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都城赋：东汉欲以文化立国，政治中心设在洛阳。光武时长安杜陵人杜笃作《论都赋》

主迁都长安。班固明帝时为郎，时京师修宫室，而关中父老仍望朝廷西迁，班固上《两都赋》，设东都主人与西都宾问答，盛称洛阳制度之美，以折西宾对东都淫侈的指责。后有张衡作《二京赋》，设安处先生与凭虚公子问答，指责西汉时长安城内奢华，称赞东汉时洛阳城内合称礼义的社会生活。以奢俭对比，讽喻兴亡之道。

3.述志之赋。贤人失志而作的述志赋是对屈原赋抒情传统的继承。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答客难》、扬雄《逐贫赋》、班固《通幽赋》、冯衍《显志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皆是，但没有了屈原上下求索的超越与神话中人神同在的世界，而是针对现实人生与社会而发出的的感慨与讥讽。东汉诸赋还表现出强烈的归隐思想。与此相关的还有纪行之赋，是对屈原《涉江》诸赋的发展。刘歆让太常博士，出为边郡太守，失志而出京师，铺陈一路上的山川景色，衬托自己情怀的抒发。班彪于西汉末流离避难，作《北征赋》，有诗人《黍离》之怀，对杜甫的《北征》影响较大。蔡邕《述行赋》写自被召入朝，睹遗迹而伤感时政。

二、《汉书》与东汉散文

    1.       东汉散文风格的转变：宣帝以后，东汉政论散文的内容多以经典为归依，不再杂揉

诸子。文风也或典重或简练，多用复笔，句式整齐，不再如西汉散文纵横。政论文如刘向《谏营昌陵疏》、班固《白虎通》、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等等。历史散文也如此。

    2.《汉书》：班彪作《后记》六十五篇同时刘向、扬雄等皆补《史记》。班固二十三岁时彪死，明帝永平元年私撰《汉书》，五年被告发，其弟正如释之，召为兰台令，诏续写汉书。至章帝建初七年其本完成，历二十年。和帝时因窦宪案下狱死。六十一岁。其妹班昭（曹大家）成八表。马续成《天文志》、马融从昭学。班马异同论是史学史上的公案。汉书体例严整、史观道德化，写作典重规矩。刘肃《唐世说新语》：“迁辞直而事备，固文赡而事详。”朱熹《朱子语类》：“太史公疏爽，班固密塞。”茅坤《震泽长语》：“《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镬胜。”魏晋至隋，注《史记》者三家，《汉书》十七家。隋至中唐，注《史记》者十一家，《汉书》九家。可见二者对骈散的影响。

其他历史散文：刘向《说苑》、《新序》、赵晔《吴越春秋》、袁康《越绝书》。

三、汉代诗歌

1.汉代歌诗可分为乐府与五言诗。汉出于楚人，汉初以及此后汉家宫廷中还有一批楚歌的创作，如：高祖《大风歌》、武帝《秋风辞》、《瓠子歌》。司马相如《琴歌》、淮南王刘安《八公操》、灵帝《招商歌》、少帝《悲歌》等。这些楚歌名式参差，多以兮字抒情。广义也说，这些楚歌也算乐府。《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曰：“自孝武立乐府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后汉书循吏传》：“光武起于民间，颇达情伪。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处匪懈，百姓宽息。然建武、永平年之间，吏事深刻，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季郃传》：和帝时分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刘陶传》：“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诸坐谣言徵者，悉拜议郎。”故汉人对于武帝以后创作与编录的歌诗，皆看作官方乐府的采集制作，用以观风俗祭宗庙天地。看作是对《诗经》事业的继续，楚歌是汉乐府的声调之一。故《艺文志》著录歌诗之次序，基本上按颂、雅、风安排。

        高祖歌诗、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宗庙歌诗、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颂）

        临江王及悉愁思节士歌诗、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雅）

        吴楚汝南歌、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邯郸河间歌、齐郑歌诗、淮南歌诗、

左冯翊秦歌诗、京兆尹秦歌诗、河东蒲反歌诗、黄门倡车忠等歌诗、杂歌诗、

洛阳歌诗、河南歌诗、河南周歌诗声曲折、周谣歌诗、周谣歌诗声曲折、诸神歌诗、

送迎灵颂歌、周歌诗、南郡歌诗。（风）

故乐府体现了古代乐教的精神，古代乐教的目的是治心。《礼记祭义》：“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孝经》：“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大于乐。”《孟子尽心：“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荀子乐论》：“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凡学者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乐之速也。”汉代乐府的乐教建设，是对战国礼崩乐坏，音乐走向个性主义与娱乐主义的反拔。

