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一、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

　　(一)内容

　　西周所处的历史背景已不同于商，西周统治者在继续继承“君权神授”思想的同时，又对这一理论进行重大修改和补充，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

　　1.背景：为谋求长治久安，继承了夏商以来的神权政治学说；同时，为了修补神权政治学说中的缺漏，确定周王朝新的统治策略，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

　　2.“天”涵义与“以德配天”：这里的天仍是夏商以来一直尊奉的“上天”，但周初统治者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

　　3.“德”的要求：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祖，保民。具体要求：统治者要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

　　4.“明德慎罚”： 在这种“以德配天”基本政治观之下，周初统治者具体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主张。

　　(1)要求：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用严刑峻罚来迫使臣民服从。

　　(2)具体要求：“实施德教，用刑宽缓”。其中：“实施德教”是前提，是第一位的。

　　(3)“德教”的具体内容就是“礼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的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

　　(二)影响

　　1.代表了西周初期统治的基本政治和基本的治国方针；

　　2.解决了为什么商汤可以伐桀、武王可以代商的理论问题，为西周社会的发展确定了基本的方向；

　　3.这种法律思想的形成，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在政治上已趋成熟；

　　4.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把道德教化即“礼治”与刑罚镇压相结合，形成了西周时期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和“礼”、“刑”结合的宏观法制特色；

　　5.使这一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理论中，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理想的原则与标本。汉代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从而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先秦法制的主要内容

　　(一)出礼入刑

　　1. 礼的内容与性质

　　(1)礼的概念：指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

　　(2)礼的起源：原始社会祭祀鬼神时所举行的仪式；

　　(3)礼的发展：商、周两朝在前代礼制的基础上，都有所补充和发展。尤其周朝，礼制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调整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4)礼的含义：

　　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则。可归纳为“亲亲”与“尊尊”两个方面。“亲亲”即要求在家族范围内，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而且“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都应恪守名分。而且“尊尊君为首”，一切臣民都应以君主为中心。在“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下，又形成了“忠”、“孝”、“义”等具体精神规范。

　　二是具体的礼仪形式。西周时期主要有五个方面，通称“五礼”：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行兵仗之礼)、宾礼(迎宾待客之礼)、嘉礼(冠婚之礼)。

　　(5)礼的法律性质：西周时期的礼已具备法的性质。因为：

　　第一，周礼完全具有法的三个基本特性，即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

　　第二，周礼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实际的调整作用。

　　2.“礼”与“刑”的关系

　　(1)“出礼入刑”的关系：西周时期“刑”多指刑法和刑罚。“礼”正面、积极规范人们的言行，而“刑”则对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处罚。二者的联系在于，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凡是礼所不容的，就是刑所禁止的；凡是合于礼的，也必然是刑所不禁的。二者的区别在于，首先，礼是积极的正面规范，刑则是消极的制裁，礼是事先的预防，刑是事后的惩罚，刑的运用以礼为准则，礼约束靠刑来保证。其次，礼与刑二者之间不是并列的，礼是纲，刑是目，礼是中心是灵魂，指导刑的具体运用，是定罪量刑的原则和依据，而刑则是辅助手段，体现礼的精神，受礼的制约，是保证礼实施的国家强制力。其关系正如《汉书·陈宠传》所说“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二者共同构成西周法律的完整体系。

　　(2)“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原则：在礼刑关系上有一句重要名言，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原则，它强调平民百姓与贵族的不平等，强调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礼不下庶人”并不是说礼对庶人没有约束力，只是强调等级差别，天子有天子的礼，诸侯有诸侯的礼，不能僭越，禁止任何越礼的行为；“刑不上大夫”也不是说贵族犯罪一律不加惩罚，只是强调贵族官僚在适用刑罚上的特权，如“肉刑不上大夫，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等等。在实际生活中，官僚贵族犯重罪同样要加以惩罚，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者，更是严加惩处。

　　(二)契约与婚姻继承法律

　　1.西周的契约法规

　　(1)买卖契约。西周的买卖契约称为“质剂”。这种契约写在简牍上，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

　　理解：“质”、“剂”有别——“质”，是买卖奴隶、牛马所使用的较长的契券；“剂”，是买卖兵器，珍异等小件物品使用的较短契券；“质”、“剂”由官府制作，并由“质人”专门管理。

　　(2)借贷契约。西周的借贷契约称为“傅别”，是为了保证债的履行，要求当事人订立的契约。

　　理解：“傅”，是把债的标的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写在契券上；“别”，是在简札中间写字，然后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札上的字为半文。

　　2.婚姻制度

　　(1)婚姻缔结的三大原则：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凡不合此三者的婚姻即属非礼非法。

　　第一，一夫一妻制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要求。虽然古代男子可以有妾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只能是一个。也就是说只有一夫一妻才是合法的婚姻，只有正妻所生子女为嫡系，其他皆为庶出，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比较低的地位。

　　第二，“同姓不婚”也是缔结婚姻的一个前提。西周实行同姓不婚原则，主要基于两点：首先，长期的经验证明“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同姓男女为婚会影响整个民族的发展。其次，禁止同姓为婚，多与异姓通婚，是为了“附远厚别”，即通过联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家天下与宗法制度。

　　第三，“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是西周时期婚姻制度的又一原则。在宗法制下，必然要求由父母家长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通过媒人的中介来完成。否则即是非礼非法，称为“淫奔”，不为宗族和社会所承认。

　　(2)婚姻“六礼”。西周时期“六礼”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六礼”程序来完成。“六礼”的内容是：

　　纳采：男家请媒人向女方提亲；

　　问名：女方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等，并卜于祖庙以定凶吉；

　　纳吉：卜得吉兆后即与女家定婚；

　　纳征：男方送聘礼至女家，故又称纳币；

　　请期：男方携礼至女家商定婚期；

　　亲迎：婚期之日男方迎娶女子至家——婚姻最终成立。

　　(3)婚姻关系的解除。西周时期解除婚姻的制度，称为“七出”。所谓“七出”，又称“七去”，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的，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原因：不顺父母(公婆)是“逆德”，无子是绝嗣不孝，淫是乱族，妒是乱家，有恶疾不能共祭祖先，口多言会离间亲属，盗窃则是反义。故为人妻者若有此七项之一，夫家即可休弃之。

　　但按照周代的礼制，女子若有“三不去”的理由，夫家即不能离异休弃。“三不去”即是：有所娶而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第一，“有所娶而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可依，但休妻时已无本家亲人可靠，若此时休妻则置女子于无家可归之地，故不能休妻。

　　第二，“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过三年孝，如此已尽子媳之道，不能休妻。

　　第三，“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妻时贫贱，但以后变得富裕。按礼制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休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

　　总之，“七出”、“三不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夫权专制的典型反映。西周婚姻立法的原则和制度多为后世法律所继承和采用，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