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科技主要体现为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智慧特质，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然而，中国古代科技成果为什么真正的科学是以逻辑、范式等作为基础的，它体现为知识的系统性、体系性、理论性，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科学与技术是密不可分的，科学实质上是以普遍性逻辑为基础的技术集成。如从不同力的运动形态研究中所产生的技术发明，都源于共同的力学理论知识。虽然技术门类不同，但都建立在相同或近似的科学逻辑基础之上，技术的属性是相通的。

2，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简略论述科学与技术之关系的演变。
早在史前时期，人类就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产生了技术，但是长期以来，科学和技术并没有什么联系，各自按照自己的逻辑分道扬镳。现代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它与科学的密切结合。在古代，科学知识专属于贵族哲学家，而技术则由制造工匠掌握，二者有截然分明的高低贵贱之分。中世纪，商业蓬勃兴旺，社会交换日益活跃，哲学家传统和工匠传统开始缓慢接近。特别是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科学以独立的社会建制和知识体系出现在社会舞台，加上随后的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促使科学和技术逐渐接触。可是，真正以科学作为基础的现代技术，直到19世纪后期才崭露头角，化学合成技术和电气技术是其典型的代表。现代技术完全可以说是科学的副产品或衍生物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现代技术由于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加之科学向技术转化的周期缩短，其进步如虎添翼、突飞猛进。它在规模上相当庞大，在门类上相当齐全，在分工上相当专门，在水准上相当精密，在力量上相当强劲。它给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推动社会迅猛向前发展，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三、阅读下面的一段话，写下你对这段话的理解。（30分）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是否应该算作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现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方面有人指出，他对于科学的发展没有做出任何积极的贡献，无论他或别人用他推荐的科研方法都从未获致成功，而且他对其他一些研究者的实际功绩毫无所知。而另一方面，他的拥护者却坚持，由于他关于科学和科学的社会重要性的思想，特别是他表达自己思想的卓越方法，使得他对人类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虽然培根自己却不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是科学的指路人。培根正确地指出热是一种运动形式──一个重要的科学学说，但是在天文学上他却拒绝接受哥白尼的学说。不过人们应该记住培根不是要提出一套完整、正确的科学定律，而是要提出一个应该学什么的概说。他的科学猜想意在作为进一步探讨的起点而不是作为终极的结论。
根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鸣锣开道者。他最早表达了近代科学观，阐述了科学的目的、性质，发展科学的正确途径，首次总结出科学实验的经验方法－－归纳法，对近代科学发展起到指导作用。培根是除旧立新的思想革新者，他对经院哲学的科学观和传统逻辑思维方式的批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四、关于我国科学技术界的院士制度，近年各界议论纷纭，颇多嗤议，谈谈你对我国院士制度和院士的认识（答题控制在500-1000字）。下面的材料仅供参考。（30分）
 
  中国现代最早的国家级科学院——“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由国民政府建立，蔡元培出任第一任院长。20年后，中央研究院经过评议和选举，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共81名院士。
 
  中国科学院筹建学部，历时一年于1955年6月成立，聘定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大致相当于前中央研究院院士）233名。
 
  1990年11月，国务院决定从第二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增选学部委员工作。次年，中国科学院选举出了210名学部委员，至1991年中科院学部委员总数为528人。
 
  1993年10月，国务院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程院。次年中国科学院第七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每届增选不超过60名。
 
  到2003年1月，中国两院共有院士1332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总数为71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为234人。
 
  到2002年为止，中国的三大科技奖之一的中国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五年空缺。
 
  2001年，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的科技论文总数达64526篇，比2000年增长了29.9%；占世界论文总数1472280篇的4.4%，所占份额提高了0.8个百分点。
 
  我国的发明专利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批准量主要来自外国，我国每年的发明专利量据了解只相当于美国的1/40、韩国的1/4.
 
  目前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总数高居世界各国榜首，但其中世界知名者屈指可数。有人认为，中国院士的总体水平恐怕连美国二、三流大学教授的平均水平都不如。


我国院士数量的急剧增长，大大超过了同期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增长。这就必然导致我国院士的平均资格要求大大低于美、英、日等国的院士水平，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常常不在同一层次。有的院士说我国院士的水平多数不过美国二流大学的副教授水平，此话虽然尖刻不中听，却也不全是激愤偏颇之语。正是因为院士名额过多，一些学术水平并不特别优秀者还是当选了。使我国院士的学术资格相对较低，名额也过多。这是我国院士制的“先天”缺陷”。以此为基础，过快地扩张院士名额，又使这一问题更形突出。
降低院士标准的恶果之一，是毒化学术气氛，滋长学术腐败。由于院士资格降低，滥发头衔，名实不符，真伪难辨，院士就成为可以用学术之外的手段谋取的称号；而隐身在中国院士头衔背后的过多附加值，以及部门、学科、行业、地区、单位的种种利益，使得院士增选中丑闻不断。
降低院士标准的更严重后果，是使我国科技界长期游离于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之外。我们不否认两院院士是我国科技界的精英，但放在国际科技先进水平上度量，有些院士就相形见绌了。科学技术是最国际化的事业，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超越地域和国界，要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发展，就必须早日实现科学技术的国际接轨。院士阶层作为科技界的顶层代表，多数居于科技界的重要学术和行政岗位，应尽量向国际标准看齐。如果连院士的水平尚不能与国际水平看齐，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必然是低水平重复而停滞不前，创新、赶超和跨越都只能是空谈。长此下去，“科教兴国”国策必然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