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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bertRyie）也承认：“他对意识所作的考察极其精细和透彻，他的方法和结论大胆而有创见，他以不 懈的毅力努力超越正统哲学和心理学的陈旧范畴，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位真正重要的哲学家。”
当然，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海德格尔所引起这些对立的观点也许主要与他思想和学说的反叛性有关。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笛卡尔由于提出了人的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分裂现象等重要理论，被看作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因此，17世纪由笛卡尔所开创的时代就被称作是现代哲学的新的纪元。直到本世纪初，才陆续在欧美出现形形色色的反笛卡尔主义的哲学流派，其
“”中，海德格尔便是笛卡尔的反叛者之一。由他的反叛而引起的震荡，也就十分自然也十分必然了。威廉.巴雷特强调指出；“正是他的反叛，给了我们开启他本人思想之锁的钥匙。”
四
在我们眼中，海德格尔就如同一座宝藏丰富、形态多姿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海德格尔所具有的多义性，既给我们准确地全面地描述海德格尔带来了困难，也为我们有方向有目的地接近海德格尔提供了机会。在选择接近海格德尔的切入点时，我曾作过多种考虑，比如，可以称他为“存在的追问者”、“存在的放牧者”、“ 诗人哲学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的供奉者”、“思想的神秘主宰 者”，或“思想中的思想者”，或用海德格尔自己所称的“途中的思想家”等等，但由于这些题目都过于学术 化，很容易将描述的视线引入深奥的哲学理论的讨论，因此，我宁愿更世俗化，首先把海德格尔当作一个普通的平常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当然，最终确定以被“ 逐出神学的人”为书名，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主要出于这样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海德格尔从小憧憬于教会，却被教会拒之门外，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二是因为海德格尔与神学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许多重要思想既来源于神学，最终又成为了当代神学中最为活跃的部分。
海德格尔对神学的向往，是他在幼年时代就埋在心灵里的一颗种子。而他与神学的不解之缘，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看，是由于他对于亚伯拉罕的崇拜，使他立下了“矢志神职”的理想。可以说，成为一名像亚伯拉罕那样备受尊敬的有着巨大声望的大牧师，一直是他的梦想。从客观上看，是由于他出身的家庭和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更直接地说，是为了求学，是迫于生计。由于家境贫寒，如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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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资助和提携，少年海德格尔在小学毕业后恐怕就只能子承父业，在教堂里做一名碌碌无为的司事。然而，就仅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这也是由于家庭的贫穷）而屡遭教会的抛弃，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现实：在西方宗教史上少了一位神学家，而在世界思想史上多了一位哲学家。这一改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不仅是学习专业的改变，也不仅是从事的职业的改变，而是理想的改变。在对海德格尔这个至关重要的改变的考察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在被逐出神学之后，并没有因此而断绝与神学的关系。—方面，由于他早年一直沉没在神学的理论之中，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与神学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从未放弃过对神学的关注和研究，甚至可以说，他的关于“存在”思想的形成和他的 全部学说的建立，都直接得益于他对神学的批判性继承；另一方面，由于他的许多学生和朋友都是卓有成就的神学家，因此，他的学说对当今哲学与思想的影响，首先是从神学领域开始的。
