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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新派和帝党的变法活动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御史杨崇伊奏劾强学 会结党营私、贩卖西学书籍、刊印 《中外纪闻》、勒索外省大员。强学会和  《中外纪闻》遂遭封禁。《强学报》也因采用“孔子纪年”而遭到张之洞的 反对，被迫停刊，上海强学分会无形解散。      维新运动虽然一时遭到挫折，但风气已开，难以遏止。1896年8 月，维 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 《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梁 启超发表了 《变法通议》等多篇论文，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变法维新， 鼓吹 “兴民权”，主张君主立宪，文章观点新颖，议论风发，产生了很大影 响。 《时务报》在几个月中销量达上万份，风行一时。      10月，严复等在天津创办 《国闻报》，宣传变法，成为维新派在北方的 舆论中心。严复 （1852—1921），字几道，号幼陵，出生在福建侯官 （今福 州）的一个中医家庭。早年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7年被派往英国留学， 学习海军。两年后归国，1880 年起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达 20 年之 久。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科学著作非常感兴趣，并有 深刻研究。甲午战败，他深受刺激，在天津 《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 等文章，用天赋人权说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维新变法。1897 年 12 月， 他翻译的 《天演论》在《国闻报》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这部书是根据 英国学者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中的前两篇翻译的， 它宣传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流行于西 方的一种社会政治学说，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遵循着 “物竞天 择”、 “优胜劣败”的规律。很显然，它是为殖民主义者扩张服务的反动理 论。但是，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历史条件下，它却起到了积极作用。它的“优 胜劣败”的理论警醒了沉睡着的中国人，极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 的进化学说为中国人民的改革活动和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它很快 风靡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 1897年春到 1898年夏，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梁启超 等汇聚湖南长沙，开展维新运动。谭嗣同 （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 出生于湖南浏阳官宦人家。少年时接受传统教育，青年时遍游各省，观察风 土，结交名士。甲午战败，他深受刺激，思想为之一变，从此批判旧学，提 倡西学。 1896 年夏，他游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求友访学，结识了 梁启超、严复、文廷式、翁同龢等维新人士和帝党分子，又自称是康有为的 私淑弟子。同年，他父亲为他捐得五品衔候补知府。他在南京候缺，至 1897 年夏，写成5 万余言的 《仁学》。这部书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自 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构成一种独特的哲学体系，它以民主主义观点批判 封建专制思想，痛斥 “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号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 俗学、天命、佛法等网罗，获得思想解放。在候缺期间，他往来上海、两湖， 为推动变法奔走呼号，后来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到长沙主持新政。      当时湖南的维新运动是各省中最活跃的。巡抚陈宝箴、署按察                           维新派创办的部分报刊 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地方官员都赞成变法，并邀请谭嗣同、梁启 超等到长沙兴办新政。维新派和开明官绅先后创办了 《湘学新报》（后改名  《湘学报》）、《湘报》，宣传爱国救亡，提倡西学，批判旧学，鼓吹民权； 组织南学会，联络官绅士商，培养民主意识；开办时务学堂，向学生灌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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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思想，培养变法中坚；又设立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新政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1895 至 1897 年，维新派和开明人士在全国共创办学会   23 个、学堂 17所、报馆9 家、书局2 家，总计51 个，到 1898年增加到300   多个。表明维新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相当规模。       维新派的变法活动，特别是舆论宣传活动，引起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恐慌   和憎恨，他们竭力攻击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张之洞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劝   学篇》，企图把变法运动纳入到洋务派的轨道上来。于是双方展开激烈论战，   论战主要围绕着 “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要不要兴新学”三   个问题展开，而核心是 “要不要兴民权”。       顽固派根据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老信条，反对一切新事物、新思   想。在他们看来中国所以贫弱，不是因为制度不好，而是因为 “人心不古”。                                                          ①   他们说： “当今之世，非无治法之患，实无人心之患”，补救的办法， “总                           ②   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 。死抱着封建纲常名教不放。       洋务派主张变法，但他们的变法只在一些枝节方面，而不在根本方面。   他们说： “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             ③   工艺也。” 这就是说，一些具体的制度是可以因时变通的，但是由三纲五常   所维系的封建伦理和政治制度是永远不可改变的。       维新派主张进行根本性变革。他们根据进化论和中国古代的变易思想指                           ④   出：“变者天下之公理”，而且这种变化不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是一   个不断更新的过程，所谓 “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                                               ⑤   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 既然进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的普遍规律，那么面临着 “四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也不能不变法改制。   他们尖锐地质问那些支持 “祖宗之法不可变”观点的顽固派说：“祖宗之法，   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⑥       维新派也批判了洋务派的枝节变法。他们指出：洋务派也搞了一些新政，   像总署、使馆、同文馆、招商局、制造局、税务局、船政厂、电线、铁路等，   但 “根本未变”，“未易骨髓”，因此大清朝这座岌岌将倾的大厦仍经不住   狂风暴雨的袭击。鉴于洋务运动 “补漏之无成功”，他们主张“别立堂基，                               ①   涤除旧弊”，进行全面变法。 