现的德国叔本华(1788-1860)的悲观主义哲学。叔本华也否定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否认历史上任何进步现象，宣称世界是由盲目的、非理性的、荒唐的意志统治着的。他的“唯意志论”助长了十九世纪末的悲观主义思潮，而且和尼采哲学一样，成为后来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
对欧洲这一时期思想界影响很大的另一种学说，是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1856-1939)的心理学。弗洛伊德认为“下意识”，特别是“性的本能”，决定了人的意识和一切社会活动；他歪曲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为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罪恶辩护。
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很多，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外，还先后出现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的文学，这反映了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些流派和上述的思潮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无产阶级文学在上一时期已经发挥革命的战斗作用，1871年以后，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中，自然主义首先产生于法国。六十年代中期，泰纳的学生左拉在他一系列的论文中探讨自然主义的理论；随后，为了进一步明确他的观点，又提出“实验小说”的口号。按他的看法，小说家不单是要把事实“客观地”记载下来，而且应该用所描写的事实来证明某一科学定理(如遗传学的定理)。小说家的创作实践就像科学试验，要把人放在依据事实创造出来的环境中，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左拉还认为小说家在研究和描写事实时不应作出判断，小说家应该是超党派、超政治的。左拉和泰纳一样，用自然规律来代替社会规律，抹杀人的阶级性。同时，他把艺术创作和实验科学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取消了艺术的存在。根据自然主义原则写成的作品，总是着重对生活琐事、变成心理和反常事例本身的详细描写，缺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艺术概括，歪曲事物的真相，模糊事物的本质，把读者引向悲观消极，丧失对社会前途的信心。自然主义对当时欧洲文坛的影响很深。许多作家如法国的莫泊桑、挪威的易卜生、德国的霍普特曼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八十年代末，在德国还产生了以史拉夫和霍尔茨为代表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
八十年代首先在法国产生的象征主义诗歌，是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颓废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象征主义理论家、诗人马拉美认为，诗歌应当表现“理想世界”，这种“理想世界”是理性所不能把握的，是超现实的，只能通过象征去予以暗示。对他说来，诗是一种隐晦的、谜语式的寓言，如果直陈其事，那就已经将诗歌四分之三的快感取消了。象征主义抛弃了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反对如实地描写客观世界，反对诗人明确地表现自己的思想，要求艺术家逃遁到奥秘的个人内心世界中去。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和同一时期哲学领域中的直觉主义相呼应的。象征主义宣扬艺术至上，逃避现实，破坏了思想逻辑和语言规范，把诗歌引向歧途。象征主义诗歌的形式主义，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其他国家颓废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影响，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对王尔德所代表的英国唯美主义也发生了影响。
八十年代末，资产阶级维护其反动政治阵地的企图，在当时文学领域里也得到强烈的反映。有些作家，如法国的巴莱斯、德国的李林克隆，从陕隘的民族主义出发，歌颂强权，宣扬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此外还出现了维护和粉饰殖民主义的文学，英国的吉卜林把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说成是白种人的“神圣义务”，法国的洛蒂则用异国情调的描写掩盖殖民掠夺政策的实质。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参差不齐。在西欧，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最大，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有较突出的成就。英国有哈代、肖伯纳等作家。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时期才繁荣起来，出现了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等作家。这一时期西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作品中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谴责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感到忧虑，不满于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势力的日益猖獗。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情绪。这些作家不了解或者惧怕无产阶级革命，并受到唯心主义哲学、自然主义和颓废文学等多方面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不能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批判的成分和无可奈何的沮丧心情往往结合在一起。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实地表现正在成熟壮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往往歪曲、丑化劳动群众。和上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这些作品中的个人反抗和人道主义思想虽然也有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同情人民的一面，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其消极的一面显得更为突出了。
在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各国，随着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形成和发展起来，特别是波兰、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
在西班牙，培尼托•贝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和维森托•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创作了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加尔多斯的《民族演义》(1873-1912)共四十六部。全书以十九世纪西班牙资产阶级五次革命为背景，从1805年西班牙人民反抗拿破仑入侵开始，到1875年资产阶级政府垮台，封建势力复辟为止，展示了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广阔画面。伊巴涅斯的《茅屋》(1898)突出地表现了在封建地主压迫下，西班牙农民的悲惨命运。伊巴涅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发表过《启示录四骑士》(1916)。这部作品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暴露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在欧美很受欢迎。
在北欧，七十至八十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在挪威获得很大发展。“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易卜生创作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剧”，揭发资产阶级的伪善和守旧，描绘出挪威中小资产者的心理面貌，对当时欧洲的戏剧改革作出了贡献。