德国著名的新约神学家布尔特曼（R．Bultmann）曾说过：“我不断地听到一种异议，认为解神话化 要把基督教信仰转变为哲学。由于我把解神话化称作一种解释，一种存在主义的解释，同时运用了海德格尔在其存在哲学中阐发的一些概念，因而引起了上述异议。”布尔特曼是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时的同事和朋友，也是最早接受海德格尔思想的著名神学家之一。布尔特曼的学生奥特在《历史与布尔特曼神学中的“救恩史”》 一文中证实说：“海德格尔对布尔特曼的神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正如我们经常看 到的，海德格尔不时高谈阔论的地方正是布尔曼的局限性之所在。他的著作包括着大量的对神学非常重要的观点，而这块处女地恐怕从来得到恰当的开拓被称作是“当代新教神学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云格
。” ”尔（E．Jungel）则从更广泛的角度肯定了海德格尔与神学的关系。他认为，“——尽管神学对海德格尔的诸多影响（远未得到足够的研究）不容忽视——中断神学研究之后，他仍然涉及了诸如路德以及他自己同时代人的神学著述，纯粹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他们；——尽管他的与上帝相宜的缄默以所谓否定神学的传统——主要源于圣托马斯的著作——为源泉，海德格尔的思想仍然从中吸取了养分；……马堡和弗莱 堡两派的不少神学家均受到海德格尔的持久影响——自康德和黑格尔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产生过他所产生的影响。” 而乔治.斯坦纳则更为大胆地断言：“海德格尔曾深受神学理论的薰陶，并始终保持着一个神学家的形象。因此，他的语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虔信主义、经院哲学和路德教义的浸染，他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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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神学。……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我们真正发现的是一些研究更为深入，论述更为系统的神学理论。……海德格尔的哲学、社会学、诗学，或者在更难以理解的层次上，他的政治学，体现或连接着后神学或神学以后的思想。这种后神学构成了现代西方思想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被逐出神学之后的海德格尔虽然一直徜徉在西方思想的“旅程”之中，但他却有着自己的方向。正如他 自己所说，这个“旅程是某一条路，但不是随便哪一条路”。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寻找这条路，并
”“沿着这条路去寻找能够表明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一个个足迹。当然，这也是一条不会平坦的路，借用一句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希腊箴言：“这是一条崎岖难行的道路，没有阳光，四处昏暗，但是，如果你能找到 正确的门径，这条路将把你引向比阳光更为辉煌的境界。”
本文为李平《被逐出神学的人：海德格尔（》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一书的“引言”
加缪生平与创作
阿贝尔.加缪（1913——1960）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和评论家。他出身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蒙多维镇一个农业工人的家庭，祖籍是法国的阿尔萨斯。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在战场上，母亲带着全家阿尔及尔贫民区，加缪就在那里长大，因而他十分熟悉并同情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和不幸遭遇。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穆斯林社会中的欧洲人，他又感到孤独和隔膜。加缪依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而得以受到正规教育，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加缪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因法共改变了对阿拉伯人的政策而退党，但仍与法共合作，宣传民主思想与此同时，加缪开始从事戏剧活
。动，曾组建“文化之家”和“劳动剧团”，间做编剧和演员。1937年，他曾担任《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并积极从事文学活动。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开始表现出存在主义思想的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1944年法国获得解放后任《战斗报》主编，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 1月死于车祸。
《局外人》