维新派所说的全面变法，包括了政治制度的改   革，其核心是兴民权、设议院。而顽固派和洋务派对此深恶痛绝，他们认为：                                                        ②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大乱四起”；“中国幸不设议院                                          ③   耳，设议院而废君，大逆不道之事多矣” 。他们的结论是：“民主万不可设，                                      ④   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 顽固派和洋务派对待变法的态度不尽一   致，但在捍卫专制制度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① 褚成博： 《变法宜先变心折》，《坚正堂折稿》，第2 卷，第 18 页。 ② 李秉衡： 《奏陈管见折》，《李忠节公奏议》，第10 卷，第 8 页。 ③ 张之洞： 《劝学篇•变法第七》。 ④ 梁启超： 《变法通议自序》，《戊戌变法》，第3 册，第 11 页。 ⑤ 谭嗣同： 《湘报后序上》，《谭嗣同全集》，第137 页。 ① 参见康有为：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杰士上书汇录》。 ② 张之洞： 《劝学篇•明纲第三》。 ③  《翼教丛编》，第5 卷，第7 页；第3 卷，第 14 页。 ④  《翼教丛编》，第5 卷，第7 页；第3 卷，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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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新派与他们针锋相对。维新派指出：中国致弱的根源就在于 “君权日                       ⑤   益尊，民权日益衰”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兴民权，设议院。关于设议   院的好处，他们说： “上自君主，下自缙绅，皆得演说机要，互相辩论，国   有大事，尤于此定其操纵之权，虽君主不得而相强，而君民之间，仍复浃洽……                                             ⑥   以故国家无决难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 他们把设议院看作改革的核心，   如严复说： “设议院于京师，而今天下郡县各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   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   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⑦   矣。” 坚信在中国设议院是形势发展所必须的，任何人也阻挡不       维新派主张变法，主张兴民权，是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的，在他们的心目   中，西方国家 （包括日本）就是中国的榜样，因此他们热情宣传西学，希望   能用西学来改造中国。       在甲午战后，除个别极顽固分子外，已没有人完全拒绝西学了，洋务派   甚至扩大了他们学习西学的范围，不仅主张在科学技术领域学习西方，而且   主张在财政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方面学习西方，但是他们坚决反对引进西方的   政治学说。他们坚守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核心—— “三纲五常”是“体”，是不可动摇的，引入的西方文化只能作为   传统文化的补充，而不能改变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维新派则不同，他   们主要强调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梁启超把西学分为政学和艺学，他主张学                                               ①   习西学应该 “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严复也指出西方国家“以自                         ②   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至于自然科学技术 “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              ③   脉之所在” 。       甲午战后，由于维新派的努力，更由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输入   西方文化已从战前以物质层面为主，转进到以政治制度层面为主，中国的文   化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化。       维新派在戊戌时期同顽固派、洋务派的思想论战对于变法运动具有重要   意义，它推动了变法运动走向高潮。这次论战，是作为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   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思想文化提出挑战。在论战中，维新派以进   化论批判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民权观念批判“君权至   上”的封建专制思想，并阐明了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的道理。经过论战，资产阶级新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   解放潮流。       在论战中也暴露了维新派的一些弱点和缺点。他们所宣传的进化论是庸   俗进化论，只承认事物发展的渐进过程，不承认有突变，反映在政治上，他   们主张对旧制度进行改良，而反对革命；他们所宣传的民权只是资产阶级和   开明士绅的参政权，并不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应享有的政治权力；他们要求实   行君主立宪，但有时又以 “民智未开”为理由，主张暂缓实行，表现出很大 ⑤ 梁启超：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⑥ 赵而霖： 《开议院论》，《戊戌变法》，第3 册，第 159 页。 ⑦ 严复：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 册，第 32 页。 ① 梁启超： 《与林迪臣太守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 ②  《原强》，《严复集》，第1 册，第 11 页。 ③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 册，第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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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妥协性；他们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但很不彻底，在很多方面和旧思想 旧文化划不清界限。所有这些弱点和缺点都是由这个阶级的局限性和它所处 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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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戊戌变法和政变                                 一 百日维新       1897 年 11 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康有为从这一事件中敏锐地觉察   到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了，他立即从上海赶赴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   他指出：现在 “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上，省括   即发，海内惊慌，乱民蠢动”，中国的处境十分危险， “譬犹地雷四伏，药   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如果皇帝不当机立断，发愤维新，就有亡                                                          ①   国的危险，“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情绪激烈，言词痛   切。在这封上书中，他还提出了开国会、立宪法的要求。这封上书递请工部   堂官代呈，遭到工部尚书松溎拒绝，未能递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社会上广   为传抄，并在天津、上海、长沙维新派的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给事中高   燮曾为此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光绪谕令王大臣传询康有为，听取他对变   法的意见。