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重要作品主要有艾青最有代表性的诗集《北方》、邹荻帆的《尘土集》，以及柯仲平的长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等。这时的昆明，在大后方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里，聚集着不少著名的诗人，如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围绕在这些老诗人身边的是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一大批新诗人，形成了一个特殊诗歌氛围。
1940年的主要收获是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和艾青的《旷野》，此外还有臧克家的《淮上吟》和邹荻帆的长诗《木厂》。
1941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中，都是"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诗人最为活跃的时期。1941年7月在桂林创刊的《诗创作》由于有延安诗人的投稿，曾产生过较大影响。10月和11月，由邹荻帆、曾卓、绿原、冀汸等七月派诗人编辑的《诗垦地》丛刊和由艾青主编的《诗刊》先后在大后方的重庆创刊，年轻的现代派诗人徐迟也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最强音》。此外，还有艾青著名的诗歌理论经典《诗论》。
1942年，邹荻帆等人创办的《诗垦地》在重庆的《国民公报》上又开辟了一个副刊，而七月派的许多重要诗人都开始陆续推出自己的诗集，胡风有《为祖国而歌》、阿垅有《无弦琴》、冀汸有《跃动的夜》、绿原有《童话》等。现代诗派最重要的收获则是冯至的《十四行集》和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此外，力扬在这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也曾有较大影响。
1943年前后，桂林几乎成为了诗歌的出产中心，在前一年集中出版了胡风、阿垅、冀汸、绿原和冯至、卞之琳等人的诗集后，这年又推出了艾青的《黎明的通知》、臧克家的《泥土的歌》、鲁藜的《醒来的时候》和田间的旧作《给战斗者》等。在重庆还出版了孙望、常任侠编辑的大型诗选《现代中国诗选》。这年面世的重要诗论还有朱光潜的《诗论》和闻一多的《时代的鼓手》。
1944年的重要收获是冯文炳（废名）的《谈新诗》和李广田的《诗的艺术》两部诗论集，这年出版的主要诗集则有废名、开元的《水边》、路易士的《出发》、力扬的《我底竖琴》、曾卓的《门》，以及臧克家的《十年诗选》等。
1945年的重要收获主要集中在穆旦和何其芳两人身上，穆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而何其芳则出版了代表着他不同风格的两部诗集《预言》和《夜歌》。
1946年出现的两部重要诗集，一是解放区民歌运动的代表作、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一是国统区讽刺诗的代表作、袁水拍以"马凡陀"的笔名创作的《马凡陀的山歌》。此外，还有杜运燮的《诗四十首》、臧克家的《宝贝儿》、任钧的《任钧诗选》、冯雪峰的《灵山歌》等。
1947年在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臧克家与曹辛之等人在上海组成"星群"出版社，并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诗创造》月刊，还出版有《创造诗丛》12种，包括有七月派的苏金伞、九叶派的杭约赫（曹辛之）、唐湜等人的诗集。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穆旦自费出版的代表作《穆旦诗集》、田间的叙事长诗《她也要杀人》、张志民的叙事长诗《死不着》等。此外，还有朱自清的论文集《新诗杂谈》等。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这年也是九叶诗派大丰收的一年，他们相继出版的诗集主要有辛笛的《手掌集》、穆旦的《旗》、陈敬容的《盈盈集》、唐祈的《诗第一册》，出版的诗论和诗论集还有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和唐湜的《诗的新生代》等。此外，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郭沫若的《蜩螗集》、绿原的《又是一个起点》、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续集，以及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等。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前出版的主要诗集，一是九叶派诗人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和郑敏的《诗集（1942-1947）》，一是解放区民歌运动的另一部代表作、阮章竞的叙事长诗《漳河水》。
《新青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时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革运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1918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该刊还广泛译介外国文学。1920年9月，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6年终刊。
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宣扬的是一种反拟古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从不同角度针贬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粗浅的触及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和推行白话文的立场。
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人的文学”：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强调一种“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这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时期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学衡派：得名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月刊，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他们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他们以《学衡》为阵地，打着“学贯中西”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攻击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1933年，《学衡》停刊。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为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制造舆论，维护反动军阀统治，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经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的奋力批驳，甲寅派很快败下阵。至此，白话与文言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
鸳鸯蝴蝶派：始于20C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因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等。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这股文学思潮存在时间较长，到1949年才基本消失。这一流派的出现有社会和文学自身原因，在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期间起过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
新月社：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移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周刊。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纠正了五四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等是新月社的佳作。
语丝社：得名于《语丝》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1930年3月停刊，语丝社随之消散。《语丝》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机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
浅草-沉钟社：1922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创办《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
莽原社：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以创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而得名。《莽原》提倡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向旧势力、旧文明发起攻击。
未名社：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韦素园、台静农等。这是一个着重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团体，有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从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是未名社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乡土文学的成功之作。
湖畔诗社：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的新诗团体，主要代表诗人有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四人。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并因此得名为“湖畔诗人”。他们写作抒情诗，但最有影响的是爱情诗，风格清新、自然、天真、率直，表现了对传统封建世俗大胆反叛的精神，艺术上也较成熟。1923年，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这些诗作很能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被朱自清称为当时“专心致志做情诗”的四个年轻人。
新剧：又称文明戏。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07年，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在欧美、日本话剧运动的影响下，组织话剧团体春柳社，改编演出《黑奴吁天录》等话剧。辛亥革命前后，新剧团体很多，演出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政治戏居多。辛亥革命后，新剧很繁荣，以演家庭伦理戏居多。“五四”前夕，新剧趋向衰落，其原因：一是新剧商品化，迎合小市民趣味，内容庸俗低下，二是新剧都是幕表戏，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分场的故事梗概，由演员上台随意发挥，艺术水平和演技很难提高。“五四”文学革命批判堕落的文明戏，一些戏剧家提出“爱美剧”口号，中国话剧运动由此进入第二个阶段。
爱美剧：中国五四运动后兴起的非职业戏剧运动，简称爱美剧。“爱美剧”系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爱美剧”指业余演剧。1921年1月，汪优游在“五四”新思潮推动下，针对文明戏商业化的弊病，首次提出脱离资本家的束缚、仿西洋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的设想，并与陈大悲等13人成立了民众戏剧社。不久，陈大悲著《爱美的戏剧》，遂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于是爱美的戏剧迅速取代已经没落的文明戏，成为20年代初期中国话剧活动的主流。爱美的戏剧运动以学生为主体，中心在北京、上海。它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上最初的尝试，在批判文明戏的基础上，介绍西方戏剧的学说与方法，对中国话剧进行了革新。因而是文明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从理论上使新的戏剧观念进一步完善、具体化，主张“教化的娱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