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它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绪弗斯神话》共同在欧美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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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写的是“我”（莫尔索）在阿尔及尔的工作单位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死，明日葬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来到了离阿尔及尔 80公里远的马郎沟母亲已经入殓。
。” 。看门人告诉我，如果我想再看母亲一眼，他可以把棺盖打开，我回答他：“不用了。”我呆在停尸房一边守 灵一边歇息。这一夜，母亲生前的好友不断地前来祭拜，可我一个都不认识。好不容易熬过了夜，院长要见我，他让我在好几份东西上面签了字，并问我是否再看一眼母亲，我说不要。然后，我和院长、女护士，还有一个据说是与母亲相好的叫门莱兹的人一同去给母亲送葬。母亲下葬时我怎么也流不出眼泪来。回到阿尔及尔的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去海滨浴场游泳，遇到了我所在的写字间从前的女打字员玛丽。我们一同玩了一整天，晚上看了电影后，她就跟我回了家当。我再醒来时，玛丽已经走了，在枕头上留下了她的头发带来的海水味午饭后，我在家里东坐坐，西站站，闷得发慌，又到街上东走走，西
。看看，极其无聊地打发完了星期天。周一上班，老板颇显客气。我忙活了一上午，便与同事到处闲逛。因为无事可做，我们便追赶一辆挂有铁链的大卡车，终于扒到了车上，我们在车上欢呼跳跃。下班后回到住处，碰到邻居在遛狗，又碰到同层的邻居雷蒙。雷蒙让我给他以前的情妇写信，羞辱她，进行报复。我起先不允，后来一想也没什么，就答应了。雷蒙的情妇接到信后，就来找雷蒙。雷蒙对其大打出手，惊动了警察，在传讯时，我替雷蒙做了有利于他的证据。雷蒙就约我去妓院，我拒绝了，我们就在街上到处走走。办公室里，老板和我谈一个非常渺茫的计划，他有意在巴黎开一个分号，问我是否愿意去那里工作，我回答说无所谓，老板的样子不大愉快。晚上，玛丽又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同她结婚，我说无所谓，她说我这个人真怪。我到警察局去为雷蒙作了证，使他只受了一个警告处分。我们一起去海滨玩时，雷蒙情妇的弟弟纠集了一帮阿拉伯人寻衅滋事。殴打中，雷蒙受了伤，我揣着雷蒙的手枪到一处清泉旁歇息，恰好碰到了刺伤雷蒙的阿拉伯人，天气炽热难当。我觉得天旋地转，恍惚之中对那个阿拉伯人扣动了扳机，而后又连开四枪。
第二部分写我被关进了监狱，我对宗教不屑一顾的态度激怒了法官。案子拖了11个月，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当时案件不多，报上对我的案子作了不少夸大的渲染，使案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引人注目开庭时，法庭对我把母亲送进养老院过凄苦生活死后不愿再见她一面、甚至没有流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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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等都十分不满。检察官还指出，我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海滨浴场游泳，乱搞男女关系，看滑稽电影寻欢作乐等。从上述事实中，检察官得出了我是预谋杀人的结论，并指责我没有灵魂，没有人性，没有道德观念。我被判处死刑。我拒绝向神父忏悔，生活没有什么可让我留恋的，死和不死都无关紧要。为了有一个好的结束，为了避免自己感觉孤单，我想只要我受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我，对我发出咒骂的呼声，就行了。
加缪的局外人》、、值得反复研究的人物
《，仅仅几万字，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性格独特内涵丰富形象。小职员莫尔索是加缪反映“荒诞”的第一典型形象。莫尔索的荒诞主要表现在他对现实的一切都是冷漠的，很少主动去感觉人生，对外界具有一种盲目的超脱感、麻木感。他对母亲的去世、女友的爱情，对升迁加薪、社会道德、法律制度，甚至对自己被判刑的结果等一切都是冷漠的、不屑一顾的。在他的眼里社会的一切秩序都是毫无意义的、荒诞可悲的。莫尔索体现了加缪的荒诞哲理思想。《局外人》这个题目的含义实际上是指人与周围环境完全脱节人、对自己的生存感到陌生。《局外人》被用来比喻人生活在一个与他漠不相关的世界里，世界视他为局外人，他视世界为局外人，从而产生了荒诞感。
《局外人》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家表现了“荒诞世界”中的“荒诞的人的典型” —莫尔索的形象。加缪用“局外人”界定莫尔索这个人物，却并不妨碍读者从各个方面去分析他。莫尔索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历来评价不一，这里不妨从两方面的展开思考。首先，莫尔索是个超脱的人，他 是职员，有自己的住处，有社交活动、与女人往来等等。从表面上来看，他选择了寻常人的生活方式，但骨子里他并不认可寻常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不愿像这个社会的多数人那样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该害怕的时候害怕，他只听命于自己的内心，他的内心深处驱动他的力量正如加缪的《局外人》美国版的序言中所说的：“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从莫尔索在狱中和神父的谈话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莫尔索这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不仅认识到自己人生的意义，而且对它非常有把握因为他是一个认识到世界是荒诞的怀疑主义者，