2．乐府：高祖时宫廷有“乐人”。《后汉书·南蛮传》载渝水人俗喜歌舞，高祖命乐人习之，谓之巴渝舞。惠帝有乐府。《汉书礼乐志》：“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武帝时于甘泉宫兴太一之礼，后筑泰畤以为郊祀上天之祀，班固《两都赋序》云：“外兴乐府协律之事。”指此。以后汉朝以为定制，以其倡导，成为歌诗体式，故民间创作、文人创作，官方采集、改编创作、宫廷文人创作皆可名乐府。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辑上古歌谣辞至唐五代新乐府一百卷，其中汉乐府四十多篇。

3．汉乐府的声调：雅声：此为周代遗声。《汉书礼乐志》去汉兴有制氏通雅乐声律，世世在太乐官，但记其声律，不知其义。成帝时王褒作《中各》、《乐职》、《宣布》，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楚声：高祖大风歌、唐山夫人房中乐等皆是，武帝时郊祀歌辞也用楚声，此是汉家正音。秦声：《谏逐客书》：“击瓮叩缶，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声也。”《汉书杨恽传》：“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新声：出北狄西域，多为鼓吹曲。《乐府诗集》引刘巘《定军礼》：“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后汉书班超传》李贤注引崔豹《古今乐录》：“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之。”《乐府诗集》分乐府为：

                                                          郊庙

                                                          燕射

                                               官乐

                                                          鼓吹

                                                          舞曲

                                    入乐

                                                          相和－汉旧曲

                                                          清商

                     乐府                      常乐       琴曲

                                                          杂曲

                                                          近代曲（隋唐曲）

                                                          新乐府（唐代）

                                    不入乐

                                                          歌谣（徒歌）

汉乐府大都存于相和、鼓吹、杂曲之中。乐府句式不齐，有五言、七言、杂言。以五言不主。五言为二、三节奏（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与楚辞中五言三、二节奏不同（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所以，汉乐府直接孕育了五言诗。

 

4．汉代的民间乐府：汉乐府的主要成就，体现于民间乐府。

    5．  文人乐府：《古诗焦仲卿妻所作》为其杰作。
    6．  五言诗的起源：旧说：起于枚乘与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载《古诗十九首》、枚乘《兰若生春阳》）。起于李陵（《文选》有苏李至答诗）。起于班婕妤（《文选》、《玉台新咏》载其《怨歌》）。王莽时冯衍《车铭》：“乘车必护轮，治国必爱民。车无轮安处，国无民谁与。”东汉班固《咏史》（《诗品》以其质木无文）、秦嘉《赠妇诗》、蔡邕《饮马长城窟行》。
    7．  古诗十九首：东汉末至建安时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作品，中国诗史上的杰作。与乐府不同的是：抒情不叙事，咏叹人生的悲歌（宦游、求知己、及时行乐）；文人创作；短篇（不过二十句）。
    8．  关于七言诗：汉代有七言。为俗文学。字书中多有之。传说的《柏梁台联句》。第一首文人七言诗的作者：张衡。《四愁》、《思玄》。