1898年 1 月 24 日，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大臣在总理衙门传   询康有为，康有为详细陈述变法意见，并批驳荣禄的守旧言论。次日，翁同   龢向光绪皇帝奏报传询情况，光绪诏令康有为可以随时上奏言事，并进呈所   著的 《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等书籍。       1月29 日，康有为奏上 《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这   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最重要的一书。在这封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系统而具   体的变法建议。他建议：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   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 12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实行地方自       ①   治。在这些建议中最重要的是设制度局。康有为借鉴西方政体三权分立的原   则，希图将议政和行政分开，按照他的设计，制度局负责 “将旧制新政，斟   酌其宜”， “草定章程，考核至当”，又“撰叙仪制官制诸规则”，甚至“酌            ②   定宪法” 。制度局议定章程之后，交由12局执行。制度局类似议政机构，   法律局等 12局则是行政机构。       但是制度局在本质上不是三权分立政体下的议政机构。首先，它的成员    “参与”（又称“修撰”）不是经过民选的，而是由皇帝亲自擢拔的，他们   对皇帝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其次， “参与”没有议决政事的权力，其议   事程序是： “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                         ③   皇上亲临，折衷一是” 。所谓皇上“折衷一是”，就是由皇帝调和参与的不   同意见，并加以裁决。由此可见，制度局不能像西方的议院那样限制君权。       与以前几次上书相比，康有为 《第六书》的变法建议要缓和多了。第二、   三、四书建议设 “议郎”， 《第五书》要求开国会，都明显要限制君权，但    《第六书》却不限制君权了，反而要“借君权变法”，“以君权雷厉风行”。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康有为在 《答人论议院书》中作了说明。他认为：光   绪皇帝是个英明的君主，能够举行新政，以君权治天下能使变法收到速效，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 册，第 188—192 页。 ① 康有为：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杰士上书汇录》。 ② 参见康有为：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折》、《日本变政考卷二•按语》；康有为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 是正定方针折》，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63 页。 ③  康有为：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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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中国人民智力低下， “皆如童幼婴孩”，不能“自主”，也只能以君权            ①   治天下。 光绪皇帝非常重视 《第六书》，谕令王大臣讨论如何实施。王大臣   请示慈禧太后，慈禧指示 “尽管驳议”，于是王大臣逐条驳回康有为的建议。       康有为很失望，便把主要精力放在鼓动群众性变法运动上。4 月，他怂   动御史李盛铎在京发起成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政治性团体保国会。   在此前后，还成立了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保滇会、保浙会、   保川会等。士大夫经常集会，议论时政，变法空气日益浓厚。       5 月，一直阻挠变法的恭亲王奕病死，康有为立即鼓动帝党官员上书   敦请变法，并亲自代御史杨深秀草拟 《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侍读学士   徐致靖草拟 《请明定国是疏》，建议光绪皇帝明定国是，立即开始变法。光   绪接受建议，于 6 月11 日颁布由翁同龢草拟的“定国是诏”，其中说：“用   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   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                     ②   空疏迂谬之弊。” 变法运动正式开始。       6 月16 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康有为详细陈述了他的意见，并且建议光绪“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   ①。即采取慎重、渐进、稳妥的步骤。召见之后，光绪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   章京上行走，并特许他专折奏事。康有为利用这种特殊待遇，不断上书言事，   并进呈所著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日本变政考》。早在4 月，康有为已   向光绪进呈了一部 《日本变政记》，光绪看不大明白，叫他重写一部进呈。   于是，康有为又陆续编写陆续进呈了一部 《日本变政考》。在这部叙述日本   明治维新历史的著作中，康有为借鉴日本近代变法的历史，并结合中国维新   运动的实际，加了许多按语，提出一系列有关变法步骤和政策的建议。光绪   发布的变法诏令有很多是根据这些按语拟定的。       在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发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其中关于经   济方面的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垦荒、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   成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   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算。关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   准许大小官员和普通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挠；删改则例，撤销重叠闲   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寄生特权，准许他们自谋生计。关于军事方面   的主要有：裁减绿营，裁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增强海军力量。关于文教   方面的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   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   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   学。以上这些变法措施，在经济方面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   政策，在政治方面给予人民 （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   结社的自由，在文教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改造旧学、传播西学的措施，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但   是变法诏令没有涉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没有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       为了推进变法，光绪皇帝还提拔了一批维新人士，罢免了一批顽固分子。 ① 康有为： 《答人论议院书》，《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本馆照录》栏。 ②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18 卷，第 15 页。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第 1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