。
他不适应荒诞的社会生活，不愿意扮演社会所规定于他的角色。莫尔索的悲剧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能容忍像他这样一个局“ 外人的结果正如彼得.鲁尔谈到莫尔索悲剧原因时所说的“正因为他是一个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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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个局外人，一个其生活方式看来对现存秩序是一种无声威胁的人。” （彼得.鲁尔《加缪与萨特的争论》）莫尔索最终走向了死亡，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他只能以死来结束荒诞。
其次，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莫尔索这个人物为什么总是徘徊在局外。众所周知，社会存在首先要求人们适应，适者生存。而莫尔索的生活态度使他和社会这个庞然大物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无法适应。因此，社会只能把莫尔索这样的不适者甩出去。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并没有为莫尔索这样的人准备适宜的位置，既然他无法正常地扮演社会规定他的角色，他就只能被社会淘汰出局。对社会而言，莫尔索是一个局外人。在社会强大的秩序面前，莫尔索并不企图改变什么，而是生活在自己的主观意念中，把世界变成自己。通过对自身存在状态的选择，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意义。这种自愿的自我孤立使莫尔索不能像多数人那样正常地活着，因而对社会而言，他只能是个局外人，在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通常是能够面对与社会对立的状态，进而战胜自身对此所存在的障碍。战胜的方法多种多样，比如说忽视，人们忽视（有意或无意）好多不好应付的生活部分，回避着与社会正面冲突，使自己不至于过度敏感，为的是能够“正常地”生存下去。莫尔索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态度明确而坚定：听凭自己的内心，他 无法忽视，也不愿回避，因此莫尔索变成了少数人。他在参加母亲葬礼前，内心的感觉是混乱的。“养老院离镇上还有两公里的路，我只好步行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母亲。”，可是当他站在母亲的灵柩前，却拒绝了要为他找开棺盖的老人。莫尔索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的。他爱他的母亲，但又不能忽视心中的冷漠。他无法在这种情感所带来的均衡力量支配下，看母亲最后一眼，只好听任别人的议论。他真实地听从了内心的指引，同样也没有办法在母亲葬礼后，压抑一下自己的欲望，不去和女朋友约会，看费南代尔主演的喜剧片等。他做不到这些，其实，他过分地强调了自己。对莫尔索而言，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其他的存在。也许他没有主动地与社会的传统道德观抗衡，但他无法战胜自己，间接地形成了这样的对抗。于是，莫尔索成了一个喜剧人物。
人有时的确无法战胜自己，这为莫尔索这样的人物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而莫尔索最后在“天气炽热”，、“ 天旋地转”的“恍惚之中”开枪了，开枪杀死了那个阿拉伯人。开枪前，他保持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态 度所需要的勇气，他略微具有一点“英能”的特质，但开枪却使他变成了个懦夫，因为不是必须开枪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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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处的环境并没有逼迫他非开枪不可，开枪意味着他无力继续坚持他那过于独特的生活道路。对他来说，在荒诞世界里这样活下去与死亡两者，无疑后者是更容易的。那么，这样更容易些的道路，使莫尔索又染上了沉重的懦夫色彩。但是莫尔索本能地保持着人的自然状态，拒绝社会对他的异化，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背叛了这个社会认同的一切传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莫尔索又具有那么一点英雄的色彩。总之，这个人物形象是相当复杂的，内涵也是深刻的。