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作家是列夫•托尔斯泰，他的后期作品对当时国家、教会、社会和经济等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反映出1861-1904年整个时期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特点以及它的威力和局限，表达了俄国农民群众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和情绪。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局限也很明显，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后，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们不可能站在时代最先进的思想高度上，真实反映人民的伟大历史运动，其作品中的批判成分往往和反对革命的种种因素混合在一起。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建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思维和存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科学地揭示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不同，文学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并积极影响着社会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揭示出作为上层建筑现象之一的文学，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过来对基础起着巨大的反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为文学的阶级性原理、文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原理，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学的商品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文学创作的敌对性原理。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使文学理论从此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光辉著作中，还直接论述和涉及许多文学问题。他们在文艺领域里的斗争，主要是为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在文艺中争取地位。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对革命作家的伟大号召，号召他们表现已经参加了五十年战斗的无产阶级。
二十世纪初，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进入一个新阶段。列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在文艺领域里进行的斗争，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创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艺。他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是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纲领性文献。当时，包括文学书刊在内的出版物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革命斗争要求无产阶级出版物更自觉地、公开地用党的思想教育人民，更有成效地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列宁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粉碎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创作自由”，指出写作事业必须以党的思想为指针，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
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经过几十年的酝酿，积累了经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获得了重大成就。七、八十年代产生的巴黎公社文学，反映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昂扬的斗争精神。著名的《国际歌》传遍世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巨大精神武器。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文学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巴黎公社文学、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罗曼•罗兰 
1870年的普法战争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1871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成立巴黎公社，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公社失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获得胜利，1875年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从八十年代起，法国劳动群众的境况日益恶化；手工业者、手艺匠、小企业主和小商人大批破产。政府高级官员中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贪污案件，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加剧。资产阶级政府对外加紧进行殖民掠夺，并准备对德国的复仇战争。九十年代发生了犹太族军官德莱福斯中尉被诬告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是当时法国民主力量和反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的表现，它暴露了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反动本质，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仇恨心理。
法国工人运动在七十年代末有了新的进展。1879年，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成立，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且通过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德和拉法格起草的党纲。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人运动内部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如可能派、无政府工团主义，展开了长期、复杂、尖锐的斗争。九十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第二国际的活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都对法国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起过巨大的影响。
在左拉最后确立自然主义理论以前，在六十年代，爱德孟•龚古尔(1822-1896)和于勒•龚古尔(1830-1870)兄弟二人合写的《日尔米尼•拉赛德》(1865)已经是一本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小说描写一个女仆的悲惨命运，但作者在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是女主人公在爱情方面的变态心理，至于产生这种变态心理和反常事例的社会原因，则完全没有涉及。作者宣称要追求“民主主义”，并在观察下层社会生活时抱着所谓“严格的科学态度”，事实上，作品并没有提供下层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只是摄取了一些外表现象而已。自然主义丑化工人阶级，掩盖资产阶级剥削本质，把工人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工人本身的“罪恶”，在当时就起着反动的作用。
自然主义在诗歌方面的表现是六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巴拿斯派。巴拿斯派宣扬艺术至上，不问政治；他们标榜创作“冷静的”、“客观的”、“无我”的诗，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单纯注重艺术形式，刻意追求造型美感。巴拿斯派的创始人是勒贡特•德•里尔。另一个重要代表诗人是洛赛•玛丽亚•德•爱雷狄亚(1842-1905)。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1886年《费加罗日报》发表若望•莫雷亚斯(1856-1910)执笔的《象征主义宣言》时开始的，但是在这以前，象征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创作原则，在魏尔仑、兰波和马拉美等人的作品中已有具体的表现。魏尔仑把诗歌看作个人奥秘的感情和细微的感官的直接表现；兰波把诗歌看作对不可知的世界的一种神奇的认识手段；对于马拉美，诗歌则是为了揭示隐藏在一切事物背后的“理想世界”，即事物的“纯净”状态。他们都把客观世界看作主观世界的“象征”，发展了波德莱尔“宇宙是一座象征的森林”的神秘主义观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
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学。小说家保尔•布尔泽(1852-1936)认为必须以君主主义思想和天主教信仰来教育青年，才能复兴法兰西民族。莫里斯•巴莱斯(1862-1923)以宣扬颓废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崇拜》(1888-1891)三部曲开始他的创作。后来他成为“民族复兴”的鼓吹者，以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来对抗民主共和的传统，并成为德莱福斯事件中反动阵营的领袖之一。他在第二个三部曲《民族精力小说》(1897-1903)里颂扬的一个富有精力的乐观主义者，实际上是信奉陕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人物。彼埃尔•洛蒂(1850-1923)是宣扬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继承了消极浪漫主义的传统，在他的描写远方国家“原始状态”(即所谓异国情调)的小说中，贯穿着爱情、死亡、怜悯等“永恒”的主题；他力图使人相信生活在任何地带，人的命运总是不变的，这实际上是掩盖殖民主义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真实关系。同时，他以欧洲“文明人”的姿态去描写远方国家的“原始状态”，鼓励殖民主义扩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