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楚国主持的诸侯盟会。晋国于鲁成公二年（前589）在鞍（今山东济南）大败齐兵。楚见齐败，便由令尹子重率楚、蔡、许之师，大举伐晋之盟国鲁、卫，鲁、卫不敌，向楚求和。是年十一月，令尹子重邀集齐、秦、鲁、宋、卫、郑、陈、蔡、许、曹、邾、薛等国于蜀（今山东泰安西）结盟。这是春秋以来参加国数最多的一次盟会。

弭兵之盟

春秋晋国、楚国平分霸权之盟。春秋后期，晋、楚两国国内矛盾尖锐，皆有停止争霸、弭兵（休兵）之愿。宋国执政华元、向戌倡导诸侯弭兵，晋、楚皆同意。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华元约合晋、楚在宋国西门外相会订盟，约定：晋楚互不交兵，互通聘使，互救灾害，互相援助抗击侵略者。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向戌因与晋赵武、楚屈建皆友善，再次倡议弭兵之盟，得到晋、楚、齐等国响应。是年夏，晋、楚、齐、鲁、卫、陈、郑、蔡、许、曹、邾、滕和宋，又在宋之蒙门（东北门）外相会订盟。盟约规定晋、楚公为霸主，余国分别向晋、楚进纳贡赋。秦、齐和晋、楚为对等大国，不向晋、楚纳贡，也不受贡赋。第二次弭兵之会后，中原诸侯间的战争得以减少。

鄢陵之战

春秋时晋国、楚国之间的战役。晋厉公六年（前575），郑叛晋附楚，并伐宋。晋出兵伐郑，楚共王率兵救之，两军战于鄢陵（今河南）。楚军在晋营前布阵，晋军无法出营，便在营内填井平灶，布阵交战，自晨至暮未分胜负。晋吕錡射中楚共王一目，共王命养由基射杀吕錡，双方休战。当夜，共王召楚帅子反商议战事，子反醉酒不能出见，共王遂乘夜带兵撤走。晋国遂恢复其霸主地位。

田氏代齐

春秋初陈国内乱，公子完惧祸奔齐，齐桓公十四年（前672），齐使为工正，陈完改姓氏为田氏，此为陈（田）氏立于齐之始。齐景公时，田桓子为大夫，以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笼络民心，民归之如流水。天桓子又联合鲍氏，攻灭公族栾氏、高氏，并救济国之贫弱孤寡者，甚得民心，田氏之势日盛。田乞承桓子之业，于齐晏儒子元年（前489），尽逐齐世卿国氏、高氏、弦氏、晏氏为相专齐政。田常执政后，复修田乞之政，民竞相归附。齐简公四年（前481），田常杀齐简公与右相监止，对残留的旧贵族尽行诸戮。齐平公五年（前476）田常割齐地自安平至琅邪为封邑，比平公自领之地为大，齐政皆归田氏。齐康公十四年（前391），田和迁齐康公于海滨，使食一城，以奉其祀。十九年，周天子立田和为齐侯，列于周室。不久，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卒有齐国。

商鞅变法

战国时秦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秦孝公即位后，痛感国势积弱，诸侯卑秦，乃发愤图强，广求贤才。秦孝公六年（前356），任用商鞅主持变法，主要内容为：编造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实行连坐法，告奸者赏，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实行轻罪重罚制；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定秦爵二十级，凡斩敌首一个，赐爵一级；严禁私斗，违者重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和垦荒。生产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焚《诗》、《书》，禁止游宦之民。十二年，又进行第二次变法：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买卖；普遍推行郡县制，在全国设四十一县；迁都咸阳，仿效中原各国国都规模建造宫殿；统一度量衡制，颁布标准度量衡器；按户和人口征收军赋；革除各种陋习，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商鞅先后两次变法，使秦国为战国时最强大的国家，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李悝变法