如果前面分析强调的是莫尔索这一人物在强大的社会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尽管他对此保持着冷漠、无动于衷的态度，最终也免不了被吞噬的结局，那么，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社会在人这个既成事实面前的软弱无力。杀死莫尔索依据的是法律，但法律不能随杀死一个人，它依据的是莫尔索杀死那个阿拉伯人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只能由莫尔索亲手创下因此，没有这一事实，便没有任何东西
。奈何得了他，即使他不为母亲的死哭泣、难过，即使他把女人仅当成某种物体，即使他对神圣的事情表示漠然。人可以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之下高大起来，这也是存在主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因素：无论社会呈现的状态怎样强大，实施惩罚的只能是人自己。人有自己选择生存态度的权利。
《局外人》的艺术特色也是很突出的。首先，为了表现人对现实的“局个人”态度，作者使用了对照的手法。小说采用了三重对照。第一重是人物的态度与人物境遇的对照。存在主义文学家总喜欢为他的人物设置一个能对人物发生影响的特定性情景，然后再集中笔力表现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心理和行为。奔丧、结婚和判刑这三件事，是加缪为他的人物设置的规定情景对。于母亲的死亡和安葬，莫尔索是冷漠的；对于爱情和婚姻，莫尔索是无所谓的；对监禁，审判和死亡，莫尔索是消极超脱的。在这里，人物的主观态度同人物的客观遭遇如此的反常，如此的不协调，从客观境遇上讲，莫尔索是局内人，而且是主要当事人，从主观态度上看，他却是个局外人，于是态度与境遇就形成了强烈对照。第二重是人物间不同态度的对照。作者在主人公身边安排门莱兹、玛丽和辩护律师这三个人物，用他们对于事件的积极态度来同莫尔索的冷漠态度相对照，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门莱兹是母亲生前的好友，对于朋友的死，他的悲痛是深沉和由衷的；玛丽是莫尔索的女友，她对爱情是真挚和热烈的，辩护律师对待莫尔索的案子，对于莫尔索的命运和生命，反而比莫尔索自己更加关切。同他们相比，莫尔索俨然是一个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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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是人的生理要求和心理反应的对照。莫尔索在奔丧和恋爱上，更多的是生理上的感觉，而缺乏应有的正常的心理。他的心理活动仅仅是生理要求的条件反射，这样，他就不是社会的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局外人”。
其次，小说富有哲理色彩。作品中，莫尔索在狱中和神父的辩论是最精彩的部分。他们之间唇枪舌剑，围绕人生一些根本问题展开辩论。莫尔索把存在主义的自由观、本位观表达得非常清楚，作者让莫尔索以“胜利”而告终，以昭示存在主义思想的正确。
再次，小说中运用的语言极其简单明了，甚至到了单调、枯燥的地步。这正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人物和思想意境所需要的，例如莫尔索对人生几件大事所表现的态度是漠然的，他的话也是单调而枯燥的。当玛丽问他“愿不愿意和我结婚”时，他以干巴巴的话无可无不可地回答说“怎么样都行”。 玛丽说“结婚是件 大事”，他却回答说“不”。在描写莫尔索被审讯时，作者用一种使读者感到枯燥干涩的语言来表现莫尔索 的心境。几次写到讨厌的大苍蝇”。
“作者用简单明晰的语言表现莫尔索生活的场景，表现生活的单调乏味，从而烘托出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孤独感、陌生感。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存在主义作品，局外人的情节和人物描写采用了许多现实在主义手法。小说人物形象比较完整，作品时间顺序没有
《》
颠倒，情节也比较完整。
《鼠疫》
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尚有三年时（1942年），加缪写出院他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轰动一时，被认为是比萨特的《苍蝇》、《恶心》更具有经典意义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是一部表现作者象征主义天才的杰作。小说写的是20世纪 40年代某年 4月16日清晨，家住阿尔及利亚奥兰城的贝尔纳.里厄医生，在住所的楼梯口发现了一只死老鼠，过去这里从未有过老鼠，这令他吃惊。紧接着当天晚 上他又发现一只老鼠在走廊里吐血而死。但里厄医生还顾不上多想，因为他太忙了。妻子身患重病，这天他到车站送妻子到外地疗养，下午又接待了一名来自巴黎的新闻记者朗贝尔。朗贝尔是为一家大报派来采访有关阿拉伯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的。然而，两天后，奥兰城里到处都是死老鼠里。厄医生楼里的人们也病了，发高烧，呼吸困难。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症状类似的病人，里厄医生认定这是鼠疫，经他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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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市长于是采取紧急措施。此时，鼠疫已经蔓延，全城宣布封锁隔离，只有生死大事经过批准才能对外联系。医生收到妻子病危的电报，但他已无法顾及，他尽一切努力以减少死亡人数。朗贝尔被鼠疫吓坏，他要里厄开一纸证明离开奥兰，以赶回巴黎与情人团聚，遭到里厄的拒绝。后来，朗贝尔被医生的言行所感动，他放弃出城的企图。和里厄医生一起抢救病人。在这紧急关头，只有两个人行为反常。一个是与里厄医生同住一楼的柯塔尔，在大家都忙于预防鼠疫时他动企图上吊自杀。另一个是帕那鲁神父，他代表教会宣布鼠疫是神对人的惩罚，死去的人是罪有应得但是当一些无辜的孩子也患病死去