参考资料：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第五节   建安文学

    一、文学的自觉时代：1927年9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中指出：“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纂汉而即帝位，他是喜欢文章的。……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此后讲魏晋文学，皆以此为分期标准。但仔细分疏，鲁迅先生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是魏晋，非实指建安时期。其理由也是因为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实则，此前刘师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此为刘氏1915入北大后的讲义，1919年刘氏殁后出版，时间亦在20年代）中专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曰：“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又：胡小石先生《中国文学史讲稿》（此稿虽刊于1928年，但此前是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武昌高等师范、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稿）在此前即提出：“本期（建安）为汉代文学转变的大枢纽，较之前几个时期真是光芒万丈。”他分析原因有二：其一：文人遭党牵连、黄巾之乱、十常德语怀董之乱，死亡很多，许多文人失去常度。其二是经学缰化，流弊太多，怀疑与批判思想兴塌，“建寻时之孔融、祢衡、杨修都是王充的后继者，他们均能毫无顾忌的反抗那种时代的虚伪思想，儒家就是他们攻击的大对象。以后于正始时，道家学说大盛，谈玄的风气通行一时，孔祢诸人实有发难的功绩。”他总结此时文学最显著的变化有三种：（一）为赋之作风改变；（二）为五七言诗之昌盛与正式成立；（三）为文学批评态度之鲜明。
    二、赋的转变：东汉中后期，归隐、刺世的赋已出现，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汉末的赋由大赋转为小赋，由铺张扬厉、事形为主、为文造情转为咏物寄兴，情义为主、由情生文、个性突出。赋具诗趣。如祢衡《鹦鹉赋》、王桀《登楼赋》。曹丕《论文》曰：“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曹植《洛神赋》亦为佳构。
    三、诗的昌盛：此际诗的时代到来。诗迎合了直接抒情的需要，加之东汉文人对乐府诗的吸收提炼，五言诗体成熟，七言体制也在建构之中。建安诗人心灵慨悲凉且委婉凄伤，五言最佳。因为当时的五言诗与乐府同，皆可入调歌唱，其音节音韵之魅力当来自音乐。今从其诗歌所用声调可见其侈陈哀乐之态。曹操《苦寒行》、《薤露》、《蒿里行》皆为汉时挽歌丧曲；曹丕《燕歌行》、曹植《怨歌行》等，皆慷慨任气，志深笔长，至以乐极生悲，感慨生死。沈约《南齐书文学传论》曰其“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则文辞的自身韵律关亦在其诗中呈现出来。情辞双美，故具风骨（《文心雕龙风骨》：“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以建安的时代悲歌，具风骨之态，故后为以建安风骨称之。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四、文学批评的兴起：此为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杨德祖《答临淄侯笺》等。曹丕《论文》以为：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虽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五、文人集团的形成：曹丕《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际，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六、三曹：
        1．  曹操：他是寒族的代表，于民间之文艺特加爱好。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他有英雄本色，情感坦荡。其作品有成就在于赋于乐府诗以时代情怀，开拓四言诗的境界。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意。其文通脱，切直清峻。
        2．  曹丕：字子桓，魏文帝。八岁作文，博极群书。为人节制敏感。其乐府诗清新超逸，如微风远韵，映带人心。善摹情景心态，多有拟代之作。《与吴质书》：“每念昔日南此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刘勰《文心雕龙才略》：“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王夫之《姜斋诗话》：“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拟如此。”又曰：“曹子建铺排整饰阶级，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宜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邪？”
        3．  曹植：字子建。封陈思王。生平坎坷，才气纵横，直率天真。为人放纵，情感奔放不可自控，且词藻华丽，有暗合格律者。前期作品如《白马篇》逞才使气，意气风发。后期如《赠白马王彪》，激愤悲郁。魏晋时人好声律者喜之。《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植初得邯郸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诗品》列为上品，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谢灵运曰：“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七、七子：曹丕《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祯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曹植《与杨德祖书》：“仆少小好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建安二十二年，陈、应、刘、徐一时俱殁。孔于建安十三年被曹操所杀。阮死于十七年。王粲死于曹操征吴途中。
    八、蔡琰：蔡邕女。东京之乱，为董卓兵士掳掠，售于南匈奴，与左贤王生二子。曹操求归，配董祀。有五言《悲愤诗》，传骚体《胡笳十八拍》亦为其作。

参考资料：

余冠英：《三曹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陈引驰编：《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一、政治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分裂的时期长达392年，统一的时期仅30多年。汉献帝建安25年，曹丕代汉，至魏元帝，计46年。西晋武帝太康元年灭吴，统一中国。十年后晋室八王之乱。二十一年后，刘曜陷长安，虏怀帝；五年后，刘渊陷长安，虏愍帝。中国自此分南北朝。社会组织的分裂：自耕农、庄园经济、游牧经济；君主与士族，土著与移民。文学创作集团分寒士与士族，文学家族兴起。

    二、玄学兴起：东汉末期名教的危机，对“天人新义”的寻求。批判思潮兴起，对现实政治文化道德的消解；经学衰微，黄老学说复兴，元气自然论对目的论的消解（王充《论衡》、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徐干《中论》）；古文经学、诸子学兴起对儒学原典的回归及对官方经学意识的消解。政治动荡，生活不安，社会道德溃败，则士人或隐逸、或以一己之身承担道德价值，抗节者、狂士、名士等涌现，对个人价值、生命的自然意义、美学意义等认识觉醒，对自然关注与崇尚。

        名理学与谈论、品评人物。棕名核实、精练名理、臣道可责与君道无为。

        玄学出现，新统治术，新人生观。自然与名教。何晏《无为篇》、《论语集解》等，王弼（寿仅二十四岁）《老子注》等，贵无。司马氏代魏后，主张玄学的多为魏党，以在野者出现，竹林七贤以放诞自然反抗名教。裴頠[《崇有论》以为无既为无，就不能生有，始生即自生，名教自有乐地。调和名教与自然，此后向秀、郭向注《庄子》，发挥万物然自生，独化，安命。“理有至分，物有定性”、“小大之殊，各有定分”。玄学进入第二个时期。玄学的清谈前期为政治，后期为玄谈。东晋之后，士人玄礼双修，以老、庄、易为三玄，又出入佛教，玄学作为思辨更加精致。郭象《庄子注》最后一句话：“吾意亦谓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辩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奕乎！”玄学提供了重视理论的风气，文学理论在此期有飞跃的发展。《晋书陆云传》记陆氏兄弟入洛，过王弼冢，本无玄学，自此谈老庄殊进。”陆机《文赋》受其影响。（参见周勋初《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思辨方法，使文学艺术摆脱了道德的束缚（嵇康《声无哀乐论》）。玄学重视人生的意义、个性（风度）、自然，在艺术题材如山水诗、山水画、书法、轶事小说等方面的开拓。沈约《宋书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开馆鸡笼山。立玄学、史学、文学、艺术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