战国初期魏国实行的一次改革。魏文侯时，任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其主要内容为：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官吏。又制定《法经》，分《盗经》、《贼经》、《囚经》、《捕经》、《杂经》、《具经》六篇，以加强法制。李悝变法增加了魏国的国力，使之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

马陵之战

战国时齐国大败魏国的战役。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次年，齐威王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其兵伐魏救韩，直走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太子申、庞涓率兵十万迎战。孙膑以“减灶诱敌”之计，制造齐军大量逃亡假象，迷惑魏军。魏太子申、庞涓以为齐军怯，率少数精锐轻装兼程追赶。齐军在马陵险要处设伏。待魏军进入包围圈，万弩齐发，大败魏师，虏魏太子申，庞涓自杀。从此魏国霸业衰败。

长平之战

战国后期秦国大败赵国的战役。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秦将白起伐韩，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决断上党通韩都之路。上党郡守冯亭以上党献赵，以联赵抗秦。赵孝成王受地，使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以拒秦。廉颇以秦军攻势正盛，乃筑垒固守，与秦军相持达三年之久。四十七年，赵王中秦相范雎反间计，使赵括代廉颇为将。赵括空言兵法，

无实战经验。既至军，一反廉颇监守战略，率大军盲目出击。秦将百起正面佯装败走，另出二支奇兵袭赵军后路，结果赵军被包围，粮道断绝，只得筑壁监守以待援军。秦王闻赵困，亲至河内，征发民年十五以上者悉至长平，阻绝赵救兵及粮运。赵军困守四十六日，饥饿难忍，竟至杀人为食了。赵括分兵四队，轮番急攻，终难突围，遂亲率精兵搏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四十万人皆降。白起仅释幼、弱者二百四十人归赵，余皆坑杀。长平之战，赵前后所亡四十五万人，主力损失殆尽。秦军亦“死者过半”。

鄢之战

战国时秦国、楚国之间的战役。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昭襄王命白起伐楚，攻鄢（今湖北宜城）。楚调主力拒秦，展开决战。白起攻城不下，遂于鄢城西筑堨，引水灌城。鄢城顿成水泽，楚军民溺死者数十万。鄢、邓等城皆失。次年，秦克郢。楚国势益衰。 窃符救赵

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秦军围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邯郸危在旦夕。赵平原君数请魏安釐王及信陵君出兵救赵。五十年，魏王使将军晋鄙率十万大军往救，畏秦，命鄙留驻于邺（今河北临漳），持两端以观望。信陵君请魏王命晋鄙进军，不听。信陵君遂用侯嬴计，请魏王所宠如姬窃得兵符，携勇士朱亥赴军中用铁锤击杀晋鄙，夺得兵权。旋挑选精兵八万。进击秦军。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赵国遂安。

合纵连横

战国时各国处理军事外交活动的一种方式。“合众弱以攻一强”称“合纵”，“事一强以攻众弱”称“连横”。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大，合纵即指东方六国联合抗秦；连横即秦国拉拢某些弱国进攻他国。由于六国皆欲借外力以利己。故合纵实为松散联盟，抗秦活动不能持久，最终为秦各个击破。一说南北为纵，六国地处南北，故南北联合抗秦谓之合纵；东西为横，六国在东，故东方六国事秦谓之连横。公孙衍、苏秦、张仪、李兑等即当时著名的纵横家。 郑国渠

战国时期观众平原上最早兴建的大型人工灌溉渠道。秦王政元年（前246）采纳韩国水工郑国的建议开凿，故名。主要工程从中山西瓠口（即谷口，又称焦获薮）利用西北向东南逐步倾斜的地形，引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县北，合浊水，利用浊水及石川河水道，再引流东经今富平、蒲城之南，注入洛水。全长三百余里。整个工程又渠首、引水渠、灌溉渠三部分组成，除在中途利用部分天然河流做灌溉渠外，还截取了纵流小河做水源的补充，设计合理。建成后，“灌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相当于今280万亩），皆亩收一钟（即六石五斗）。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唐代郑、白二渠趋于混合，主要发展白渠，郑国渠逐渐湮废。