。时，帕那鲁改变了看法，后来，他自己也被传染上鼠疫，接受神的惩罚，平静地死去。第二年春天，鼠疫的势头渐渐减弱，人们开始面露喜色，唯独柯塔尔反而惶惶不安。原来，他在鼠疫流行前就犯过案，所以要自寻短见，鼠疫流先后，他反而自由自在，继续走私犯法，并希望鼠疫一直蔓延下去。当鼠疫结束的公告发布时，他害怕受到惩罚，躲在屋子里，向欢呼的人群开枪，被警察逮捕。此时，里厄医生收到了妻子病逝的电报，朗贝尔和从巴黎赶来的情人在车站上紧紧拥抱。里厄医生感慨万千，他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来下，因为鼠疫杆菌并没有消灭，威胁始终存在，今后也许还会给一个不幸的城市带来灾难与死亡。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虚构的鼠疫流行的故事，但涉及的都是有关道义、政治、哲学等重大问题。其中的人物、情节、内容都具有象征意义：以鼠疫象征法西斯势力对各国的侵略，以鼠疫流行的奥兰城象征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法国，以市民们的抗鼠斗争象征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以里厄医生的自我牺牲行为象征法国抵抗战士的斗争精神。凡此种种，表明小说显示的是二次大战中法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历程，是作者摆脱《局外人》中的悲观主义绝望心情后，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作为抗灾斗争的代表，里厄医生是一位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者，是也向恶势力斗争的为拯救人类命运做出贡献的英雄。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妻子的病危虽使他不安，但他更关心的是大批病人以及不断死亡的患者，他不相信什么神对人的惩罚，他说：“应该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 的青天”。 他每天工作20小时，组织拯救工作，一切都是为了他人。当鼠疫之灾终于被战胜时，他感慨万千，但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告诫后人，防止鼠疫杆菌卷士重来，祸害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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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小说的背景还是作者心目中的“荒诞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积极地、自由地选 择，而不是无所作为，还可以以自己的行为去感化他人，以使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将“荒谬的世界”变成光 明的世界，这正是加缪作品中的积极进步因素。
从悲观主义、虚无主义过渡到人道主义，这就是小说《局外人》到《鼠疫》的转折。其间，第一人称的独白为第三人称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所取代，一种孤独的反抗态度变为共同奋斗的集体激情所战胜。加缪认为，人们既然承认世界、命运和神的“永远的不公正”，那么人们能做的就是赋予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以一种意义，面对这不公正行事的命运创造一点公正。于是作者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冷漠无情的局外人、旁观者，而是一些有着清醒意识的抗争者、奋斗者。这样，有了一种价值的介入，加缪的思想也就随着对人类本性认识的变化面发展，并在 1951年写成的《反抗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公式：“我反抗故我存在。”
1960年 1月 4日，加缪在外出旅游时不幸遇车祸而丧生，时年 47岁。加缪的意外罹难使法国文坛失支了一位重要的又有争议作家，也为他自己的十余年创作生涯划上了一个仓促的句号。
《鼠疫》分析
《鼠疫》被认为是加缪最有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它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在阿尔及利亚的沿海省城奥兰，发生了一场鼠疫。地方当局宣布关闭城市，禁止居民出人，以防止鼠疫的扩散。在与世隔绝并面临死亡危协的情况下，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表现，最终以医生里厄为首的各种人物联合起来，向鼠疫展开了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