上计

战国、秦汉时地方官府定期向中央呈报施政情况，作为官吏考课依据的制度。战国时，各地主管官吏将所辖地区赋税、户口、垦田等情况写在木券，呈送中央考核，中央据此进行奖罚，亦为考课官吏的重要制度。汉朝上计制分两级，县（道）令、长将该县户口、垦田、赋税征收、钱谷出入等编为计簿，呈报郡国；再由郡守、国相汇总将副本呈报中央丞相，或由皇帝亲自受计，皇帝据此考察地方官政绩。上计地点一般在京师，如皇帝出巡，则临时指定地点。上计时间通常在岁终之月，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以前，每年九月上计，此后每年十二月上计。东汉时，中央受计名义上由司徒总核，实际上由尚书台主持。每年年终由郡国向京师的上计称为常课，三年一考察治状称为大课。郡国上计使者，两汉也有不同。西汉县（道）上计于郡国，令、长、丞、尉自行；郡国上计于中央，由郡丞、国长史代行。东汉则改派地位较高的掾史，称为“上计吏”。令、长等不自行。

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界自由争论的风气。“百家”一语始见于《庄子·天下》：“百家之学，时

或称而道之。”言“百家”者，泛指其多，非实有其数。《庄子·天下》及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均对“百家”进行分类，汉班固据刘歆《七略》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各派争论政治、思想领域的各种问题，如天道观、认识观、人性论、名实关系、伦理礼法以及各种政治主张。“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又互相影响，“辟犹火水，相灭亦相生”。百家学说中的命题包含着后代许多学说的萌芽形态，成为后代思想家的思想数据和理论形式，并被加以改造和发展。

孔子（前551—前479）

春秋晚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名丘，字仲尼，儒家创始人。先世为宋国贵族，曾祖孔防叔避祸迁鲁。父叔梁纥为武士。少“贫且贱”，及长，曾任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深好学问，相传曾问礼于老子，学琴于师襄。鲁定公九年（前501），五十一岁时任中都宰。十年，鲁、齐夹谷之会时相定公。旋任大司寇。十二年，因政治主张与执政的“三桓”不合，遂离开鲁国，自此周游卫、陈、曹、宋、郑、蔡等国，终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六十八岁时回到鲁国。四十岁前后即聚徒讲学，相传弟子三千，著名者达七十人。曾整理研究《诗》、《书》、《周易》等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宣传“仁”的学说，“仁”包括忠、孝、宽、惠等内容，认为“仁”即“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妥协和亲善。贯彻“仁”时，要以“礼”为依据，故说“克己复礼为仁”。对鬼神采取既不否定也不重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在政治和经济上，要求当政者实行教化和宽惠政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同时要求人民对上也要顺从和易使，反对犯上作乱，提出君、臣、父、子各守名分的主张。在教育上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在教学态度上，有“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和“不耻下问”的思想。在教学方法上，提出“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学习途径；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但鄙视“学稼”、“学圃”，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认为有“生而知之”的人。自汉以后，孔子的学说被改造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其本人也被尊为圣人，对后世影响极大。

老子

春秋楚国苦县人，据《史记》载，姓李，名耳，字聃，道家创始人。秦汉以前文献多称老聃，传说是东周王室管理典籍之史官，孔子曾向其问礼。现存《老子》一书，基本反映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以为万恶皆始于“有为”，欲使社会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反对儒家“仁义”观和墨家“尚贤”说，又否认传统的天命思想和先王、鬼神权威，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为天地万物之本原，是一种生于天地之先，处于万物之外，无形体、无匹敌、无所不在的精神，故亦称为“无”或“虚无”。认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认识到事物之间的依存和转化关系，然最终又主张消解矛盾，复归于“虚静”。对其思想之评价，学术界颇不一致，或谓其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或谓其反映“公社农民”之情绪；或认为其哲学体系属于唯物主义，或认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均承认其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